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晚年之痛—— 郭民英、郭世英之死

2005年10月12日 16:58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郭沫若的晚年岁月》(冯锡刚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版)讲述了郭沫若从1966年“文革”爆发到1978年6月辞世,这最后12年的人生沧桑。“文革”给这位古稀老人带来了极大的苦痛,但其中最痛的莫过于两个风华正茂的儿子相继死去。这是郭沫若一家的劫难,也是历史的遗憾。

    郭民英:生不逢时的小提琴手

    郭民英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四个孩子,1943年11月出生于重庆,自幼喜好文艺,对于音乐尤具天赋,竟然无师自通地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学的是小提琴专业。但他未能顺利毕业,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生不逢辰。事情的起因是一件现在看来极为普通的小事:1964年的某一天,民英将家中的一架盘式录音机带到班上,与同学们一起欣赏古典音乐。这本是一桩有助于增进学业的好事,结果却犯了忌:一是有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之嫌;二是宣扬所谓“洋名古”,与党的文艺方针和教育方针有悖。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因素,一位知情的学生于这年9月1日上书毛泽东,以时兴的阶级斗争观点反映中央音乐学院存在的“严重问题”。关于此信的内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编辑者在该书第11册中的《关于〈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的批语》一文的注释中,有如下概述:“信中说,由于长期地、大量地、无批判地学习西欧资产阶级音乐文化,资产阶级思想给了我院师生以极深刻的影响。有些人不愿意为工农演出,认为他们听不懂音乐,演出是浪费时间。有些人迷恋西洋音乐,轻视民族音乐,对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有抵触情绪。……学校说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借鉴西洋工具和技术,为社会主义和工农兵服务,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彻底清除师生中十分严重的崇洋思想。来信最后说,学校的办学方针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学校究竟培养什么人?教学中的中西比例如何安排?在我们教材中、舞台上,应不应该彻底赶走帝王将相、公爵、小姐、夫人,而换上我们的工农兵。这些,我们都希望中央能有明确的指示。”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9月16日编印的《群众反映》上读到此信的摘要之后,于9月27日给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写了一个批示:“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群众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毛泽东在署名之后又加写两行文字:一行是“古为中用,洋为中用”,一行是“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学生的信显然不是可以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8个字来概括的,而作出“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的估计倒是反映了毛泽东对文艺界和教育界现状的判断。

    尚难断言这个学生在信中是否直接点了郭民英和郭沫若的名,但信的批判锋芒所向,郭民英是无可避易了。毛泽东确乎一言九鼎,但要真正改变一个人的极其真诚的艺术情趣,洵非易事。面对“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非难,面对热衷“封资修”、崇拜“洋名古”的指责,其内心感受极大苦痛,竟至逐渐为一种类似忧郁症的病痛所折磨。到了1965年的春夏间,郭民英竟无意继续学业,终于黯然伤神地离开中央音乐学院。7月2日,正与夫人于立群作“井冈山巡礼”的郭沫若给秘书王戎笙写信,其中主要是谈爱子转学的事:

    关于民英的学校,我们打算让他转学人大。这对他可能好些。另有信给民英,如他愿意,请您费心为他办一办转学的事。拜托拜托。如不能转相当年级,我们的意思,即从一年级开始也可以。以入何系为宜,请为考虑。

    无奈郭民英经此打击,已是心灰意懒,不愿从头开始学他并不感兴趣的专业。考虑再三,还是入伍吧。郭民英入伍之后一度对海洋生活感觉新鲜,又以擅长音乐,成为当时很紧缺而实用的文艺宣传人才。他在解放军这座大熔炉里锻炼得日见坚强,成为了中共预备党员。“文革”开始之后,纵然部队并不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因而相对稳定,但是任何人都不可能生活在世外桃源之中,更何况像郭民英这样的名门之后,不能不关注白云苍狗般的时局。

    到了1967年早春,时局愈益动荡。整个春季,郭沫若仅在3月下旬有过一次出席某友好国家的国庆招待会的外事活动。也正是在这个暮云沉沉、愁城四望的时节,4月12日(一个容易让人产生联想的日期),郭民英结束了自己年仅24岁的生命。一说为慢性疾病的折磨而不堪忍受,一说在弃世前一天还照样工作,是无任何异常迹象的突然之举。郭民英之死确实是一个难解之谜。在那样一个年头,自杀不唯难以得到人们的同情和理解,多半要被视为“反动”之举,因而也多半要招来恶名声。他的家人从未透露过事件的真相(或许原本就无从了解真相),他在弃世之前似乎也没有留下任何相关文字。

    郭世英:“苦闷的象征”

    距郭民英自戕仅1年10天,郭沫若和于立群的次子郭世英以死抗争,年仅26岁。郭世英的悲剧当从五六年前的X诗社说起。

     1962年秋,郭世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于名传京都的101中学高中部,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年末,郭世英与101中学的同学、后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的张鹤慈,以及叶蓉青、孙经武、金蝶等人结成诗社。另有一位101中学初三的学生牟敦白,此前与郭世英结识,参加过一次该诗社的聚会,又因与郭世英多次通信,案发后亦遭到牵连。张鹤慈对社名的解释是:“X表示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它的涵义太多了,无穷无尽。”

    如果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的话,那末这句鲁迅亦颇为欣赏的名言,在郭世英这些有着太多的“智慧的痛苦”的学子身上倒真是得到了验证。双亲在l957年遭到厄运的牟敦白,因着世态炎凉而过早尝到人间的悲辛。他对养尊处优、锦衣玉食的郭世英颇觉不解,询问他“为什么要自寻烦恼”。郭世英的回答是:人并非全部追求物质。俄国的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社会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有多少十二月党人、民粹党人是贵族,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为了什么?想想那些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牟敦白对郭世英追求的“个性解放”印象十分深刻,说是前后不下数十次提及,几乎是言必称“个性解放”。

    这群对现实氛围深感窒息的文学青年,在文学的切磋中,不可能不涉及到对现实政治的指点激扬。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犯忌的话题,万里的儿子和罗瑞卿的女儿从当权的父辈那里可能都有概略的了解,但比较起来,还是周国平的回忆更确切些:“他极其真诚,可以思想而失眠、而发狂、而不要命。那些日子里,在宿舍熄灯之后,我常常在盥洗室里听他用低沉的嗓音倾吐他的苦闷。现行政治、现行教育的种种弊端,修正主义是否全无真理,共产主义是否乌托邦,凡此种种问题都仿佛对他性命攸关,令他寝食不安。”对一个圈外的同班同学尚且如此,可以想见他在X诗社里会如何放言高论。

     X诗社的这些青年学子,他们不加掩饰的言谈举止,在毛泽东1962年9月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警告的情势下,无疑将成为“阶级敌人争夺青年一代”的绝好例证。还在X诗社事发之前,张鹤慈因其“意识形态问题”而被北京师范学院勒令退学,金蝶则已移居香港。1963年初夏,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时代高压的诱导下,有人不失时机地向有关部门检举告发了X诗社的离经叛道。

    案子处理得非常快。1963年六七月间,郭世英尚未读完第一学年,即被下放去河南西华农场劳动——这是一种尚有若干人身自由的改造,显然是照顾到郭沫若的声望而从轻发落。张鹤慈、孙经武、叶蓉青三人则没有这般幸运,全以“反动学生”定罪判刑。

    这个案子无疑惊动了中央高层(周恩来亲自过问此案,多少也与郭沫若的儿子卷入有关。据说对郭世英的从轻发落是出于周恩来的指示)。这个案子之能触动中枢神经的警觉,一是X诗社的成员多是高校学生,二是成员的家庭出身多是高级知识分子,甚至有军队的高级干部。

    毛泽东是否与闻此事,现在尚无第一手材料可以证实。但是人们不难从毛泽东后来的许多言谈中作出某种合乎逻辑的推理。毛泽东对教育、特别是对高等教育,又特别是对其中的文科教育的非难;对如何防止“和平演变”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殷忧;对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极端关注;对高级干部——当权派的严密注视,如此等等。在嗣后一二年间,毛泽东与他的亲戚、同样在大学就读的王海容、毛远新有过多次谈话,其中对高干子弟的思想动向的关注,对教育制度的非难尤其值得深长思之。

    无论对于毛泽东,还是对于郭沫若,X诗社成员中的张鹤慈是必须提及的。

    张鹤慈是北大教授张宗炳的儿子,而张宗炳则是著名学者张东荪的长子。毛泽东在北京市委报送的反映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的简报中提及张东荪,称之为“那样个别的人”,并与“严重的敌特分子”相提并论。据梁漱溟(后来也是颇招毛泽东恶感的大学者)回忆,当年他曾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的回答是:“此事彭真来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起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整整10年过去,殊不料因着张鹤慈而又见到张东荪的名字。这会产生怎样的联想,人们是不难推测的。

    在两年的劳动中,郭世英的意趣确乎大变,对于原先钟情的哲学已不再在意,而对日日伺弄的棉花栽培发生兴趣。1965年秋,在自己并不愿意的情况下,经不住双亲的劝说,终于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农业大学重续学业。他期待在植物栽培学方面经过深造之后,重新返回农场。殊不料,不到一个学年,“文革”开场。郭沫若后来在致郭世英北大的同班同学的信中以追悔莫及的心情说:“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中拔起了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了解的。”

     1968年3月,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等三人遭到诬陷,陈伯达称之为“文革”的第五个回合。随着新一轮批判狂潮的掀起,许多高校的造反派大揪“反动学生”。郭世英就读的北京农业大学的一伙人,非法绑架他,并私设公堂,刑讯逼供。这伙人要他招供什么呢?以置身事外的逍遥派对待“文革”,自然不可能是有关这场运动本身的任何纷争。毫无疑问,这伙人敢于绑架刑讯,症结在5年前的旧案——X诗社事件。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X诗社的四名成员,除郭世英外均以“反动学生”论处,判刑劳改,而作为其中的骨干却从轻发落。因此,他们要追究的是——“谁包庇了反动学生郭世英?”要说父亲庇护儿子,这自然是并不稀罕的事情,但郭沫若却并非可以决定此案审理判决的政界要人。所以,这伙人的追究若不是出于有预谋的指使,便是为当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时代氛围的激发,颇想干出一点耸人听闻的大事来。

    以周恩来当时的处境,刑讯逼供者确有因当年过问此案而敢于将矛头指向他的可能。这年6月初,毛泽东在与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到要打倒陈毅的外语学院某组织,周恩来即插话:他们也是要打倒我的。毛泽东接着说: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

    因为有可能涉及周恩来,郭沫若未听从于立群迅即以爱子遭绑架一事径直向周恩来反映的建议。4月22日上午,在征得军代表的同意后,郭沫若让秘书和郭世英的妹妹去农大了解关押他的情况。然而,就在他们赶到学校的3小时前,郭世英从三层楼上的关押他的房间里,破窗而出,以死抗争,年仅26岁。

    这打击,较之年前的郭民英之殇,对郭沫若来说更为深巨。郭民英的自戕从外表看毕竟还不是外力直接击打所致,郭世英则是对遭到连续数日的刑讯逼供而不堪凌辱的抗争。因为有“前科”,还要被扣上“畏罪自杀”的恶名。悲愤难忍的于立群责备郭沫若何以不及时向总理反映,这位古稀老人的回答是: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呵。这就表明,郭沫若对周恩来的处境甚为清楚,对郭世英一案可能引出的关涉也很清楚。只是他难以预料的是,爱子竟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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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初期,周恩来、邓颖超与郭沫若、于立群及其子女游颐和园。左三为郭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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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郭沫若全家在海南岛鹿回头。右二为郭世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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