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工程” 成都会议后，不论林一山等主建派如何催促三峡工程上马，毛、周始终没有点头。
李锐认为是他的反对意见起了关键作用。2006年，林一山撰文解释：三峡工程没有及时动工兴建，原因主要是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内有三年困难之因，外有中苏关系恶化之果，能真正作出决策的领导人已经顾不过来。次年，林一山逝世，享年96岁。
三峡工程建设缓行，但本属三峡水库的反调节水库葛洲坝却于上世纪70年代先行修建。
葛洲坝工程代号为“330工程”，以纪念毛泽东1958年3月30日视察三峡。
李锐认为，反调节水库，不应先行修建，且葛洲坝在技术上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论证并不充分，是典型的“三边工程”。
对这个工程，林一山亦表示反对。林一山撰文称，“在中央没有正式决策之前，我正式陈述了不同意葛洲坝先于三峡上马的意见，在强调给三峡工程带来不利影响的同时，特别指出了葛洲坝工程没有做出设计，而一个未经设计的大工程是有许多未知数的。”
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77岁生日当天，对兴建葛洲坝工程作出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36年后的同一天——2006年12月26日，葛洲坝枢纽防淤堤上立起一块刻有这一批示的纪念石，以“纪念这一神圣的日子”。
葛洲坝开工两年后，就因重大设计问题和施工质量问题被迫停工。林一山临危受命，出任技术委员会主任，重新设计，终于在1974年复工，1988年全部建成。
在此过程中，林一山仍对三峡工程念念不忘。据其自述，他后来还对葛洲坝先行上马的认识发生转变。他估计，三峡工程一直难上，关键难在“人际关系太复杂”，因此，有必要先做一个技术上比三峡工程还难的葛洲坝工程，用事实消除疑虑，进而为三峡工程上马鸣锣开道，“由此看来，葛洲坝先于三峡工程上马，确实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策。”
“波澜壮阔”之始 三峡论战在上世纪50年代还只是“小圈子”里的事。到80年代，它赫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报刊上到处充斥着三峡工程的话题：建还是不建？早建还是晚建？低坝还是高坝？争得不可开交。
李锐有了更多同道，潘家铮所称“波澜壮阔”的争论场面，自此展开。
1980年，在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的领导下，三峡工程的论证开始。李锐称，那次论证比较客观，各种反对的意见都能够表达出来，所以也就迟迟定不下来。
1981年，长办提出高坝低坝等4个候选方案。
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在北京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修建三峡工程以缓解电力紧张局面的汇报时表示：“赞成低坝方案，希望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1984年9月，国务院原则批准长办的《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150米低坝方案。
低坝方案，乃权衡利弊后做出的“中庸”方案。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水利部原部长、原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1999年在水利部欢庆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会上，道出个中原因：“想回避掉一些问题，减少一些矛盾。”
该方案原拟1986年正式开工，开工在即却遭遇两面夹击。
重庆市政府向国务院提出：150米方案的回水末端在重庆主城区以下，万吨级船队难以直达重庆，建议将正常蓄水位提高到180米。
许多“反对派”则认为，150米方案都不应该搞。他们或单独发力，或联合出击，或诉诸媒体，或直呈中央。1985年，李锐更是将其个人反对文章，编成《论三峡工程》一书。
同年3月，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167位委员或联名或单独提案，对三峡工程的投资、移民、生态、防洪等问题发表意见，建议三峡工程“慎重审议”，“不要匆忙上马”。
同年7月，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孙越崎，率调查组入库区考察，回京后向中央提交《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的建议报告。
孙越崎与三峡工程的渊源甚深。上世纪40年代，美国坝工泰斗萨凡奇来华考察三峡工程时，孙越崎即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负责人、中美合作首席代表。他后来与李锐一样，在“反对派”中扮演领军角色，多次领衔上书。
各执一端的反对意见蜂拥而至，终导致重新论证。
“技术民主” “你讲你的头头是道，我讲我的也是头头是道，针锋相对。”向本刊记者忆及重新论证后的激烈争论，85岁的何格高兴致勃勃。他当时在国家计委下属的中咨公司工作，参加了综合规划与水位、综合经济评价两个专家组。
他没有在综合经济评价专题论证报告上签名，理由是，“搞水电建设，应找比较经济的、建设得比较快的、移民比较少的、占地比较少的、地质条件较好的、交通条件较好的，各方面比较。中国这么大，还有很多地方各种条件都比较好，不一定要上三峡。”
没有签名的专家共9位，包括另一位重量级人物——陆钦侃，他是何格高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的老师。解放前，陆钦侃和孙越崎一道，任职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参与了中美合作开发三峡的论证工作。
签名同意者403位，包括何格高的多位同学、同事、老师。何格高回忆起当年大家工作时的情形，“平时关系很要好，有不同的看法，讲完后还是很要好。”
关于这次论证，1986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通知中说：“要注意吸收有不同观点的专家参加，发扬技术民主、充分展开讨论。”
这之后的8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政治问题可以讨论》的评论员文章；同年9月到11月，邓小平四次发表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谈话。
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未能获邀参与论证，被许多“反对派”视为缺陷。李锐向本刊记者回忆道，黄万里生前告诉他，一位论证工作的重要组织者与其有姻亲关系，春节还到黄家拜年，但论证就是不让黄参加。
黄万里以反对三门峡工程闻名。上世纪50年代，他与三门峡“主上派”对垒，孤身舌战，未能收效。几年后，他所预言库尾潼关泥沙淤积并导致西安水患等灾难一一“兑现”。三门峡工程后来被迫改建。
对于三峡工程，黄万里也坚决反对，主要理由也是淤积问题。
这位留美归国博士在上个世纪30年代，对长江上游和四川境内主要支流，都实地踏勘过。他认为，三峡工程将造成比三门峡工程更大的灾难，黄河的悬沙淤积在库中尚可设法冲走，但长江三峡以上的河床则有大量冲不走的砾卵石，修坝后卵石将淤塞重庆，造成水患。
黄万里未能入选论证专家组，李锐认为与论证主导权转移有关。他对本刊记者说，三峡论证原由国家计委、科委领导，1986年改由水电部一家领导后，整个论证组织，从领导小组到14个专题组，“是一个清一色赞成上马的领导班子”，所聘412位专家，持异议者屈指可数，没有一个综合可行方案同主导方案作过比较，“孤证而已”。
1966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林一山关于修建三峡的报告上作出这样的批示：“需要一个反面报告。”
某种意义上，加拿大一个咨询集团编制的一份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被视为一个“反面报告”。此报告与国内论证工作同步进行，在中国、加拿大、世界银行三方共同指导下完成。报告推荐正常蓄水位为160米，比国内报告建议的175米低，理由是：该水位经济效益最大，移民人数较少。
潘家铮对本刊记者说，加方报告结论与国内报告大同小异，大同是三峡工程可修、应修，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小异则是加方报告提出的蓄水位低，也不建议建升船机。
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认为，单从直接经济效益来看，加方结论有道理。但该方案在防洪上有超蓄问题，也不能满足航运部门的万吨级船队直达重庆港的要求。
潘家铮说，当时论证是充分发扬技术民主的，对一座工程应否修建由有关业务部门组织论证亦属理所当然，遗憾的是“讨论不够充分”，“论证到了后来气氛有些不正常，变成了坚决对立的两派，说不到一块。例如，反对的人说大坝影响通航，赞成的人出来解释，建设三峡工程有利于航运，但反对的人根本不听，走开了。有记者形容是‘聋子对话’，‘题诗一首，扬长而去’。”
另外，“个别同志的态度也使人受不了。”潘家铮说。
“基本上各讲各的，”何格高回忆道，“走的人也有，但我一直都在，两方面都得听，回去要汇报。”不过，签字与否，“领导不干涉，由自己决定。”
预审会之争 1990年7月10日，何格高参加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继续陈述反对意见：“在长江整治和开发以及电力建设中，我认为最迫切需要满足其建设资金的，一是1980年长江中下游防洪座谈会确定的近期工程，二是全国为解决2000年前缺电局面正在建设和已经筹建的水、火、核电站，三是2000年前长江干支流航道整治工程。在满足了这些最紧迫的工程所需资金后，如果财政还比较宽裕，才可以考虑上三峡工程。”
这次会议上，98岁的孙越崎作了口头发言和3万字的书面发言，力陈弊害。
《人民日报》对汇报会做出报道：“未在主论证报告上签字的9位专家受特别邀请，全部出席了这个汇报会。如此尊重持不同见解的专家，在世界上也属罕见。”
汇报会后，国务院成立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下称三峡审委)，聘请163位专家对可行性报告进行预审，何格高入选“工程规模、枢纽建筑物与施工”专题组工程规模小组，该小组召集人是原广西计委总工程师翁长溥，今年86岁。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何格高、翁长溥共同回忆道：1991年5月25日，何格高在预审会上提出，预审工程规模首先应审查蓄水位，但遭到会议主持人拒绝。他又提出，副总理、三峡审委主任姚依林曾指示要认真研究，仍未得到主持人同意。
一同出席预审会的翁长溥接着发言，表示不解：为什么这么重要的问题不讨论了？不讨论我们就不签字。
最终的结果是，翁、何及另一位组员未签字。这是继论证报告之后，何格高第二次不签字。
翁长溥千里迢迢带来的长篇发言没有派上用场，打道回府后，他“含愤”致信国务院总理李鹏，请他派一位身边人员来南宁，“听我详细口述意见并看有关资料。”
十多天后，翁接到电话，被告知来信收到，“将请具体意见报邹(家华)副总理”。翁遂赶制《三峡工程的正常蓄水位不宜超过160米》的意见书上报。
翁在这份意见中提出，主导论证的水利部(1988年水利、电力重新分设两部)应处于被审查者而不是裁判者的地位。
（责任编辑：张少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