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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舒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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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10月28日 14: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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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羽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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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看来，胡舒立的故事无论如何都像一部传奇。与共和国相差无几的年龄，个人经历无处不隐约闪现国家命运的印记。
“胡舒立是最早觉醒的一批人，”一位采访过她的周报主编谈起胡舒立印象时对我说，“进入新闻行业后，尽管走过弯路，但她始终能够把握住时代的潮流，并自觉地用职业记者的独立思考和专业主义精神参与和影响着时代的变革。”
使用任何搜索引擎检索，有关胡舒立的文章都达数千条。不过，与其他名人明显不同，她的个人访谈和照片非常稀少，以致于许多跟随她的传说更像是一次次试图向她靠近的努力，虽能感到气息灵动，但却难以洞察本质。
“原因很简单，”胡舒立对《中国经济时报》说，“我自己是新闻人啊，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可以报道的。”
北京朝外大街泛利大厦10层，偌大的平面上几十张电脑桌被不高的隔离板划分成不同区域，这是《财经》杂志和《财经时报》的办公区。埋首工作的人中有金发碧眼的外籍人士，《财经》杂志的实习研究人员。
大平面周边并列几个房间，胡舒立的办公室就在其中。这是10月22日，一个晴朗的下午，窗户外阳光明媚。
“在自己喜欢的媒体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中国经济时报：古人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你39岁离开《工人日报》，45岁创办《财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可以说是在不惑之年开始立业。这对一个通常意义上的中年人来说，是不是种冒险？是怎样的机缘给了你勇气？
胡舒立：这有什么冒险的？我也不能干别的事情，无论是去《中华工商时报》，还是创办《财经》，都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做，只好来做这件事。我没有机会成本，所以，不需要什么勇气。
我这个人是比较保守的。如果说我在一个地方做，觉得做得很好，一般就“不动”，我一般都会倾向忠于自己服务的单位。
中国经济时报：但在外人看来，你那时在《工商时报》做得很好啊，像对汪辜会谈的采访、一系列经济事件和改革政策的报道评论、“金融家采访记”专栏等的影响都很大，也为你赢得了“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的美誉。是不是本来做得很好，但又有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胡舒立：我自己觉得不够好。另外，还要看报纸本身是否处于上升阶段。
中国经济时报：人到中年后，多数记者或走上领导岗位做媒体管理工作，或转而从事一些相对稳定的工作，少有西方职业记者那样的“常青树”。不因为年龄的关系束缚自己的职业生涯，作为一名记者，你觉得应该拥有什么样的自我期许？
胡舒立：我就不太在乎当什么。比如说，在一个媒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或者是当上总编辑就好，做普通记者就不好，我对职位没有想法。我就是想在一个自己喜欢的媒体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中国经济时报：你喜欢的媒体是什么样呢？
胡舒立：第一，写的文章可以发表，这是记者普遍的想法；第二，这个媒体是比较富裕的，这个富裕主要是指，报社要有足够的编辑部预算，支持我去现场采访，使我不需要让被采访对象出钱才能采访。第三，这个媒体从整体来讲，具备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和高水平报道，因此可以令我感到自豪，愿意为之奉献。我出来创办《财经》，很大程度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和朋友们一起办个我们喜欢的媒体。
中国经济时报：《财经》的编辑费用是否比较宽裕？
胡舒立：那当然。所有我们的采访计划，都是可实现的。
中国经济时报：费用的预算是固定的吗？
胡舒立：不仅是固定，而且充裕，标准比较高。因为新闻必须有现场，而现场采访的前提就是编辑部费用充裕。我觉得，个人的工资不是最重要的，但是，编辑部费用充裕，要表现在所有编辑记者的工资水平高于行业一般水平，以致于你可以稳定这支队伍；同时记者可以去任何有必要去的地方出差，足够的采访费用使你在竞争中永远有比别人更优越的机会。
中国经济时报：你对职业记者怎么看？
胡舒立：我觉得当记者挺好啊。但就是要在你喜欢的媒体，发表你喜欢的文章，并且有充足的采访费用。在美国，很多总编辑退下来后改当专栏作家，我们称之为“能上能下”，其实这不是简单的“能上能下”问题。专栏作家每周只写一篇文章，没有压力，有不低于原先总编辑的工资，有高标准的旅行预算。为“官”而不以官为“本位”，关键还是媒体提供不同的岗位，不同类型的施展才能的机会。
“经济不仅是新闻题材和报道对象，而且是一种分析方法。‘到位’是《财经》的一个基本标准”
中国经济时报：创刊至今，《财经》的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胡舒立：我自己没有总结过，只是觉得《财经》发展挺艰难的，每天都是一个阶段。创刊之初，感受到的竞争不是很激烈，现在的竞争比较激烈。
中国经济时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竞争加剧的感觉？
胡舒立：没有明显的时点。或许与互联网的发展有关，传输及时和方便阅读有利于媒体的资讯获得。当然，互联网的海量信息也有助于我们写出更高质量的报道。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什么是高质量的财经报道？
胡舒立：财经报道应该做到对中国经济转型有比较如实的描述和记录，《财经》力图不简单化，对复杂事物有清晰描述和准确记录。
中国经济时报：许多人认为，《财经》的强项是“敏感到位的经济政策分析＋揭黑报道”，从创刊号的“琼民源”到后来的“君安震荡”、“基金黑幕”、“银广夏”、“庄家吕梁”、“亿安科技”“蓝田”“德隆”等，揭黑报道似乎一直是《财经》最有威慑力的“重磅炸弹”。在编辑方针上，《财经》对宏观经济政策变革、事件或人物报道如何定位？
胡舒立：我们自己不这样分类。我们主要分成这样几种，一是调查性报道，对某一事件进行调查，然后把事实真相说清楚，通过案例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比如，我们最近的封面故事《珠光讼案》，调查前后持续了三、四个月，文章成熟后等待时机刊登。调查性报道可能包括你说的批评性报道。二是事件性报道，即当新闻事件发生后，立即做出反应，但时间比较短，不是研究完整的案例，而是记叙和分析正在发生的事件，分析背景、深层原因和未来走向。比如，前段时间我们发表的《逐鹿广发证券》。三是对大的政策变局进行前瞻性报道分析，比如，我们10月初做的《乡权之变》，讲述随着税费改革的深化和农业税的取消，农村基层政权将会发生的变化，政策性比较强，属于趋势性报道。此外还有人物专访，必须是非常权威的人物，正式接受《财经》专访，而且必须谈得很有份量，这也是我们的重头报道。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注意到，除经济事件和财经人物外，政治、法治、社会、人文的非财经类命题也会成为《财经》的着眼点。比如，刊登《乡权之变》的那期杂志就有《中国精兵之路》；刊登《珠光讼案》的那期则有《黑龙江省高层“换血”》，分量都不小。《财经》如何把握重心？
胡舒立：《财经》基本还是关注经济问题。经济不仅是一种新闻题材和报道对象，而且是一种分析方法。
中国经济时报：《财经》的文章不但展示了专业水准和锋芒，而且，“独立、独到、独家”的办刊方针为杂志赢得了尊严。在你看来，《财经》成功的秘诀或者因素是什么？
胡舒立：没有什么秘诀啊。成功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容，确实建立了权威性，形成了影响力，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标准；二是经营，就是建立了品牌，有了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想从这两个方面讲，《财经》可能可以算是初步成功了，但是未来路还长，挑战还很多；而且，成功本身，偶然因素是非常大的。其实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成功本身都是有偶然性的，而且一定是不断摸索、不断反省、步步为营的过程。我看网上有些分析文章，把《财经》的“精心运作”，写得挺神乎其神的，我看了都很惊奇。
中国经济时报：《基金黑幕》后你曾写过一篇评论《批评权、知情权和新基金使命》，认为媒体的批评权、公众的知情权远远大于利益集团自赋的或他赋的历史使命。现在，媒体面临诉讼官司的现象很多，《财经》亦未幸免，从世纪星源到海南凯利，媒体的话语权、报道权受到了挑战。
胡舒立：有些官司已经判了，我们输了。有的还在进行中。我觉得，我们输掉的几起官司，确实让人觉得不服气，显示了法律在维持媒体监督权方面的缺失，令人感到遗憾，但中国的媒体批评报道出现纠纷，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本身也包含着进步。而且，纵然是不应当输的案子，输了，教训也非常深刻，现在已经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些失败的案例，仍然会成为中国法治建设道路上一块被辗碎的铺路石。
“成功的媒体应该有这样的发展逻辑：投入是充分的，内容是有质量的，经营是有效率的，稳定发展是可以预期的”
中国经济时报：话语权来自两方面，自身是否专业和环境是否允许。对媒体而言，去年SARS期间几乎出现了集体失语，有时却相反，出现话语权“滥用”现象。在商业利益、市场压力和舆论环境下，媒体往往会放弃一些原则。
胡舒立：新闻业作为一个行业，新闻人作为一个群体，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和能力去应对所谓的压力。每一项工作都有由于承担的社会角色所赋予的压力。记者和警察、法官、医生一样都会面对压力。但是，新闻工作是社会良心的守护者，是小心社会撞上冰山的了望者，没有什么借口不去做得好一点，更不能以压力为借口放弃原则。
中国经济时报：在各种现实力量的重重挤压下，我们还是看到了不少不得不妥协的事例，特别让人感触的，就包括来自市场方向的压力。《财经》怎么能做到保持独立性，不屈从于商业利益呢？
胡舒立：独立性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现实可能。我认为新闻人要有理想和独立意识，但其从业的媒体，也一定要有比较充分的投入，然后，追求经营的成功。《财经》的成功并不只是编辑部努力的结果，尤其不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当然编辑部做出比较有质量的内容，以便于经营部门更好地经营。但如果媒体不能实现财务上的成功，就很难保持独立性。
我想，成功的媒体应该有这样的发展逻辑：投入是充分的，内容是有质量的，经营是有效率的，稳定发展是可以预期的。经营成功，必须是明确目标。现在有些媒体恰恰相反：投入是不充分的，经营是低效率的，发展有明显的不稳定性。那为什么还能维持运转呢？因为靠不断的短线的行为。比如，通常被称为“扎钱”的行为，且不说“扎”这个动作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扎钱”的最大缺点是不可能维持媒体的长线运转，以致于不得不放弃很多原则。这实际上是两种模式的区别，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办媒体，还是仅仅凭愿望、或者垄断优势办媒体。
中国经济时报：这种投入充分、经营高效的商业模型显然适用于新兴媒体的搭建与实践，传统媒体要完成转型并不容易。
胡舒立：按照当前的改革趋势，我觉得传统媒体的机会是非常大的。另外，媒体市场肯定还是会进一步整合，而市场经济是必由之路。
“没有想到新闻有可能如此深入地参与中国的社会变迁，并且自身得到如此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有报道说，你对别人称自己“天生是记者”颇不以为然，认为“我所追求的深刻是肤浅的新闻无法给予的”，是这样吗？
胡舒立：这些报道，第一我不记得，第二没有“颇不以为然”。我经历的年代跟你们不一样。1982年我大学毕业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文革期间，新闻业威望空前低落。文革结束后，对新闻的定义、新闻工作的社会功能都是有争议的。所以我自己不是很想当记者，但我被迫选择了当记者，因为我是新闻系毕业的，除了新闻，别的工作我也没有本事做呀。
大的社会动荡过后，年轻人一般会倾向于远离社会动荡，在书斋里做学问。1978年我上大学的时候，不会想到20年后的中国是这个样子，也没有想到新闻有可能如此深入地参与中国的社会变迁，并且自身得到如此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可否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近10年来中国新闻业的发展情况？
胡舒立：1992年以后，我到《中华工商时报》当海外部主任，直至1998年创办《财经》杂志。我觉得这段时间内，中国经济新闻的报道内容和题材内涵在不断扩大，从早期关于改革政策的报道到企业报道，到90年代后期，显著地增加了资本市场和银行业的新闻，这些过去被认为难度比较大、专业性比较强的内容，越来越成为大众媒体的需要，而且在读者中有强烈需求。同时，这些有关银行业和证券市场的新闻报道也有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改革，成为增加市场透明度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在这里，资本市场的发展是具有关键意义的。
中国经济时报：10年前，你去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一年。这次学习和1987年受世界新闻研究所World Press Institute 邀请赴美进行的半年旅行采访，给你的职业生涯、新闻理念带来了什么影响？可以说是你事业或人生的转折点吗？
胡舒立：这两次去美国，对我业务水平的提高、对职业生涯的认知和理解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但很难说哪一个是转折点，因为我觉得自己一直是这样。
中国经济时报：一直怎样？
胡舒立：我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比较一以贯之的，需要每天不断地通过在国内外的学习和实践，予以丰富和提高，而且，经常是在探索之中。我不认为某一次在国外的经验会成为一个多么决定性的经验。
中国经济时报：也就是说，这种转折不是在某一时点上完成的﹖
胡舒立：对，不是在一刹那间戏剧般地完成。
中国经济时报：那么，你在《工人日报》和《中华工商时报》以及国外进修的经历，为日后创办《财经》杂志做了哪些积累？
胡舒立：在《工人日报》主要是做日报，还有严谨性锻炼；后来的《中华工商时报》，是一个市场化的媒体，对创造性有很高要求。在报纸工作时，我的职业经验比较全面，在编辑部工作过，也当过驻站记者；做过国内新闻也做过国际新闻；做过政治报道也做过经济报道，跨度比较大。另外，《工人日报》的综合性媒体特征和《中华工商时报》专业型媒体的特征差别也比较大。我的媒体经验不是很专，但应该说是比较全。
“在一个好媒体当一辈子记者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中国经济时报：对你来说，现在这种严格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做新闻的过程是享受还是苦痛？
胡舒立：《财经》是比较辛苦了，比以前的工作量是要大一些，我也已经习惯了。因为原先总是有借口：我即使写成这个样子也不一定能登啊，或者你没有条件写，比如说，想去采访却不能去。但是，当你把一切条件都创造出来以后，你就发现，想把稿子写得更好，心里原有的那个标准也提升了。这种辛苦，当然也是心甘情愿的。
中国经济时报：你一天要工作多久？
胡舒立：看前期还是后期。一般都在十几个小时。
中国经济时报：从1999年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设立《财经》奖学金，到与徐泓教授合作创办北大财经新闻研究中心、与英国《金融时报》共同开发财经新闻国际培训项目，最近几年，你对财经记者的教育培训倾注了许多心血，最初的动议、设想是什么？
胡舒立：就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嘛，为新闻业整体做些事。做了一家媒体，有一点富余精力也不可能再做另一家媒体，就搞一点培训。
中国经济时报：在国外媒体，记者在职教育的情形怎么样？
胡舒立：西方新闻界特别重视记者在职教育。工作一段时间后，参加一次短中期的培训，再上一个台阶。我们当时办《财经》杂志奖学金班，就是受了这种启发。
中国经济时报：《财经》杂志有没有记者的教育培训计划？
胡舒立：《财经》的记者培训是很有计划的。前年开始，我们每年都安排国内或国外培训。今年，仅仅去国外接受四周以上、一年以内的短中长期培训的编辑、记者共有6个人，还不包括在国内在职读学位、上培训班的。对年轻人来讲，成长机会和空间是第一位的。
中国经济时报：你不怕记者经过培训后会跳槽？
胡舒立：我们明显地发现，员工经过培训以后，就更愿意留在《财经》了，这是一个正循环。《财经》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基地，他们经过学习，更容易认识到实践基地的宝贵。在一个好媒体当一辈子记者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学得多了，见得多了，这个道理就更清楚了。
胡舒立谈起话来反应机敏，语速极快，爽朗的京腔抑扬顿挫。坐在暗红色的沙发里，她不时前后移动身躯，以便在一个小时的采访时间里寻找一个舒服点的姿势。透过浅茶色镜片，她的双眼闪动着机警和睿智，也透出和蔼友善。
采访很不容易。对所有涉及坎坷经历和家世背景的问题，她都一再固执地以自己特有的强势语言改变了指向，轻描淡写间，省略了为众人乐道的传说：“这有什么好说的啊，下一个问题。”
“胡舒立是什么样的人？”对这一问题，不同的人拿出的答案恐怕会千奇百怪。一小时的采访和此前的片段接触不可能让我读懂她的传奇，但她率性的答问多少仍有助于我们理解她的作为。
比如，她的勤奋刻苦和坚忍不拔。外界有许多关于《财经》获得新闻线索和独家采访权优势的传闻。一般认为，是胡舒立早年间建立并逐步加深的与上层人物的“铁杆交情”。
“重要新闻线索都是舒立一点点采访和积累出来的，”杨大明告诉《中国经济时报》。杨大明是胡舒立的大学同班同学，两人是自《中华工商时报》至创办《财经》十几年的同事，今年10月8日，刚辞去《财经时报》总编辑一职，重回《财经》的杨大明现为该杂志联席主编。
“天道酬勤，”杨大明说，“一次两次三次许多次高质量的采访写作后，许多人逐渐成为重要的新闻资源，这些人脉关系在《财经》内部进一步整合后又做到了资源共享。”
至今，杨大明还清楚记得在《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1月2日改日报的第一期版面上，胡舒立发表的占1/3版篇幅的评论——“改革没有浪漫曲”。杨说：“这篇文章社会影响非常大，也成为她在中国财经新闻界产生重大影响力的标志。后来才知道，她写这篇文章用了整整半年，也恰恰是那段时间，她开始对中国经济学界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年是场冒险，回顾我们的访问，胡舒立虽然不愿谈得太多，但平实的话语中，仍不能完全掩饰同龄人身上罕见的果敢与坚毅。
再如，新闻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和职业精神。什么是新闻的专业主义？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看来，新闻专业主义是西方新闻学中的重要概念，核心是新闻报道的客观性(objectivity)，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目标是服务于全体公众，而不是某一利益团体，在具有商业和政治双重性质的机构中，强调自己是公共利益的保卫者，以此获得公众信任。
展江分析，新闻专业主义有两个主要特征——中立的把关人和客观的反映者。“也就是说，在商业社会环境中，媒体可以是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市场的，用专业的价值观和力量加强新闻工作者对自我职业形象(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的心理需求，将专业的规定内化为自我约束，成为新闻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
“这是舒立非常突出的理念，”展江对《中国经济时报》说，“她是新闻专业主义的领悟者和实践者，不是阐发者，新闻专业主义不仅使她渐趋理性，也为《财经》赢得威望。”
又如，对《财经》的关注范围。“最重要的是《财经》本身的定位，实际上，自1994年至今这10年，她基本以财经新闻为主要关注领域，但又不拘泥于此，而是更加关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如法制建设、体制改革、舆论监督等，像03年的SARS报道做起来就很得心应手。”杨大明说。
这就是胡舒立。自诩“在一个好媒体当一辈子记者是件很幸福的事情”；每期杂志出刊前，要开两次编前会，最后两天和所有相关记者编辑通宵达旦等待杂志发排；重要文章都一字一句推敲修改，无数个夜与晨的交替，都是一边改稿一边看着东方的窗子慢慢变白变亮；亲自撰写《财经》的每一篇社评，以“财经观察”专栏引人关注；每次拿到新出版的杂志时欣喜之情均溢于言表，对漂亮的美术设计惊叹不已；性情率真不懂掩饰，也留意倾听大家的声音和想法；看似果敢的决策前一定经过广泛征求意见的过程，看似粗枝大叶却细心到在同事生日、相邻媒体创刊纪念或节假日到来前请秘书准备蛋糕、花篮和冷餐会……
看着自己带过的年轻编辑记者的逐渐成熟，私底下，胡舒立曾悄悄对朋友说，“我最乐意的事就是写稿子。等终于有一天可以把《财经》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们，我就做《财经》的首席记者，真正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老子的话放在这里竟如此贴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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