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编者按: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一度迅速发展,然而,随着1937年全民族抗战的爆发,民族工业的“短暂春天”结束了。在抗战中,中国的民族资本家面对日趋衰落的民族工业,在坚持实业救国的同时,付出了极大的损失与牺牲。今天,当我们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时,民族企业家的爱国行为令人感慨和尊敬。
范旭东:“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决不与侵略者合作”
范旭东
范旭东(1883年10月24日-1945年10月4日),湖南湘阴县人,中国化工实业家,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被称作“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
1911年,范旭东自日本留学归国后,历尽艰辛,于1914年在天津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他在塘沽的渔村开始研制精盐,纯度达到90%以上,生产出中国制造的第一批精盐。 在此基础上,范旭东为实现实业救国和发展化学工业的愿望,于1917年开始创建永利碱厂。在侯德榜等一批技术骨干的努力下,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于1926年实现了正常运转,生产出优质纯碱,突破了外国公司的垄断。
塘沽沦陷后,日本军队包围久大、永利厂。范旭东要求员工将厂内留下的部分蓝图和资料集中在制碱炉内烧毁,部分图纸资料则秘密保存,为到后方建设碱厂做技术准备。抗战期间,他在大后方创办了久大川厂和永利川厂,推进了大西南建设,支援了抗战,为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范旭东去世后,正参加重庆和谈的蒋介石和毛泽东中止会谈,一同前往重庆沙坪坝范旭东的家中凭吊,毛泽东亲笔书写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挽联。
卢作孚:“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
卢作孚
卢作孚(1893-1952),重庆市合川人,中国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农村社会工作先驱。1925年创办的民生公司是中国近现代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他青年时便提出教育救国,并为之奋斗。
1925年10月,卢作孚靠乡亲、朋友、地方士绅的支持,花8000元购买了一艘小轮船,创立了以航运为主要业务的民生公司。由于经营得法,公司成立后规模便迅速扩大。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民生公司已拥有轮船46艘,总吨位18718吨,成为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长江航运的主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民族工业在战火中遭到严重损失,迁出的工厂不及10%。抢运过程中,民生公司即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从上海、南京、武汉撤退到宜昌的重要工业物资约9万吨均堆积在宜昌两岸,还有近10万多入川人员等待入川。卢作孚后来在回忆时曾写道,那些器材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
卢作孚指挥了这场后来被称为“东方敦刻尔克”的大撤退。卢作孚向公司员工发出号召:“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民生公司放弃了当年最后5个月里绝大部分的商业运输机会,将上万吨重的重要机器和军械物资从长江下游的上海、南京运到武汉,再运往宜昌;而运费,只有平时的一半。
胡文虎:“忠于国家为先,爱国观念不敢后人”
胡文虎
胡文虎(1882-195),南洋著名华侨企业家、报业家和慈善家,被称为南洋华侨传奇人物他继承父亲在仰光的一家中药店,以虎标万金油等成药致富,号称“万金油大王”。他独资创办了十多家中、英文报纸,一度享有“报业巨子”的称号,是 《星岛日报》的创办人。
抗战期间,胡文虎全力支持抗日救国。他不仅是最早为抗日军队捐献财物的华侨,而且数额巨大,是华侨中捐输最多者。1931年“9.18”事变后,胡文虎为声援抗日,捐款2万元和药品。抗战期间,胡文虎从美国购买纱布数万筒,以及大量药棉和绒布,运至香港,然后转运给江苏、上海、北平、天津、福建、广东等地的救护团体,他还捐献救护车给卫生部门。同时,胡文虎在香港召集由他捐资建校的红十字救护科毕业生500余人,组织救护队,分批返回祖国到抗日战场服务。为支持抗日,胡文虎先后多次认购抗日公债,得到东南亚12个城市的华侨踊跃响应,至1938年底共计认购公债近1300万元,捐义款近2000万元,两项合计3300万元,其中胡文虎一人所捐就达300万元。
胡文虎在他所办的报纸上写到,“良以国家兴亡,人各有责,际此全面抗战之时,正吾人报国之日,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毁家纾难,亦份所宜。”
项松茂:“平居宜寡欲养身,临大节则达生委命;治家须量入为出,徇大义当芥视千金”
项松茂
项松茂(1880-1932),浙江宁波鄞县人,中国新药业先驱。1900年,任上海中英药房会计。1911年回到上海任五洲药房总经理。1918年,在天津开办五洲药房支店,并投资建立伯特利医院和福幼医院。1922年,斥巨资盘进原德商上海固本肥皂厂,改名为上海五洲固本皂药厂,生产多重新药,首创亚林臭药水、东吴药棉、甘油、牛痘苗、人造自来血等国产新药和国产固本肥皂,成为中国西药业办厂自制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先驱。五洲厂的产品先后获得了美国旧金山世界博览会银奖和日本东京大正博览会三等奖。
“九?一八”事变后,项松茂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担任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委员,登报声明“不进日货”。项松茂将自己企业内全体职工编组成义勇军第一营,自任营长,聘请军事教官严格训练,规定职工下班后训一小时,积极备战,招致日军仇视。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前线伤亡很大。项松茂接受政府生产军需药品的任务,亲自监督生产,日夜不停赶制药品,供应前线急需。因日军在上海五洲大药房二分店被搜出义勇军军服,留守的11名员工全部被日军劫走,项松茂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前往营救,被日军逮捕至海军陆战队司令部。1月31日清晨,项松茂与11名下属同时被枪杀。
项松茂牺牲后,国民政府以“抗敌不屈,死事甚烈”予以褒扬。各界舆论高度评价项松茂的爱国精神。1982年,项松茂罹难50周年之际,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题写“制皂制药重科研,光业光华异众贾;抗敌救友尽忠诚,爱国殉身重千古”以示纪念。
刘鸿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刘鸿生
刘鸿生(1888—1956),祖籍浙江定海,出生于上海,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曾被誉为中国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毛纺大王”、“水泥大王”、“企业大王”。刘鸿生曾给留学英国的几个儿子写信道:“你们知道,人们常常称我为‘火柴大王’……我这种努力并非出于自私,因为我想,只有用这样的组织手段,我们才能真正地发展和保护我们的民族工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顶着“大王”光环的刘鸿生积极参加抗敌后援工作。他担当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上海市伤兵救济委员会会长和上海市抗日救国物资供应委员会总干事。他还组织了刘氏企业伤员救护队,并动员子女参加淞沪会战爱国后援工作。随着战争的扩大,刘鸿生在日本侵略军占领区内的企业受到损失,华商上海水泥停滞、大中华火柴停工、中华码头遭到破坏、华东煤矿限产缩支。为了躲避日本人的拉拢和威逼,1938年6月一个夜晚,刘鸿生悄悄登上英商太古轮出走香港。此时,他刚满50岁。刘氏在沪的所有产业即被日军以“敌产”接管,财产损失达1000万元以上。刘鸿生愤愤地表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西南地区成为抗战大后方。但此地经济落后,物资匮乏,急需打开工业生产局面以支援抗战。刘鸿生转赴内地,与民营企业或官僚资本合资设立华业和记火柴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中国火柴原料公司﹑中国毛纺织公司﹑西北毛纺织公司等,积极支援抗战。
荣氏兄弟:“天道变,世道却不变。我只想老老实实办实业”
荣德生(左)、荣宗敬(右)
荣氏兄弟,即荣德生、荣宗敬两兄弟,江苏无锡人,著名的民族企业家。1896年,荣氏兄弟开设广生银庄,业务兴旺,但他们认为“钱庄放账,博取微利”,不如投资实业。当时,他们目睹免税外国面粉大量进口,销路甚畅,遂决定筹办面粉厂。到1921年止,荣氏兄弟经营开设的面粉厂达12家,分布于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等地,各厂面粉畅销全国,其“兵船”牌面粉,更远销英、法、澳及东南亚各国,一战间出口达80万吨,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盛誉。荣氏兄弟为中国民族面粉工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中国有名的“面粉大王”。
面粉厂经营的成功,进一步促进了他们投资实业的浓厚兴趣。1915年荣氏兄弟创办申新纺织公司。1922年止,申新已有4个厂,产纱绽达13万余枚,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纺织企业公司,20年代的纱绽增长率甚至超过了在华日商纱厂。申新的“人钟”牌棉纱与“兵船”牌面粉一样,畅销于市场,成为全国闻名的棉纱之一,荣氏兄弟因此又被誉为旧中国的“棉纱大王”。
八年抗战期间,留驻在沿海省份的荣家企业绝大多数都没能逃脱被摧毁或被掠走的命运,其中如申新八厂、茂新一厂在战火中化为一片废墟,约有1/3的纱绽、一半以上的布机及1/5的粉磨均被破坏毁损,幸存下来的机器和设备,也大都被敌人“军管”劫夺。留居上海的荣宗敬目睹手创的事业被毁于一旦,精神上受到严重创伤,1938年2月,荣宗敬郁积成疾,撒手离世。(中国经济网 李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