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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谁都可以瞧不起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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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08月06日 16: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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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海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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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游戏软件要不要……”
“要正版DVD吗……”
“要毛片儿吗？”
我且站且走，身边一位怀抱小孩儿的妇女对我紧追不舍。看我的脚步渐渐慢了下来，她也紧走几步追上我：“你要什么软件，我这里全都有，很便宜的……我可以带你去看，步行10分钟就到……”
我看着她摇了摇头。见我没有买的意思，她一脸的怅然若失。从那双失望的眼神里，我看到除了焦虑、急切和谨慎之外的另一种麻木。
即便是在今天，IT业也依然被人们视作“黄金产业”。
这块大“蛋糕”每年都吸引了成百上千万的淘金者，同时也吸引了大批怀着“淘金梦”而来的农民工。他们似乎都有着相同的生存哲学：当金钱与体面不能兼得，而自身文化水平又不高，他们只能放弃活得体面而选择前者，选择这种近乎在刀刃上游走般的生活。
四川籍妇女马桂兰(化名)说：“卖完这一批(盗版光碟)，我再也不做了……”
这些在北京各商业繁华地段与过街天桥上随处可见的以贩卖盗版光盘为生的务工者，大多来自四川、安徽、湖南、河南等地，很多都是不愿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年轻人，其中不乏一些怀抱小孩儿的中年少妇。在他们看来，北京这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是他们逃离田畔的最好跳板，而没有受到过高等教育，又不愿凭苦力挣钱的他们，只好选择在这种被城管、工商等执法部门一路“喊打”的夹缝中求生存。
马桂兰就属于这个群体的其中一位。
■知识，命运，幸福
我很惊诧于从马桂兰嘴里听到这三个本不相关联，却又颇为“时髦”的字眼儿。
马桂兰解释说：“有了知识就能改变命运，有知识的人也都是幸福、能过上好日子的人”。
听着这些不太符合客观逻辑，却又被许多没有知识却渴望过上幸福生活的人所共有的观点，我想起了弗洛伊德对他的病人常说的那句话：“这与你的童年有关。”
马桂兰家在四川省一个偏远的山村，与青海毗邻，是个穷地方。此前马桂兰一家几代人都没有走出过那片穷山沟，直到她20岁出嫁的那年，才随丈夫到了离家几百里远的另一个村子，这也是她来北京前出过的最远的一次门。
小时候的马桂兰是村子里唯一被村长点名能考上重点高中的女娃子，十里八村的人都夸老马家的闺女将来一定是个女“状元”，肯定能出息。
马桂兰上面还有个大她4岁的哥哥，因为学习成绩不太好，加上经济困难的父母要同时支付两个孩子的学费，实在拿不出钱来，哥哥便辍学去了深圳一家工地打工。从此，马桂兰全部的学杂费便全都靠哥哥打工挣来的钱供着。
可好景不长。高二那年的暑假哥哥不幸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死了。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马桂兰一家懵了，本来身子骨就不太好，常年闹病的爹妈也在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
懂事的马桂兰辍学了。“记得辍学的第三天学校领导就找到了我家，劝说父母让我读书，说娃儿不考学实在委屈了，村长和村子里一些上了岁数的叔伯也都过来劝。其实辍学完全是我自己的主意，父母也劝我回学校，我没听他们的……家里那会儿也不太缺钱，哥哥没了以后工地按工伤赔了5万元钱，但我不能用哥哥这些拿命换来的钱去读书啊，当时就是这么想的。”直到出嫁以后，马桂兰才开始后悔，后悔自己当初的鲁莽行为，她说如果哥哥地下有知，一定会怪罪自己没有考大学的。
■害怕看别人的眼睛
想象一下马桂兰和孩子在北京的生活：
她身边的那一小块活动范围就如同战场，每天几万十几万人就在她不远的周围奔波、邂逅、等待与错过，对于她这个从小生活在农村的土生土长的年轻妇人来说，这座陌生的城市在她眼里是如此接近又如此陌生，如此冷漠又如此温暖……但城市的一切都不属于她，包括她向别人兜售光碟的那一时刻的她自己。
马桂兰今年24岁，却已经是一个3岁孩子的母亲了。
“老家有十几亩地，还养着一群鹅，十几只兔子和几头牛，丈夫现在在广东打工，本来按理说我是不用出来的，在家伺候伺候地，料理家务就行了，可想着孩子马上就要用钱了，老公也想买辆卡车跑运输，哪都得用钱，公公和婆婆也说趁着他们现在还能干点活，你们都出去吧，挣点是点。”马桂兰一边给怀里的孩子喂着可乐，一边说着。
“那你为什么不随丈夫去广东，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北京多不方便？”我问。
“去年在广东，和丈夫住在工地，我在工地卖点水果、香烟之类的。今年村里有个经常在北京务工的亲戚跟我说这儿的钱好挣，而且他就是常年在北京靠做这种买卖过活，所以我就跟着来了。”
每年过完春节，帮着公公种完家里的十几亩地，马桂兰便出来挣钱，等到农忙时节再返回去收麦子。
“在这卖光碟的大致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常年呆在中关村里贩卖盗版光盘；另一种便是像我这样在老家靠种地为生，来中关村卖碟是因为农闲了，没有农活可做，出来做多多少少可以为家里进些收入。干上三四个月能挣上七八百元，等农忙时再回家种地去，卖碟只是‘副业’”。马桂兰一边吃一边和我讲。
“你的碟都是从哪来的？”我试探着问她。
“我是批发别人的，一次批发个几百张，每个种类一两张，批发价大概在5元钱左右，卖8元到10元不等。不过这里很多人都是‘中间商’，就是街上你看到的那种负责拉客的，他们只负责将客人领进门，接下来的交易是由屋里的老板与客人进行，然后他们从老板那里拿提成。”
“那些老板是哪儿的人？”
“哪儿的都有，福建广东一带的居多，但他们也不是真正的碟子制造商，真正的制造商我也不晓得在哪里。”
“你知道贩卖盗版光盘属于违法行为吗？”
“…………”
“有没有人管你们？”
“有的。‘大盖帽’经常来这里查，我每次见了他们都躲得远远的……我也知道这么做不对，影响了北京，可我也是没法子嘛，我还带着娃子，除了这一带(中关村)我哪里都不晓得，连去天安门怎么走我都不晓得，你说我除了做这个还能做啥子事情嘛！”沉默片刻，马桂兰一脸急切和无奈地答道，她的眼神里掺杂着惊恐的表情。
虽然做这行有些时日了，可马桂兰还是很害怕，尤其最怕看别人的眼睛。有时候问人家要不要光盘，可刚要张嘴就看见人家正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就马上闭上嘴了。马桂兰说在这最能干的人一天能挣到100多元，最次的也能有五六十元，她是最差的，因为害怕，更多的时候张不开口。
“我知道，他们都瞧不起我，做这种事情的人在北京也是最下等的，可我没得办法哟……”
从3月底到现在，马桂兰来北京已经三个多月了，每月靠卖光碟能挣到700多元，除去母子二人租住的那间7平方米的小屋每月所需的90元房租和每天所必需的生活费用外，剩余的钱她都给孩子买了零食，她说娃儿正在长身体，再苦也不能苦他，再说这么小就被自己带到这地方，长大后如果娃儿回忆起这段经历来，会怪她的。
■以后不来北京了
“我刚开始做这行的时候就很害怕，现在卖光碟的都分‘帮派’，安徽帮、河南帮，虽然自己是四川人，可在这里我没有一个熟人，头几次出来卖我都是端着纸盒子，里面盛着各种软件光盘，但经常被别人欺负，碟子也都被他们抢光了。有一次一位好心的路人也曾对我说你年纪轻轻的干什么不好，非要做这个，还带着孩子……我也整天心惊肉跳的，我想卖完了家里剩下的这最后几十张就回家……”
最让马桂兰害怕的还是那些城管执法人员，一旦被他们抓住，不但要被没收全部光盘，甚至还会被遣送回家。在马桂兰看来，被北京的“大盖帽”送回家是件极不光彩的事，因为她打电话给公公和婆婆说自己在北京当保姆。
“其实北京人还是很友好的，我有一次被城管抓住带到了工商所，当时我害怕极了，心想没收了我的那些光碟事小，万一他们要打我可怎么办。可后来进来一位大姐找我谈话，教育我，给我说了好多道理，还给我娃儿好吃的。我在那呆了一上午，中午饭是他们给买的盒饭，下午临出来前那位大姐还塞给我两瓶矿泉水……我很感激那位大姐，当时下狠心不干这个了，可除了被没收的那些光碟外家里还有两大箱子，退回去是不可能的，只能硬着头皮出来卖了。我很怕，怕看到上次那位大姐，再被她逮住是小事，关键我觉得对不起人家……”
“丈夫知道你在这里卖这个吗？”
“知道，家里就他知道。他也让我卖完了赶快回去，在北京挣不了多少钱，还整天带着娃儿提心吊胆过日子，不值。”
每天早上吃过早饭，马桂兰便抱着孩子在中关村一带“钓鱼”，中午不休息，因为离家近，随便在家里吃几口馒头咸菜便又出来了，她说她从没见过这么多的人，中关村每天来来往往的人顶她以前十几年所见到的陌生人总和的几倍。我们聊天的时候，虽然店里吵嚷声此起彼伏，但孩子吃饱了就倒在她的怀里睡了，很乖的样子。
采访的过程中，我提出要去马桂兰住的地方去看看，结果被她拒绝了。
她说现在在北京和娃儿住的地方简直不像是个家，连最简单的过日子的家具也没有，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床下边那两大箱批来的盗版光碟。她说她最对不起的就是儿子，她不想看着自己的儿子长大后也和他们一样，过这种居无定所，人见人厌的生活，希望儿子长大后能上好的大学，养不养她老无所谓，只要他能过上好日子，有钱，就比什么都重要……说这话的时候，我看到马桂兰的眼角有泪水在闪烁，我赶紧岔开了话题。
在麦当劳吃完了饭，马桂兰苦笑着对我道：“这是我和孩子第一次来这样的地方吃饭……”
望着母子俩渐行渐远的身影，我陷入了沉思中。
不能说他们没有梦想，面对着这座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和穿梭往来的车辆，他们何尝不曾心动。只是，他们没有高深的学历，没有高朋贵戚，更没有雄厚的资本……在采访的过程中，我特意留心在马桂兰的那双手上，那是一双农村妇人粗糙的、握过锄柄的手。我想如果在农村，马桂兰一定是位种地的好手，但在这座城市，这座不属于她的城市，她显得有些茫然，有些拘谨，有些不知所措……白天，她为了生计不得不出卖自尊，到了晚上，便乖戾地躲在城市的一隅悄悄地舔噬着属于自己的伤口。而这种痛，她远方的亲人是无法体会到的。
采访结束，我目送她们母子俩离开餐厅。不一会，马桂兰又抱着孩子折返回来，对我说道：“过几天我们就要回家了，以后除非娃儿考上北京的大学，否则再也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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