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实质上已经搞了30年，并且紧密结合经济体制改革扎扎实实地推进，从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到现在，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今年61岁的李君如8年前就开始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已经有35年的党龄。
近年来，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为人所关注。李君如认为，这不难理解。“政治体制是我们整个制度的核心。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必然日益尖锐地摆到我们的面前。”
对中国政治体制认识存在的一些误区，李君如进行了澄清。“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到现在还没有开始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不对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是紧密结合在一起进行的。”
他表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实质上已经搞了30年,并且紧密结合经济体制改革扎扎实实地推进，从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到现在，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李君如说，中国的第一场改革，是从农村建立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的，这是我们公开举起的旗帜，叫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在我们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乡政权，设立了县人大常委会，实现了县和县以下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通过这整套制度的变革，确保了农民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
“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乡政权，建立县人大常委会，县和县以下人民代表直选，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李君如说。
李君如称赞邓小平不但是个“战略家”，还是一个“策略家”。“他的战略有一套策略来配套实施，他把政治体制改革紧密地结合到经济体制改革中推进。好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都能在经济体制中变为现实，使人民群众得到实惠。”
“同时，又避免了大风大浪，避免把社会搞得很动荡，使人民处在一个很不安宁的环境中。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更不是说现在还没开始，而是已经进行了30年，并且每一步都迈得扎扎实实。”
“所以今天讲继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当前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是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
但李君如也提醒，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更艰巨的系统工程。推进这项工程，有两点必须注意：
一是要明确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为了什么。我们不管实行哪一种民主制度或民主形式，都必须有利于人民权益的实现和富裕幸福，有利于社会充满生机活力和安定有序，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昌盛。凡是不利于这一民主政治终极目的的政治行为或民主形式，不管它有多么动听的名称，进行多么富有诱惑力的宣传，都不能轻信和照搬。
二是要研究和寻找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中国的民主政治要发展，既要学习借鉴国外一些先进和有益的成果，更要从实际出发，不断探索，进行理论创新，从而推动实践创新。
李君如认为，没有过分宣扬政治体制改革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高明之处。“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推，每一步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而不是像苏联那样叫得很响，老百姓却没有任何实惠，结果国家都垮了。”
“自己革自己的命，非常了不起！”李君如认为，这次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提出来，实际上是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这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的一个联结点。
李君如说，我国的经济改革不能急，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急。一切都要有条件有措施来推进，不能盲目。“因为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试验，失败了还可以重来，但政治体制改革失败是不能重来的。”
“我们致力探索的，应该是也只能是符合中国的历史和今天的国情，能够真正给中国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的民主形式。这是一个不可更移的立场。”李君如表示。
把选举票决与协商结合起来，中国人创造民主形式将不亚于其他国家的民主形式
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政协大会新闻发言人吴建民表示，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发挥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先后担任了一些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万钢、陈竺担任政府部长，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一项重要举措。
吴建民说，在中共中央和各级党委的关心和重视下，中共和非中共人士合作共识取得了新的进展。目前，全国的机关干部中，担任县处级以上职务的非中共干部有31000多名。其中，在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司法机关、领导班子中任职的县处级以上的非中共领导干部一共有6000多名。
3月14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闭幕。一批新的名字出现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行列中，其中既有即将卸任的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去年才上任的科技部部长万钢这样的国家部委负责人，也有罗富和、陈宗兴、王志珍这样的民主党派人士。新的政协领导机关组成人员专业性与政治素养兼备，他们将在新的岗位上为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我们能否也务实一点，认真地思考和研究一下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形成真正有用的民主政治的体制和机制。”李君如得出的结论是：“把选举票决与协商结合起来，中国人创造民主形式将不亚于其他国家的民主形式。”
李君如当了5年政协委员，作为一名学者，他一边履行委员的职责，一边观察和研究政协的运作程序及机制，并且比较了中国其他民主政治机构的运作机制。
李君如深切地感受到了人民政协制度的独特优势，在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大有可为。“过去，我们总认为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既不是西方的上议院，也不是政党组织，有点不伦不类。其实，我们的人民政协集中了中国各个政党、各个人民团体、各个民族和各个界别的许多精英。”
“政协委员的不少提案和报告，不仅敢说真话，切中时弊，而且有真知灼见，对执政党和政府治国理政有很大帮助。这种制度一旦用好了，对于人类是一个很大的贡献。”李君如说。
李君如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实践中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就其民主形式而言，正是“选举(票决)＋协商”两种形式构成的。正如2006年2月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所指出的：“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
近年来，西方政治学界兴起了“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热潮，其重要原因在于，以往以选举(票决)民主为核心的传统西方民主理论，已经不能满足今天人们日益增长的民主诉求。
中国追求的民主，是真正多数人的民主；追求的是事实上的而不仅是形式上的平等；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也要在经济领域实现民主。
就民主的形式来讲，李君如认为，人类文明演进到今天，实际上有三种形式的民主：第一种是选举票决，通过选举，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进行；第二种形式就是协商式的民主。公民可以通过协商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形成一个共同的意愿，由政府和公民共同来执行；第三种形式就是谈判，当各种政治力量在许多利益上的分歧相持不下的时候，就可以坐下来谈判。
李君如透露，人民政协这5年里做了许多工作，其中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关于支持、鼓励、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36条的形成，保护三江源源头的生态环境，都是政协委员经过深入调研、视察之后，形成了强有力的报告，最后政府采纳。
“这就是说，决策之前可以协商，决策之后还可以继续协商，从而使这个决策更完善。因为关系到方方面面的群众，群众诉求可以通过这种形式完成。”李君如称。
3月12日，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在分组讨论的发言中说：“这次机构改革方案正式出台前，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在中南海进行了协商，充分体现了我国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近年来，中共中央与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已经逐步规范化、制度化，保证了重大问题协商于决策之前。”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称，现在有些人一谈民主，就是竞争性选举。其实，竞争性选举也只是民主的形式之一，关键要看它是否有利于这个国家。“我想到了一定时候，我们也可能把竞争性选举的范围扩大。没有哪一本书上说过中国竞争性选举的范围不能扩大。”
朱佳木指出，现在有些人谈到民主，脑子里就认为是美国的民主形式，把它当成标准。这是思想不解放的表现，是一种新的教条主义，新的保守，新的框框。我们现在讲解放思想，也要从西方的教条中解放出来，不要把西方的民主，看成是唯一的。
“适合国情的民主才是好民主。因此，民主还是国产的好。在中国，就必须树立中国的民主观，走中国的民主路。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民主政治的新路，对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我们不能妄自菲薄，而要倍加珍惜。”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所长、《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的主要起草人之一房宁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关于中国民主的特点，房宁指出，中国的民主是具体实际的、中国式的。中国追求的民主，是真正多数人的民主；追求的是事实上的而不仅是形式上的平等；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也要在经济领域实现民主。
房宁认为，要客观认识西方国家的民主历史及制度优劣。思考民主问题，往往离不开对西方民主的评价。从表面看，当代西方民主体制十分复杂，理论表述相当深奥玄妙，很有几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味道。
房宁说，仔细分析一下，西方民主体制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玄妙，它的基本社会功能无非在于解决“权利”和“权力”的关系，即限制公共权力，保护个人权利。这个“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是当代西方民主的主题。而以限制公权、维护私权为核心功能的西方民主政体，却难以满足西方以外的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需要。
房宁提出，中国式的民主建设要遵循中国政治的基本规律，民主权利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实现中国人民民主权利要分三步走：主权民主，经济民主，以及在实现主权和平等基础上逐步扩大人民的个人权利与自由。
长期关注中国民主建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张树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民主还是要靠各国人民自己探索，还是要走自己的路。
张树华表示，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民主探索和实践正在展开。“西方社会应该平心静气地正确看待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主进程：它们并无意挑战西方民主，却会丰富人类社会的民主道路和民主形式。相信未来世界随着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民主会更加成熟、多样，民主之花会绽放得更加多姿多彩。”
“中国中央政治的民主化水平并不比其他国家差。否则，陈良宇这种高官就不会落马了。”全国政协委员何新说。
何新认为，民主的本质，一是分权，二是对权力必须要制衡和监督。在我国，这种分权、制衡和监督通过政治局的集体领导制度，以及人大立法、政协参政议政以及畅通各种民意渠道，在国家制度和立法精神方面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何新表示，中国的集体领导是一种分权制、民主决策制。但有极少数地方官员在地方为所欲为。近年来，不断有一些“芝麻官”搞什么检阅、阅兵，殴打采访的记者，肆无忌惮。
何新说，中国目前的民主政治建设，要改变“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状况。同时要从改革基层干部制度和权力配置入手，建立各级的集体领导制，分权制，监察制，弹劾制，要削弱极少数官员一个人说了算的权力，并强化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地(市)、县(市)、乡一级干部的民主监督，这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老百姓欢迎的真正民主化政治改革。
（责任编辑：王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