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指出：由于有相当部分新社在建立时没有准备，或准备很差，11、12两个月全党又集中力量抓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因而在许多地方有新建社垮台散伙和社员退社现象发生。同时，许多地方出现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这些都与合作化运动大发展中农民怕财产归公思想有关。因此，合作化运动应基本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要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1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
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长篇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自己的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他的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为此，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在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同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的批判。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要求各级党委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从此文艺界中围绕胡风的文艺思想的不同意见的讨论变成了对胡风的政治讨伐。
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要求充分注意民族特点，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逐步地把少数民族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健康地推向前进。
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示提出，在各个学术和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是在学术界、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推动科学文化进步的有效方法。全国报刊发表了一大批文章。许多文章简单粗暴，说理不足，以势压人，把思想方法、研究方法和具体学术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乃至某些需要进一步研究讨论才能分清是非的问题，同资产阶级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混为一谈，这就伤害了一些愿意从事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的知识分子，给科学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3月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强调必须在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进一步采取定产、产购、定销的措施，使农民对自己的交售任务心中有数，这对于稳定农民情绪，缓和农村的紧张情况有重大意义。
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提出了要在大约几十年内在经济上赶上或者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设想。会议一致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选出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4月4日，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3项决议和选出的中央监委人选，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4月18至24日，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有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我国代表团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同其他与会国家一起，为亚非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
4月21日至5月6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在分析1955年春农村形势后，提出对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后总的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秋后看情况再定；对数量大问题多，超过主观力量的，要适当收缩一部分。会后，各地根据本地区的情况，进行整顿和巩固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5月13日、24日、6月10日，《人民日报》分3批刊登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随后，又将这些材料汇编成册。毛泽东写了序言和20多条按语，并在按语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对胡风的思想批判演变成了政治上、组织上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从而造成了一桩错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这桩错案进行了彻底的纠正。
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10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群众已经发动之后必须注意保证运动健康的指示》。这次内部肃反运动，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到1957年底基本结束。通过运动，从党和国家机关、军队内部清查出一批反革命分子，通过运动也弄清了一些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使他们放下了包袱，振作了革命精神。由于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有些问题政策界限不清，这次内部肃反运动曾在一个较短时间内，发生过斗争面过宽和“逼、供、信”的偏向。党及时发现和纠正了这一偏向，按照“有反必查，有错必纠”的原则，对清查对象及时进行了复查，对定性不准的进行了甄别，对绝大多数错捕、错整了的人进行了平反和妥善处理。
7月31日，党中央召集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上，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系统阐明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发展合作社必须注重质量，反对盲目追求数量，重申了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求合作社要全面规划，有计划地发展。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报告对邓子恢作了不符合实际的批判，错误地否定了1953年和1955年春对合作社的两次整顿工作，并错误估计形势，大反所谓“右倾”，结果助长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的发展。
10月4日至11日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决议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助长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中共七届六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基本通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草案。
9月至12月，毛泽东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此书写了两篇序言和100多条按语，赞扬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介绍各地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同时，也不适当地批评“右倾”，提出了一些“左”的、不切实际的设想。
10月29日，毛泽东邀集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希望他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1月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学习毛泽东讲话，听取陈云、陈毅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会议号召全国工商业者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1月16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作了个别的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决议指出：“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在对较大的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基础上，把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个别企业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行定息制度。这是从资本主义私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
12月21日至28日，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1956年和1957年的发展规划。提出在两年之内，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合作化，进而把全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组)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并逐步进行技术改造。中共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的报告。
（责任编辑：孙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