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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上学流行十个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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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10月27日 15: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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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东臣 李晓晔 赵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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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7月的高考一直被形容为“千军万马挤独木桥”。1996年高校开始扩大招生后，这条“独木桥”宽阔了很多。扩招圆了千万学子的大学梦，但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并轨收费
“七月考儿子，八月考老子，九月考票子。”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读书郎。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登榜父母慌。”
民间的这些俗语歌谣充分反映了大学学费上涨给众多家长带来的压力。
扩招之后，分数似乎已不再是上大学的最大障碍，尤其是一些二、三流的院校。有的学生甚至在高考之前就能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然而，大学好上了，学费却一路高涨。
上大学原本是免费的。1993年，部分高校开始进行招生并轨和学生缴费上学改革试点，全国高校平均学费涨到了每年610元；1995年则进一步涨到1124元。
1997年全面并轨全国高校平均学费涨到1620元；2000年则已达3550元；2001年又普遍上涨到5000元左右。
随着学费水平的提高，学费占学校经常性支出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3年的12.1%到1999年的23.4%，2000年和2001年则分别达到27.7%和31.4%，与国际上公立高等教育的平均水平25%左右 相比，已经处于一个相对高的水平。
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应该收取学费，收费和扩招扩大了教育资源，增加了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高等教育从本质上讲是公益事业，并非盈利机构。
助学贷款
交钱上大学是一种投资，也是一种消费，这已经被人们所接受。可交不起钱的孩子们怎么办？
1997年全面并轨收费后，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还不够缴当年的平均学费。随着学费的不断高涨，再加上住宿、生活、学习用品等方面的开支，城市的普通家庭供养一个大学生尚感吃力，农村的贫困家庭就更无力负担了。
与扩招同步，中国自1999年开始推行国家助学贷款制度。但这项制度实施以来一直存在“僧多粥少”的现象。目前，在全国普通高校中，经济困难学生约240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20%，特别困难的大概有160万，每年需要国家助学贷款大约144亿元。但到2004年6月底，已实际发放贷款总量只有52亿元，享受到贷款的学生大概只有80多万人。而且，大多数贫困新生都不能在入学前就得到助学贷款。
最新出台的国家助学贷款办法进一步落实了国务院关于助学贷款有关政策措施，放宽了贷款条件。办法将对普通高校实行借款总额包干，即按在校生总数的20%，以每人每年6000元确定贷款金额。然而，总额包干可能导致“贫富不均”。因为，在中西部地区的普通高校，贫困生的比例往往大于20%，有的甚至高达50%。
各高校资助经济困难学生的政策措施主要有：设立奖学金、推行学生贷款、开展勤工助学、实施特殊困难补助、采取学费减免、开辟“绿色通道”和规定学校从所收的学费中提取一定的比例用于资助经济困难学生等。我们衷心的希望这些措施能够落到实处，每一个贫困的学生都不必为上不起大学担忧。
大众教育
到2003年底，全国各级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已接近1800万人，其中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已接近12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至17%。
国际上根据毛入学率(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占全国18-22岁人口的比例)把高等教育分为3个阶段：15%以下为精英阶段；15%-50%为大众化阶段；50%以上为普及化阶段。
目前，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平均水平为18%-20%，超过50%的有加拿大、美国、芬兰、韩国和新西兰等7个国家。
1994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5.7%，1998年也只有9.8%，经过连续3年大幅度扩招后，2002年首次达到15%，这标志着我国的高等教育开始进入大众化的发展阶段。2004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9%，达到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并计划在2010年达到23%左右。2003年上海和北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是53%和52%，在全国率先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从毛入学率上看，扩招使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型到了大众教育。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海波却并不认同。他对中国经济时报说，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的前提是社会中出现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中国目前并不具备这个条件。虽然招生数量扩大了很多，但我国高等教育仍然发挥着精英选拔的功能，只不过由所有大学转移到少数著名大学，由本科教育转移到研究生教育，竞争的战场转移了而已。当少数几所大学垄断了每个省分数段最高的考生时，如果高考确有一定的选拔效力的话，这怎么不是精英教育呢？
刘海波说，现在少数大学的资源条件和一般大学的差距更大了，学生出路的差别更大了。这是政府配置资源所造成的。
自主择业
近年来，一毕业就失业的遭遇让千万学子和家长揪心。
1980年代，大学毕业生在社会上供不应求，毕业生实行统一计划分配制度。1989年，国家正式推出“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取”的双向选择制度；1992年，高校进一步改革了分配制度；1998年，首批“并轨”改革后即自费上学、自主择业 的高校毕业生走向社会，绝大多数毕业生实现自主择业。
扩招之后，毕业生人数逐年膨胀，大学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2003年全国毕业生就业率仅70%。2004年的毕业生又达到了280万。随着供求比例发生变化，大学生昔日天之骄子地位荡然无存。
接受记者采访的官员、专家、老师却一致认为：就业难与扩招没有必然联系，即使不扩招这些人也要就业，降低求职要求是大学生解决就业的重要出路。
人民大学就业指导办公室费老师对中国经济时报说，就业难是指就业形势难，这和社会需求有关。现在的学生都想去大城市、大企业、大公司，而这些地方社会需求是有限的，所以就会感觉大学生就业难。其实，中西部发展需要大量人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大学生应该放低姿态到那里去。高等教育从精英化教育转变到大众化教育，大学生也要转变思想，适应现在的就业环境。相比以前计划的分配，以市场为导向自主择业的余地更宽。
素质教育
扩招的另一大好处是有助于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行。
过去招生比例低，录取人数少，考大学难，迫使基础教育集中力量应付高难度的考试。
1994年，高考开始实行“3＋2”模式。随着考试科目的减少，对考生思维能力的要求进一步提高。随着招生规模扩大，一些高校提出要“宽进严出”，提倡培养复合型人才。
与扩招同步，1999年6月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及实施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实施素质教育。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入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这是高考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意见》将指导思想从两个“有利”转变为三个“有助”，即从有利高校招生，有利中学教学转变为有助于高校选拔高素质人才，有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克服应试教育的影响，有助于扩大高校办学的自主权。在具体操作上，高考更加注重对能力和素质的考查。
考研热
刘海波担心考研热是资源的浪费。他说，目前我国大多数研究生教育既不培养学术人才，也不是职业教育，只是本科素质教育的延续。对已有很好的本科教育背景又不想从事学术事业考生来说，也可以考虑先去从事实际工作，日后再读职业教育性质的研究生项目。
刘海波认为，考研热包含着考生努力寻租的因素。当今的名校学生和研究生身份本身包含着巨大的租。租的形成，首要而持久的原因是国家权力有意无意的介入，使得考试成功者能够获得巨大的特权和优惠。比如，毕业后有到国有单位工作的机会，拥有大城市特别是京、深、沪的城市户口等。
国家为了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而以巨大财力和其他方面的优惠措施重点扶植几所大学，这将进一步增加其内部成员身份的租值，那么进入这些大学也就成为更值得投资的事情。既然有这样一块巨大租的存在，那么考生必然会努力去寻租；既然录取由分数来决定，考生就会花大量时间精力去研究获取高分的技巧，而不管是否有用。
招生丑闻
北航高考招生索贿事件发生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或许类似事件并不具普遍性，但却反映了高招工作的隐忧。有一点可以确定，扩招使考研、考博的寻租空间更大了。
刘海波说，既然研究生和大学生身份存在一块租，那么对那些拥有或部分拥有录取权的人们来说，必定要从中抽租，这就是招生腐败现象的根源所在。保持考试的形式公正往往使整个选择规则变得荒谬，比如，目前在博士论文答辩中也存在走过场和打招呼的情况，但是我们却无法以标准化的考试来取代答辩。因为论文是否合格只能依赖于相关领域专家们的主观判断，即使这些判断常常出错。
在研究生一级的录取当中，除了考查学生必备的基本能力和要求(如外语)之外，也不可能有什么标准化的方法来判别优秀的人才。导师们倒是感到通过和学生们谈话、自己所信任人士的推荐、阅读学生撰写的自述和论文，更能了解学生的意志品质和学术发展潜力。然而，这使录取规则的形式公正性和适当性受到质疑。
大学城
大学城的兴建，可以减轻高校扩招的压力。但国内发生的“大学城热”却远离了这个初衷。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以“大学城”名义设立的园区已经超过50个，有的一个省就建了9个。这显然是违背客观规律的。
大学城不是在短期内人造的，而是历史形成的。“国外没有大学城这个词，是大学慢慢发展，而后成了城市的主要部分。”如著名的英国牛津大学城和剑桥大学城，已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历史。围绕剑桥大学所形成的高科技产业群，让世界为之瞩目。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在出租校园空地后逐渐形成了举世闻名的“硅谷”。
大学城的发展要充分考虑到本地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产业等综合条件，结合实际，准确定位，合理发展，防止头脑过热，一哄而上。要防止以建设“大学城”的名义，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避开城市规划审批环节，盲目大规模圈地，进行房地产以及经营项目的建设、开发。
民办高校
民办高校实际也是扩招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03年底，我国共有民办普通高等院校173所，其他民办高等教育机构1104所，在校学生人数100.4万人。
民办高校生存最终靠的是质量。规模的扩张往往引起外界对民办高校办学质量的担心。然而，对于刚刚起步的民办高校来说，没有一定的规模做后盾，连生存尚且困难，又何谈质量的提高。
政府部门要在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营造良好的办学环境方面给民办高校以大力支持。
美国私立教育实现社会性靠的就是出让控股权换取社会支持。中国民办高校要克服投资不足和急功近利，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如何拓宽融资渠道并获取社会的广泛支持。
教育产业化
前不久，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说：“教育部历来是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因为教育是一个要体现社会公平的最重要的部门，教育是一种崇高的公益事业。”
10年来，虽然教育部门从未提出“教育产业化”，但是，一些地方在“教育产业化”的旗号下，乱收费、拉赞助、拍卖经营权、公立学校“转制”……花样百出。据报道，从1993年至2003年这十年间，全国仅有账可查的教育乱收费就高达2000亿元。
教育既不是产业更不可能产业化；即使教育属于第三产业，但是它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等价交换。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因此，对市场实行管制成为社会追求公平的选择，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其目标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和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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