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间国内一流的葡萄酒灌装车间，几个工人正操作着电脑，把橡木桶里的红酒分装进高挑的玻璃瓶里，这是1月15日。记者随机问一位叫宋国生的工人是什么工种，不想这问题难住了他，“我————”他算计着说，“我是————我管操作设备、管设备维修、管零配件采购计划制定、管设备选型和……”总之，这条灌装生产线的日常运行、维修、技术改造、工艺提高等都是他负责的工作。对记者的惊讶，小伙子显然不知所以然，回头看正走过来的一位企业领导。这位领导把记者引进了与灌装车间只有一层玻璃之隔的办公室，这是他————企业副总经理陈小波的办公室，副老总的办公室设在车间里？“是呀，这多方便。”陈小波说。的确，这确实有利于生产调度，但这却不常见甚至是少见的。“我们这儿，没有一个人是只负责一件事情的，每个人都是一专多能，我还管着物资供应、劳资等等。”“你不是抢了别的副总的工作了吗？”“不会，”陈小波说，“我们只有两个副总，还是因为要发展绿色工业观光旅游才增加了一位。整个企业只有43名员工，加上临时工才100人。”
一个坐了2004年干型葡萄酒产销量头把交椅的葡萄酒厂竟然只有100名员工！据记者所知某一产销量仅是它一半的企业，光是维修工人就有20多个，员工则有600之众。
这个企业的43位员工在2004年产销干红葡萄酒330多万箱，实现产品销售收入51367万元，利税2亿多，即使加上五六十个辅助临时工计算，其人均净利在同行业中也难有望其项背者。它就是中粮集团的中粮酒业公司旗下的华夏长城葡萄酒公司。
记者希望能从华夏长城里“挖”出点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最后却只能老老实实地套用已被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说滥了的两句话：质量是生命，管理出效益。华夏长城人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有的经验或是豪言壮语。难怪中粮集团总裁助理、中粮酒业公司总经理曲面对记者那么低调，“长城葡萄酒是中粮集团不经意间做的一个品牌，”他说，“但我们很经意这个品牌的成长，因为‘长城’是我们民族的灵魂，‘长城’代表一种品格。”
坚持
“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做真正的干红，做中国的好葡萄酒。”培养一个面包、牛奶品牌只需几个月多则几年，而培养一个葡萄酒品牌少则十几年多则上百年。踏足葡萄酒领域的人，最先要知道的便是这一点。因为一棵酒葡萄的最佳成熟期始自第八个年头，如果这是一株名贵的酒葡萄品种，如果这个品种被栽种在最适合它生长的地区————北纬40度的沙质土壤带，如果这一年的雨水、气温、阳光最适宜酒葡萄生长，如果酿酒厂的各种设备技术条件都达到最佳状态，如果酿酒人能把灵性投入酿造工艺的各环节……几年甚至十几年后，一瓶好的葡萄酒才会从地窖中走出来。但是，好酒并不一定能成为名酒，做名酒的人并不一定能成就一个名品牌，踏足葡萄酒领域的人还得像做好酒一样地做好品牌。
所以，20年多前，中粮集团踏入中国葡萄酒业时就给自己的葡萄酒起了一个有灵魂且大气的字号“长城”，不过葡萄酒的“长城”并没因长城之名而一夜成名。生于上世纪1983年的长城牌葡萄酒，真正成为中国名酒是十几年以后了，扬名天下则是本世纪的事情了。2004年2月21日，全球葡萄酒界聚焦北京，由世界著名的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评酒协会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葡萄酒及烈酒评酒会评比结果隆重揭晓。在全球500多种名门佳酿的角逐中，中粮三大产地的长城葡萄酒在评酒会上各展风采，华夏葡园A区长城干红夺得评酒会最高奖————惟一特别金奖，沙城长城96赤霞珠干红和五星级干红分别获得一金一银，烟台长城98金色庄园获得银奖，长城葡萄酒家族在世界葡萄酒圣殿上赢得了新世纪的尊贵之席。
从1983年到2004年，“你们怎么能熬得住并且熬过来呢？”记者一个“熬”字引出陈小波一脸酸楚。“唉————呀！”他摇着头说，像是怕那渐去的可怕记忆再次缠绕。上世纪80年代，华夏长城起步了。可是，当时国人对葡萄酒的了解很少，消费者根本分不出干酒与半干酒的区别，一些企业就抓住这个商场空档，做起玷污葡萄酒的营生，沾点葡萄的饮品就敢叫葡萄酒，甚至有人把没有一滴葡萄汁的东西也贴上葡萄酒的标签。在消费者方面，干红葡萄酒因其“酸不溜丢”“涩了吧唧”不被认知，多数人更喜欢那些“甜蜜蜜”的非干酒。
而华夏长城，偏偏种的是赤霞珠等酿造干红的酒葡萄，做的是生产中国名牌干红葡萄酒的梦。这个梦想离现实太遥远了。现实是没有市场的企业便没有生存的基本条件；现实是葡萄要一年一年收进、要加工成酒，要有高标准的酒窖和进口的橡木酒桶来贮藏，更不要说企业的员工要吃饭要出差去推销，去普及葡萄酒知识，去借钱；现实是没有谁敢把钱投向一个没有市场的企业，“一万块钱，人家都不敢借啊！”一位老员工说，“严总他们出门推销，去广州，别说卧铺了，有时候连个硬座都没有，就躺在人家座位底下。”他说的“严总”叫严升杰，这一次采访没见到，他赶着年关去广东做市场调查了。
今天，广东及华南已是华夏长城干红的主要消费者，华夏人急忙中算不出在那里的年销售是多少瓶，只知道自己的干红占了那里70%的市场份额，但他们却记住16年前销出的第一瓶酒———那是求着人家品尝的。
上世纪90年代初，华夏长城在中国葡萄酒业舞台上演到了“是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一幕。就是说，它必须选择，在生与死之间选择。而当时一般认为，对于葡萄酒企业，欲求生就得兑水，兑水才能对付着度过市场成长期，事实上多数企业迫于同行和市场的双重压力，让步了，做起非干酒来。至于“想死”者，办法就简单了，那就是“干”挺。
华夏选择了“干”挺，但却不为死，它要生，要活下去，要活得长久。怎样才能生活得长久？华夏人说，做好质量，“好酒终究会有市场，只是个时间问题。”陈小波说。靠着这一信念，从1988年建厂到90年代中后期华夏长城干红成名，他们硬是挺了七八年。七八年，这个“时间问题”对于诗人是弹指一挥间，而对一个产业单一、产销并不直接衔接的葡萄酒企业而言，实在是太难熬了。要挺过去，必须有资金实力，更必须有的是信念。好在他们恰好有信念，或者说他们只剩下信念了：“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做真正的干红，做中国的好葡萄酒。”听说记者到企业采写他们的品牌故事，严升杰从深圳把电话打到在北京的报社：“中国经济要赶超国际水平，要是连个酒都做不过人家，谈何赶超？”63岁的他说起民族品牌，语速语调明显高亢起来，“开放初期，高级宴请什么的都用外国葡萄酒，咱个做酒的人，就感到负疚啊！咱们原子弹都能上天，酒能做不好？我就不信！1984年，咱国家自己酿造的第一瓶干红成功了，我是研制小组的，和欧洲的干红对比着喝，我知道我们的酒是好东西，好东西、真东西能没有市场？所以1988年一建厂，就决心搞干红，从来没动摇过。”激动，让人感觉那二十几年前的信念还有激荡心志的强大力量。
但心志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记者设问，当时的华夏长城只需面对眼前的现实，只需往葡萄全汁里兑些水、加点香精糖精色素等，市场便有了，便死不了，等市场有了，再生产干红不可以吗？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嘛。
不能！长城人都这么说。“葡萄酒是有品格的，‘长城’是我们民族的品格象征。”曲的话或许会帮助我们透视长城酒业的精神所在，透视长城人对长城这品牌的品格的理解。而严升杰则有另一番解释：“我们既然是想改变中国葡萄酒的落后局面，就不能再去制造适应落后的市场；我们国家既然要开放，要与国际市场接轨，干红的市场一定会形成；而客户的评价又强化了我们的决心，当时有十几个法国人在秦皇岛工作，他们每周都喝我们的干红，他们夸赞说，我的酒就像他们家乡的酒一样好。所以我们有信心，当然，更主要的是责任心，要为国家争这口气。”
效率
“每个人都不推卸责任，上下左右没有任何扯皮，累什么？”宋国生说他在灌装车间工作六七年了，从没让自己负责的设备出过问题，所有该出的问题都在运行中发现并及时解决了，从而检修时间就不存在了，零配件更换就少了，设备效率提高了，成本降低了；祁元生作为副总经理，主抓工业观光旅游和后勤基建等，他没有助理之类的帮手，“那多乱乎。”他说。为求施工方按时完成工程，他自己掏腰包请工人们吃饭，因为“我完不成是我一个人的事儿，谁也赖不着。就得拼了干，自己干。”他要“自己干”的包括与果农一棵一棵葡萄地谈判，包括酒窖工程设计、施工管理与协调等在一般企业需要三四个副总和多个二级管理部门的工作。
凡是走进一间企业————即使不是像华夏长城这样创出知名品牌的企业————必有这样的景致：一栋行政办公楼里，华丽的门牌上标注出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及若干副总所在，然后是生产、销售、科研、公关、政工等部门。管理学甚至专门为此种景致命名、开课育人。
当然，做现代企业，必要的管理是不可或缺的。但问题是有多少管理和管理者是“必要”的。在华夏长城，记者就没看到这种景致。或许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它企业太小，可是，如前所述，产销量不及它一半的同类企业却有五六百之众；或许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它是实战型企业，可是，它每年都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还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建立了中国葡萄酒技术中心，中心的目标是，从酒葡萄品种选育直到瓶装酒上市，全面科研，全面开放技术———行业共享。
只是，无论如何，40个人或者说百多个人，做五六百人的工作，总是要辛苦些吧————结束采访时记者问。“一点都不！”陈小波说，“每个人都没可推卸的责任，上下左右没有任何扯皮，不需要在人事关系上动一点脑子，累什么？”
因为部门少、人事精，企业的管理不仅井井有条，而且一切都按现代企业规范运行，“一年1.4亿的税，一分不会少交，在各种各样的检查中，我们没出一分钱的问题。”严升杰说，“43个人加上临时工，一年的工资不过三四百万。可要是用六百人呢？再说流动资金，和我产量接近的论亿数，而我们才2000多万。我的成本优势哪个能比？”
成本降下来了，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毫不难受地把同质产品的价格压在别人难以抗衡的水平上，价格竞争的优势便让大多数竞争者望尘莫及了。
管理出效益，无须赘述了，中粮酒业的“管理效益”体现在很多方面，这种“管理效益”最终以价格优势确保了市场占有率的扩展，而高市场占有率是知名品牌的基本条件之一。从1983年在河北沙城投资兴建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简称沙城长城)，到1988年在河北昌黎兴建华夏长城，再到1999年烟台长城建成，中粮酒业仅用20年时间，就走完欧洲老牌葡萄酒国几个世纪的历程。近几年，经过对品牌、技术等方面的整合，其品牌效应日益显现，产销量稳居全国第一，与一个多世纪的张裕比肩而立。并且，俩兄弟在洋干红发起的几番抢滩中，稳稳挺立在滩头阵地上。与此同时，有万里长城做背景的长城葡萄酒，远销欧美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续15年居中国葡萄酒出口量第一位，被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评定为“中国出口名牌”。
源头
果农在天空下浪漫地耕耘，丰厚的收入实现了安居乐业的梦想
曾经，中国葡萄酒十分缺乏的事实让尼克松知道了，1972年他来访时特意带来美国的葡萄酒。葡萄酒业界的人都难以忘记这件事，他们也都发誓要造出中国的好葡萄酒。可是，仅有雄心还不够，仅有造酒技术也不够。北纬40度的阳光格外适合酿酒葡萄的生长和成熟，世界葡萄酒强国都把北纬40度视为酿酒葡萄生长带，长城葡萄酒的三大产地就在这条生长带上，然而，有适宜的产地不等于有好的酒葡萄。葡萄品种是酿造上乘葡萄酒的“血脉”，没有好的葡萄名种就无法酿出世界级的葡萄酒，所以国际葡萄酒界一直有一条“先天靠葡萄，后天靠工艺”的酿酒定律。
长城酒业在踏足这一领域时就同步展开葡萄的引进，如赤霞珠、西拉、雷司令等十几个国际酿酒葡萄名种的引进，为酿造高品质的长城葡萄酒开辟高保障的原料地，从而第一家实现了“原料基地化、基地良种化、良种区域化”，从酿酒源头上最早与国际领先水平接轨。赤霞珠这种被西方人誉为“惟一能进天堂供神用”的葡萄品种，是昌黎产区最早以1美元1株的天价从法国引进的，经过十几年的栽培与扩植，不仅成为最适合在华夏葡园里生长的葡萄品种，而且以迅猛之势发展成为国内最专业的酿造高档干红的万亩葡园。
原料从来与产成品有着正相关的品质联系，但却没有一种原料像酒葡萄这么富有灵性，这么主宰着产成品的品质与生命，而葡萄的品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种植他的人————果农。如果农民没有好心情种出优质葡萄，酒质就无法谈起。所以长城酒业探索出具有革命性的种植模式，让葡萄果农成为葡萄酿酒最可靠的同盟军，“农”“工”共筑葡萄酒长城。
在长城的葡萄园里，果农和企业不再是你种你的，我收我的，而是果农与企业共享市场，共同发展，风险共担。农民的角色已转化为葡萄酒企业的主人，不再承受丰年果贱、竞相压价的压力。他们在自由的天空下浪漫地耕耘，丰厚的收入实现了安居乐业的梦想。烟台长城南王山谷葡萄园的果农这样对记者述说：酒庄和我们签了30年的长期合同，这30年的租金并不是一成不变，每3年就增长10%，这就超过了种其他粮食的收入。此外，我们每亩地可得到750元的管理费，一个人至少可以管理5亩地，一年下来的收入就接近4000元。并且葡萄的糖度每超过规定指标1度就给奖励。
在华夏葡园，每亩产量严格控制在1000公斤以内，一律单臂架种植，为保证养分不被浪费，果农会自觉把多余的枝杈剪掉，每株只留三至五串葡萄，让它们享受足够的阳光和养分。采收时，他们从来不搞一刀切，而是以成熟度、糖度为标准，成熟一块，采摘一块。
中粮酒业优良的酒葡萄品种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农业产业化进程，使果农走上了致富之路，也从原料源头上确保着酒的品质，长城葡萄酒最先达到国家AA级绿色食品标准，又成为首批国家免检产品和中国名牌产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