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自1960年5月开始,国家集中全国石油部门的人力、物力,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开发了大庆油田。到1963年,大庆油田油产量达到600万吨,国家投资已全部收回,还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资金,并锻炼出一支有一定技术素养、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的石油工业队伍,“铁人”王进喜是这支队伍的优秀代表。中央通知指出:大庆油田的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其他部门也适用,或者可作参考。此后,全国工业交通战线掀起了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
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的报道,同时发表《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介绍了当时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贫脊的山梁上,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事迹。此后,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学大寨运动,对促进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业生产起过积极作用。但到后来,学大寨成为推行“左”倾政策的政治运动,大寨也从先进典型演变成为“左”倾政治运动的工具,使学大寨的消极作用超过了它的积极作用。
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农业规划和农村工作、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政治工作问题。此外,还讨论了反修防修、培养接班人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问题。会前,毛泽东在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指出: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他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首先把攀枝花钢铁基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在这种对现状不切实际的估计下,毛泽东提出,农村、城市搞四五年,不要急急忙忙,城市“五反”要增加划阶级的内容。刘少奇说,四不清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而危险性在于上层。这就使“左”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6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报告》和批示,把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干部的作风问题都看作是阶级斗争问题,说地主、资产阶级篡夺了领导权,企业已经演变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有制。这是在大型企业中开展“夺权斗争”的先声。
8月1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批准在全国协办12个托拉斯,试图为消除我国现行的用行政办法而不是用经济方法管理工业所产生的各种弊端摸索经验。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中断。
9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简称“桃园经验”)。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工作队的作法是:先搞“扎根串连”,然后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对待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他们强调“四不清”干部在上边都有根子,必然要用各种方法抵抗运动,不解决上边问题,“四清”就搞不彻底;强调“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账、清库,现在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中央批示认为,县以下的许多干部以至工作队的许多成员“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顾虑”,“片面强调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和他们上面的保护人要用各种办法抵抗‘四清’运动”,等等,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桃园大队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这对于运动中“左”的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2月5日,毛泽东在谢富治关于沈阳冶炼厂的蹲点报告上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并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主要根源”是来自上边。
12月12日,毛泽东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的批示中提出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他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概述了我国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宣布在这一时期,我国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并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报告还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未能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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