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业大学招生办主任党杰从事高等教育有１６年，亲身经历了１０年来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张和收费制度的变革。日前，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中国经济时报：１０年来，您感觉高等教育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党杰：学费越来越高了。我是１９８８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那时不交学费，每月国家还补贴１９元５毛，自己也就花个３０元。现在我们学校的学费每年是５０００元。当然，那时的物价水平和现在也不同。我毕业时每月工资是８０元，现在每月有三、四千。
中国经济时报：１０年来招生工作有哪些变化呢？
党杰：首先是招生规模变化很大。１０年前全国不到１００万，现在已经是４００万了。
其次，招生的形式由原来的现场招生变成了网上招生。
三是生源上的变化。当时考大学应届高中生只占其中一部分，其余的有很多具有中专学历或者是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往届学生。现在基本上都是应届生了。１０年前，读中专或技校都是不错的选择。读中专也给转户口，也是跳农门的捷径之一。
四是学校也开始通过网络、媒体、电视、报纸宣传自己，到各地去吸引生源。我们的招生宣传资料直接深入到县一级高中。凡是招生超过２０名以上的省我们都会去宣传，主要是为了争取生源和保持一定的报考总数，以便能在考生中间“优中选优”。我们还参加国际教育展，吸引外国的学生来读书。
中国经济时报：有人说“有多少学子受扩招之惠，现在就有多少学子受就业之苦”，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党杰：事实上，扩招和就业难没有必然联系。这部分人即使当时没有读大学，也要就业。现在提高了这部分人的素质，其实是更利于他去就业。其实扩招是个全民素质的提高的过程，它使得全民素质从过去的高中平移到了大学。扩招使得我国劳动力的素质提高了，成本却比西方国家低很多，在国际人力资源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强了。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投资教育短期内是看不到效果的，大量的资金投进去，仿佛是“泥牛入海”，有明显的“后滞效应”。扩招的成效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可以看得更清楚。
要分析就业难，先要知道所说的“就业难”是个什么概念。我个人认为就业在这里指的是签约的概念。我们现行的统计方法有一些欠缺，事实上每年的毕业生都存在“隐性就业”的现象。就是说，大学生有工作但他没有签约，他也有收入，生存不成问题。这部分人在统计就业的时候就被漏掉了。如果今年毕业３００万学生，只有１１０万工作岗位，那么就需要国家投资了，进行宏观决策，引导就业。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才能真实的统计出大学生的就业率呢？
党杰：其实很简单，要求大学生毕业后半年或者一年到有关部门登记失业情况，完全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来源的才算是失业。在国外，擦皮鞋也算是就业呢。只要他能养活自己，就不能算是失业。我们现在的统计方法，把很多“滞留学生”也统计在失业之中，显然把就业难夸大了。
中国经济时报：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滞留学生”的出现呢？
党杰：由于学生个人的种种原因，比如，部委院校学生毕业二年中，户口可以留在学校所在城市，首都的一些高校学生出于这一原因，也就不愿意到其他地区找工作。还有就是一些考研的同学，他们也是出于自己的考虑不去工作，而不是失业了。
中国经济时报：很多就业指导老师鼓励学生放低姿态，去中小企业或者中西部发展，操作上是否有难度？
党杰：确实有难度。虽然说现在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倾斜中西部，也号召大学生投身于中西部。可是他们这代人还是更希望留在大城市中发展。这和地区经济发展有关，毕竟西部机会少，信息也封闭，现在的大学生都更看重个人发展空间。
中国经济时报：扩招对北京工业大学有何影响？
党杰：扩招对学校来讲是发展的机会。学生增加了，学校经费也增加了盘子做大了。１９９０年代我们学校总规模是４０００－５０００人，１９９９年扩招后，现在本专科和研究生共１６０００多。不光是本科生扩招了，研究生、博士生都在扩招。１９９０年代，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博士点，６个硕士点，２５个专业。１９９８年我们进入了国家２１１工程，学科建设经费给了２个亿，学校教学条件和环境都得到了极大改善。现在我们学校有９个博士后流动站，６个一级学科博士点，２６个二级学科博士点，５５个硕士点，共３８个专业。
另一方面，学校的空间是固定的，学生多了，学校的硬件和软件条件短期内都跟不上，就会出现学生住宿条件变差、学生食堂拥挤等相关问题。但这些只是暂时的，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都会得到完善的。
中国经济时报：扩招的主力是哪类院校？
党杰：扩招的主力是公办的二类院校。名牌大学扩招的力度不大，毕竟它们是国家最好的大学，要有一个门槛。
我们学校的二级学院起步很早，在１９９４年的时候，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时候，我们学校就成立了这个实验学院，它是单独的一个小学校。二级学院对于民办高校是个很大的冲击，因为二级学院的优势显而易见：一是它依托于原有高校，资源丰富，知名度和信誉度都很好。现在很多二级院校招生降分，事实上是把民办高校的一部分生源挖走了。所以说民办高校现状不容乐观。
中国经济时报：您对国内纷纷建设大学城怎么看？
党杰：我曾经去国外考察过，国外的大学城不是建成的，而是自发形成的，它依托的是原有的大学及其资源。西方的大学是没有院墙的，周边开放式的生活社区。要把几个大学集中起来盖一个大学城，这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一个好的图书馆往往需要上百年的时间的积累。你没有图书，学生的学习和学术研究都会受影响。又怎么办？我认为大学规模上的扩张应该有个度，比如说一个大学能容纳１５万人，我可以逐步向国家申请资源和资金，就保持在这个度之内，而不是盲目去建筑大学城。
中国经济时报：请您谈谈对教育产业化的看法。
党杰：和其他产业不一样，在任何国家教育都是由政府主要负担的。在我国，教育仍然是一种稀缺资源，它的主要作用还是公益性的。现在对教育附属资源的利用产生的一点点利润，那不叫教育产业化。你算一笔账就会知道，国家每年培养一个学生要贴多少钱？比如，我们学校某年教育经费共８亿元，共有１２０００名学生，每个学生就需要６６０００元，可是学生学费不过６０００元，其余的经费还是由国家来负担了。所以现在缴费上大学也不叫教育产业化，因为你交的钱远远不够负担你上学。每个大学生负担一小部分自己的上学费用，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现在各大学校的办学经费也主要来源于教育部和国家教委，还是国家在负担学生读书的主要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