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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樯:我写作一直是冷静旁观

打印本稿】 【进入论坛】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2006年05月29日 16:50
张文伯
    电影编剧新生代代表人物,《孔雀》、《立春》、《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编剧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孔雀》让李樯受到很多导演的关注。

 

 

与许鞍华(左)合作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是目前李樯最期待的作品。


    ■记者手记

    在我所知道的中国编剧当中,李樯的起点是最高的,编剧处女作《孔雀》获得了柏林银熊奖,和顾长卫二次携手。许鞍华主动向他约剧本,随后便有了斯琴高娃和周润发领衔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吴宇森多年来拍摄的第一部文艺气质的短片《桑桑和小猫》,编剧一栏也写着李樯的名字。如今,刚刚夺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李安也开始和他频频接触,讨论合作的可能。

    这一切应该说都源于李樯“七年磨一剑”的《孔雀》,最让他自豪的是,所有的大导演无一不是先看到作品,其后才结识了他本人。在采访当中,李樯常常提到的两个字是幸运。我相信这不是一种伪善的谦虚,而更倾向于无奈的感慨。在普遍不受重视的编剧界,李樯俨然已经成了一颗行业明星。

    我们的话题涉及他的艺术创作,也谈到急遽变革的产业环境。李樯在交谈中表现出其他编剧少有的对市场的关注。他告诉我,今年9月即将在全国公映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是他现在最期待的一部作品,“如果它能够取得不错的票房,将对文艺片进入市场提供示范作用。”

    奖项:每次获奖之后,我都感觉像一阵丰收过后的荒凉

    新京报:你的编剧处女作《孔雀》获得了柏林银熊奖,你觉得对你个人来说这是一种幸运吗?

    李樯:这个片子第一次亮相就在柏林拿了银熊,所以我已经很平和了。颁这个奖的时候,我后面已经有三部作品了,顾长卫的,吴宇森的,许鞍华的。我的心路历程比较特殊,从2000年《孔雀》创作完成到现在,经历了很多沉浮,对于奖项确实已经淡漠了。

    而且,一个演员获奖了,他可以去拍广告,这个奖项带给他附加值,编剧哪有,在海外,编剧很受重视,在国内我已经是幸运的,没有几家媒体会和你探讨深度,没有几个人会理解编剧是在踏踏实实地做原创。在中国编剧确实很难当,好莱坞再大的明星,他会有职业的态度,领奖的时候一定会谢编剧。但中国不会。

    新京报:我的感觉是,相对于导演、演员,整个行业对于编剧的关注是微乎其微的?

    李樯:对,媒体不会追一个编剧。名利心对作品不起作用。我已经是最幸运的了,第一部戏就拿了银熊。编剧获奖,你虽然有更多选择剧本的机会,但是不代表你的台词能力提高了,你讲述故事的能力提高了,叙述更巧妙了,替代不了。每次获奖之后,我都感觉麦子被割完了,开始了一阵丰收过后的荒凉。施肥、播种,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

    《孔雀》和《立春》:顾长卫喜欢我剧本中残酷中的温暖

    新京报:你和顾长卫的组合很有趣,两个人的前两部作品都在一起合作。

    李樯:我们的合作确实很特殊,在和我合作之前他没有做过导演,他喜欢我剧本中残酷中的温暖,喜欢我平民化的风格,而他身上认真、细腻、执着的特质也是我所欣赏的。

    新京报:现在《立春》也已经投入拍摄,有人说它是《孔雀》的姊妹篇?

    李樯:可以说有《孔雀》就有《立春》了。这两个剧本都是我的原创,无论拍不拍成电影,都在我的创作计划当中。《立春》的剧本写于2004年,当时顾长卫还在做《孔雀》。两个剧本都是相对独立的,不是姊妹篇。起码我写的时候没有这么想,它们都是我感兴趣的故事。所谓的联系也不是内容的联系,而是形式上的联系。

    新京报:《孔雀》的故事发生在你的故乡安阳,《立春》则发生在包头,还是一个发生在中小城市的故事,能比较一下两部电影形式上的关联吗?

    李樯:可以说两个剧本都反映了我对时间,对时间中的人的关注,《孔雀》写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立春》写的是九十年代,后来我又想写一个现代的,于是就有了《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立春》的故事还是发生在中小城市,因为我就来自于这里。我的青春生活都在这里。九十年代以后我离开了,但是每年我还是会回去,那里是你的根源,它的变化总会让你触目惊心。从安阳到包头,其实那个时间里的中小城市都大同小异,它代表的依然是我记忆中的城市。

    新京报:那么《立春》的变化体现在哪里?

    李樯:《孔雀》有点像写一个习作,没有功利的目的。

    第一稿写了将近240场,完全是一个忠于自我的过程。但是《立春》在文本上更像是一个标准的电影剧本。相比之下,故事的主题发生了变化。我在文本上加快了节奏,《孔雀》还是有一些温情,《立春》则要更无情,更冰冷,更冷酷,更加不带态度。我写作一直是中立立场,不想故意调成什么味道,我是冷静旁观的态度,那些人在我心中的命运轨迹就是这样的,可能有人觉得很灰,但没有办法,他们给我的状态就是这样,我就写出来。

    新京报:我听说你把《立春》的女主人公设计成一个面容丑陋的女歌唱家,为什么想到要写“丑”?

    李樯:任何创作都是有燃点的,肯定是因为我有碰到过类似的人,类似的处境。这样的人在以往的电影中没有过,可能有写残疾人,有写正常人,但几乎没有人写丑。因为这些人写出来可能不会那么被人喜欢。可是实际上,在思想当中你不可能只看到美的东西,只不过电影大多数时候被定义成娱乐的东西,于是到处都是美女俊男,但是实际中你会只关心这些吗?

    新京报:感觉你写丑是带有指向性的?

    李樯:这是一种寓言。大家都喜欢说我们在乎人的灵魂,但是现实生活中当你遇到一个人,心灵特别美,外表特别丑陋,她说她爱上你,你会爱上她吗?我觉得人都是叶公好龙,当意外真的来临的时候就变了。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想试探一下文艺片会不会有好的票房

    新京报:关于《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这部影片,从我所了解的一些信息来看,它和你前两部影片差别很大。

    李樯:这是一个爆笑悲喜剧,跟以往完全不同,《孔雀》和《立春》写的都是正剧。我很想写这样一部戏,让观众笑得过瘾,哭得动情,艺术片不能独上高楼,我希望与观众共呼吸,共分享,于是我想试探一下,文艺片会不会有好的票房。

    新京报:你觉得文艺片如何可以获得不错的市场表现?

    李樯:作品要真诚。前几天我还和李安聊起这个话题,他告诉我他真的没有想到《断背山》会有这么好的票房,其实这个剧本很早他就有了,但是一直没在意,直到他拍大片拍到疲倦,突然对它产生了兴趣。李安跟我说他就是觉得这个故事很好,反正就是一个低成本,完全没有考虑之后的影响。他说拍电影没有预设,只要感动了他,他就去做。《断背山》就是因为真情感动了他,他又把他的真情放到里面,于是打动了观众。

    新京报:所以《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也是一次充满真情实感的创作?

    李樯:是“姨妈”这个人物打动了我。这部电影的原创小说是我一个朋友写的,我对他笔下的这个人物很感兴趣。正好我也想写当代生活,于是通过这个人物就把我对现代生活素材的积累全部用进去。这是一个过去影片中从没出现过的人物,我觉得“姨妈”将来甚至会成为一个形容词流行起来———这个人好姨妈啊!

    新京报:你想通过“姨妈”这个形象表达什么呢?

    李樯:姨妈的形象非常独特,使我不得不去写。都说当下生活这么快速变化,无论年龄,都难以一下子把握,难以概括,鱼龙混杂,有些人很物质,有些人活在精神世界中,你看不到生活的主流,有些人为了生活过得很鲁莽,亡命之徒,还有人对社会很不屑,这么快餐,不高贵,一个从过去走过来的人面对这一切,格格不入,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姨妈”比较烟火气,而“后现代”则比较前卫,《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是一种奇妙的拼接,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现境,也是这部电影的本质。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