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至24日，国家农委邀请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七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三县的负责人召开座谈会，讨论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上围绕联产计酬特别是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了热烈争论，最后达成折衷的意见：目前多数地方，还是实行包产到组、定额计酬；不许包产到户；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可以包产到户；现在春耕已到，不论采用什么形式的责任制，都要很快定下来，以便全力投入春耕。
3月13日，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革中国银行体制的请示报告》，决定扩大中国银行的权限；设立国家外汇管理总局授权管理国家外汇；将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直属国务院领导，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管。
3月14日，李先念、陈云就财经工作致信中央，建议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并就财经工作提出重要意见：(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发展的比例关系。(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3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财经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
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封读者来信，反对农村中正在试行的包产到组生产责任制，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应该稳定；并在“编者按”中指出：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出现的地方要坚决纠正。结果引起正在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地区的人心波动和强烈反对。3月3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署名文章，批评3月15日读者来信的看法；同时在“编者按”中承认：3月15日的提法有些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不同意见可以继续讨论。
3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中央撤销两个文件的报告》。《报告》指出，1971年8月13日中央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对教育战线17年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四人帮”强加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精神枷锁，影响极坏。1974年1月31日中央转发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情况简报》，是“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炮制的，并由此制造了许多冤案。中央同意教育部党组的建议，决定撤销这两个错误文件，并要求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3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此前，中央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已经对这一问题做了比较充分的酝酿。针对1979年计划中留有很大物资缺口的问题，陈云曾于1月1日和5日两次批示：“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1月6日，邓小平批示：“我们要从总方针上来一个调整”。“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根据陈云和邓小平的意见，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进行了调整。对这个调整过的计划，政治局会议进行了讨论。陈云提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我国有9亿多人口，80%在农村，革命胜利30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最好有3年的调整时间。23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针对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两年来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更加严重的情况，邓小平指出：中心任务是3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经过调整，会更快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次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干得成。要看到困难，把道理讲清楚，把工作做充分。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钢的水平，也不光是由数量决定的，还要看质量、品种、规格。钢铁要抓质量，抓尖端的。谈农业，只抓粮食不行，还是要因地制宜，农林牧副渔并举。人口增长要控制。争取到1985年把人口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以下，降不到这个水平不行，国家负担不起。在这方面，应该立些法，限制人口增长。邓小平还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会议原则同意了国家计委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进行的修改和调整，决定用3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后一阶段的会议上讲话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邓小平着重讲了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宣布：中央认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四项基本原则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讲话强调：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肃清“四人帮”散布的极左思潮的流毒(这种思潮是从“左”面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至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开始形成。理论工作务虚会后一阶段的会议由中共中央主持召开，从3月下旬开始，到4月3日结束。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调整问题。李先念代表中央在讲话中分析了经济形势，论述了调整经济的必要性，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同时指出：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会议通过了中央提出的八字方针和调整后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
4月9日，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纪要》。《纪要》提出，要把银行工作的着重点迅速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人民银行既是国家的金融管理机关，又是办理信用业务的经济组织。它是全国资金活动的枢纽，连接国民经济的纽带。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的专业化，银行的作用会愈来愈显著。全党必须十分重视提高银行的作用，努力学会运用银行的经济手段，促进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同日，国务院批转轻工业部《关于轻工业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的报告》，并向各地政府及财经部门指出，轻工业具有投资少，见效决，积累多，换汇率高的特点。把轻工业工作着重点转好，可以加快轻工业的发展速度，改善人民生活，繁荣城乡市场，扩大对外贸易，为国家增加资金积累和外汇收入，从而加速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4月13日至20日，国家经委召集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家企业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北京召开座谈会，讨论企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决定在这8个企业进行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改革试点，允许它们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根据市场需要安排生产，并在人、财、物方面拥有相应的自主权。5月25日，国务院转发了会议纪要。
5月25日，首都钢铁公司等企业被国家经委等6部委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实行利润留成。1980年又试行以税代利。1981年，首钢在国务院和北京市的支持下，改变国家与企业之间分成的办法，实行承包制，即全年上缴利润2.7亿元定额包干，超过部分利润全部留给企业，并按照4：3：3(生产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个人消费基金)的比例分配使用。实行定额包干后，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当年就实现利润3.16亿元，不仅完成了上缴利润包干任务，企业还留利4000多万元。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首钢开始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办法，即以1981年上缴利润2.7亿元为基数，每年上缴利润递增6％(1983年又主动把递增率提高到7.2％)。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欠收自补，国家不再给首钢投资；留用利润的分配比例改为6：2：2；职工工资总额与实现利润按0.8：1挂钩浮动；企业计划内产品自销15％，超产产品全部自销，承包期限15年。企业内部，实行全员承包，责权利到人。
6月15日，万里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村调查时，肯定了当地实行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大包干”即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万里勉励有关人员：只要能增产，什么也不要伯，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把凤阳讨饭花鼓扔掉，扔得远远的，扔到太平洋里去。无论怎么说，讨饭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8月8日，《安徽日报》发表《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一文，向全省介绍了这一做法。
（责任编辑：佟胜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