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艾走了，他和几代经济报人留下的肩负使命、脚踏实地、敢发先声、深度取胜等好的报道作风和风格正在传承。
艾丰同志突然去世，作为他新闻职业生涯最后3年的同事，追思往昔，心潮难平。
1996年春，老艾从人民日报调任经济日报总编辑，在国内最权威经济大报这个舞台上，充分展现了他对经济宣传的深厚功底和高超技巧，在作风建设、队伍建设及采编管理方面也留下了浓重一笔。他和当时编委会其他领导一道，担当尽责，昼夜操劳，把经济日报新闻报道传播力、影响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党报有个传统，不称职务而称老什么小什么，或直呼其名。艾丰一到报社我们就“老艾”“老艾”地叫上了。他在经济日报工作3年多时间里，我先在国际部后在总编室担任负责人，可以说得上朝夕相处，对他的使命感，对他的敬业精神，对他的严格要求和勇于担责记忆深刻，常被耳提面命，受益良多。
记得老艾来报社初次打交道，却是因为一次见报差错。那是他刚上任没几天，国际经济版刊登的一张图表出现严重差错，老艾知道后要求国际部做检查。当听有人说报纸出错一般都是口头批评和说说就算了，老艾严肃地说，报纸出了严重差错口头说说起不到惩戒作用，必须书面检查，还应按规处罚。我根据要求很快写出书面检查，尽管出错的版不是我审签的，但作为部门主要负责人应该承担责任，随后狠抓了部门防差错工作。后来报纸偶有出错，老艾总是抓住不放，亲自给编辑和检校人员开会，办专门培训班，完善差错处罚办法，扭转了一些同志“无错不成报”的错误思想，大大减少了见报差错的发生。
艾丰同志以采写诸多新闻佳作和专著享誉新闻界，但再好的文章都离不开写、编、校，如果让差错见报就会影响文章的质量和水平。去年在一个新闻评奖会上见到老艾，离开总编辑岗位近20年的他，还回忆起跟我打的“第一次交道”，并叮嘱在自媒体时代，差错的二次传播杀伤力更大，对报纸防差错及抓采编管理更为重要，这项办报纸、办新媒体的基本功应常抓不懈。
报道内容是报纸的核心生命力，老艾作为总编辑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更多。他在经济日报充分运用以前积累的报道经验，总是从宏观视野抓准选题，用深入采访收集材料，以辩证思维写出报道，就诸多经济建设的热点、难点问题，在报纸上推出了一篇篇、一组组脍炙人口的深度报道。他敏锐感觉到我国国有经济已经进入到资本运营阶段，选定武汉的实践，亲自带人采写了武汉资本运营系列报道。这组报道以新闻性、思辨性和经济的专业性见长，获得当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他根据黄河断流情况，把多年对水资源的思考运用到我国母亲河黄河个案上，亲自组织“黄河断流万里探源”大型采访，并在采访最后阶段，亲赴青海和记者一道开车到现场采访，给系列报道画出了有力的“豹尾”。他不满足于此，还根据地方及记者站提出的加强三江源报道要求，指派得力记者接着采写《“源头经济”看青海》的系列报道，较早关注了青海及西部地区的资源和发展问题，取得较好的报道效果。
老艾不愧是首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对新闻采写又勤又专，跟记者谈起来往往让人有“胜读十年书”的感慨。他精力过人点子多，各编辑部都在他的调度下高速运转，记者也都充满激情地工作。他在组织采编之余总把所思所想及时写下来，留下了一本本随想录或专著。有一次我上夜班，发现他一人刚在办公室忙乎完，高兴地说一下午写了两篇随笔。同事都夸他真是个勤奋的总编辑。
老艾很有国际眼光，经常从国际经济动向思考国内报道选题，随时给在国际部的我布置任务，以致我在周末都要准备接到电话到办公室谈国际报道选题。他提的要求高，不是一般应付可以完成的。当然他很注意发挥部门的能动性，记得我上国际版夜班曾就全球化、多极化等大小题目写下随笔，他及时给予肯定并作出要学会“大题小做”“小题大做”等指点。对重大国际事件他以深远眼光总给予更多关心和支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我们发挥驻外记者多的优势，从泰国货币贬值开始就跟踪报道，每一波大动荡都推出专版报道和评析，还经老艾批准在国际版组织了“亚洲发展模式是否终结”的讨论，引起国际媒体关注。全国记协组织驻华记者专门让我们做过介绍，当海外媒体报道中有把经济日报总编辑名字弄错时，老艾用他一贯的幽默语气说，谁当这个总编不要紧，有影响力的报道才是重要的。
老艾走了，他和几代经济报人留下的肩负使命、脚踏实地、敢发先声、深度取胜等好的报道作风和风格正在传承。他退休后较长时间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宏观经济的观察思考及品牌建设上，近几年针对媒体格局变化，又就新闻工作作风和队伍建设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所有这些都为经济报人在新时代推进“四力”建设提供了丰富营养，他的精神也将鼓励经济报人在新形势下推进融合发展，完成好党交给的经济宣传工作使命任务。
（作者系经济日报原副总编辑 丁 士）
（责任编辑：孙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