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熙修，江苏嘉定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是中国有名的进步记者。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在重庆和南京任《新民报》记者、采访部主任。在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下，为宣传中共坚持抗战和揭露国民党反动面目，浦熙修写了大量的新闻和特写，被称为后方新闻界的“四大名旦”之一。1947年，国民党当局血腥镇压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群众运动，制造了五二○大血案。浦熙修不顾个人安危，坚持报道事实真相，1948年被国民党当局以共产党嫌疑为借口逮捕入狱，在狱中仍与共产党员一起坚持斗争。建国后，浦熙修却历经劫难，直至生命尽头。
到北京，老记者有了新问题 1949年6月，浦熙修独自一人从上海来到北京。那段时间，浦熙修心情特别舒畅，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照得都睁不开眼”。到了北京之后，浦熙修有三个报馆可以选择：《光明日报》、《新民报》和《文汇报》。浦熙修曾经在《新民报》工作过，再加上过去的老板陈铭德也非常希望她过去，于是她先去了《新民报》。后来她觉得《新民报》在北京的劳资关系比较复杂，就从那儿退了出来。《光明日报》她也去过，但又觉得《光明日报》是党派报，而她是自由惯了的人，所以没过多久，她就觉得不能适应。这时正好《文汇报》的老总徐铸成邀请她到《文汇报》，她也觉得那里可能更适合自己，于是最后选择了《文汇报》。1953年，《文汇报》改为公私合营的报纸，渐渐失去了先前的光彩。在党报的《解放日报》、经济类的《新闻日报》和市民读物的《新民晚报》间，它似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1956年春天，《文汇报》被迫停刊，变成了一张《教师报》。浦熙修当时非常丧气地写信给章伯钧说：“《文汇报》改教师报已确定，从地方报纸来到中央，注定是三日刊的命运”，“我现在不求什么了，只想把文章能够写好”。不久，《文汇报》再次复刊，浦熙修担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京办事处主任。此外，她还曾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全国妇联委员等职。这期间，她三次赴朝鲜前线采访，但是这时的《文汇报》毕竟不如从前了。浦熙修以前在《新民报》是以跑独家新闻和专访著称，到了《文汇报》后，她也跑了一些独家新闻，后来中央规定重大新闻必须统一用稿，她就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适应这种新的形势了。
错划为“右派”，身心受挫 《文汇报》的复刊是“鸣放”的产物。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浦熙修也因与罗隆基的特殊关系而难逃劫难。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说：“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这个“右派系统”“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的方向”，尤其是《文汇报》编辑部，它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的”，当然就是由浦熙修“挂帅”了，而且“帅上有帅”，主帅就是罗隆基。
此时浦熙修在东北采访，罗隆基也正在国外访问。面对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浦熙修无法接受。她对共产党有很深的感情。解放前住在重庆的时候，周恩来经常打电话给她，就党不便出面的问题，跟她商量如何用新闻的方式发表。带着这种感情，浦熙修从来不曾对党有过怀疑，她觉得既然共产党说她错了，那她肯定就错了。但是她错在哪里呢？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想与罗隆基划清界限，却被攻击为“两面派”。在众人皆言存在着一条“罗―浦―编辑部”黑线的情况下，她精神上彻底垮了。在文汇报社党组、浦洁修和浦安修的一再劝说下，她被迫“交代”了罗隆基给她的“使命”，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他们还逼她找出过去的日记、信件，并用上面大人物划定的政治公式帮她在其中查找问题；又将找出的问题往这个公式里套，来说明她的错。在当时“党是绝对正确的，有错就是自己的”这一思维模式下，浦熙修一次次地写检查，真心实意地按照党的要求检讨自己，“揭发”罗隆基。此后，浦熙修还公布了罗隆基的一些私人信件。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的翌日，即7月2日，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浦熙修被迫把罗隆基给她的信中的若干内容念了出来。浦熙修的女儿袁冬林回忆说：“随着运动的深入，‘交代’、‘揭发’的问题越来越多，假的似乎也成了真的，以至于连彭总、三姨对娘的‘问题’都很生气。对在反右中娘的这种表现，现在有个别年轻学者质疑：‘浦熙修受到的威胁和逼迫到底有多大？’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决非是受到‘威胁’、‘逼迫’而‘交代’问题这么简单。在那个年代，党的威信很高，娘又是那么相信党，当组织与周围群众全说你‘错’时，你就只能自己找‘错’了。”
1959年11月，浦熙修被摘去了右派帽子。当时她感激地说：是党和民盟组织使我从右派的泥淖中爬了出来，从而看见了敞开的社会主义大门。(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责任编辑：张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