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只要认真地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美帝国主义所说的“和平共处”的真正的含义和目的。
它的真正含义和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美帝国主义力图用所谓“和平共处”来束缚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手脚，不许它们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杜勒斯说过：“就苏联政府而论，如果它摆脱国际共产主义的规定方向，而主要谋求俄国国家和人民的福利的话，它是能够结束‘冷战’的。同样，如果国际共产主义放弃它在全世界的目标，……‘冷战’也能结束。”〔52〕
肯尼迪说过：如果要改善美苏关系，苏联就必须放弃“使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计划，就必须“只照管它的本国利益，并且只照管使它的人民在和平的条件下过美好的生活”〔53〕。
腊斯克说得更加露骨。他说，“在共产党领导人放弃他们的世界革命目标之前，是不可能获得有保障的持久和平的”。他还说，一些迹象表明，苏联领导人“对于他们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承担的义务和加于他们的负担和风险抱有反感”。他甚至公开要求苏联领导人“撇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幻想而从那里继续前进”〔54〕。
这些话的意思是再清楚不过了。美帝国主义把资本主义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进行的革命斗争，都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结果。他们向苏联领导人说：你们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吗？可以的!条件是你们绝对不能支持资本主义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并且要负责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不起来革命。这样，按照美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就可以便利于他们放手地扑灭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把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置于美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统治之下。
第二，美帝国主义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名义下，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力图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杜勒斯说过：“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55〕。“处于守势是不够的，自由必须成为能够渗透进去的积极力量”〔56〕。“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57〕。
艾森豪威尔说过：美国将竭尽全力使用“和平手段”，“以便让那些处在独裁暴政束缚下的人民，能够最终享有用自由表决来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58〕
肯尼迪说过：“我们的任务是，尽我们的一切力量”，使“苏维埃帝国以及各大洲正在发生的变化，都能给更多的人带来更大的自由，并且带来世界和平”〔59〕。肯尼迪还宣布对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奉行一种耐心地鼓励自由、谨慎地压制暴政的政策”，以便为这些国家的人民提供所谓“自由选择”〔60〕。
这些话也是非常清楚的。美帝国主义把社会主义制度诬蔑为“独裁”和“暴政”，把资本主义复辟说成是“自由选择”。他们向苏联领导人说：你们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吗？可以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美国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相反地，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这也就是说，对于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美帝国主义绝不甘心，它总是妄想要消灭一切社会主义国家。
总之，美帝国主义的所谓“和平共处”的含义是：一切受帝国主义奴役和统治的人民不许争取解放，一切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必须重新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统治，全世界都要统一到美国的所谓“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
人们不难看到，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正好是投合了美帝国主义的口味。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竭力讨好美帝国主义，不断地宣扬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关怀和平”，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的需要。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把和平共处引申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反对革命，取消革命，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不许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要求。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鼓吹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全面合作”，为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大开方便之门，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的要求。
帝国主义从来是最好的反面教员。在这里，我们不妨把杜勒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说过的两段话抄录在下边。
杜勒斯说：“有迹象表明，在苏联内部有要求较大的自由主义的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在苏联内部继续发展，而且声势日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也有理由希望，像我曾经说过的，在十年或者一代期间里，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政策的伟大目标，这就是出现这样一个俄国，它是由能够反映俄国人民的愿望、放弃了统治全世界的掠夺野心，并且遵循文明国家的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中所体现的原则行事的人们所统治的。”〔61〕
杜勒斯还说：“长远的前景--说实在的，我要说，长远的必然性是，苏联统治者们目前的政策将要有所演变，从而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成分将要增加，而国际主义的成分将要减少。”〔62〕
看来，杜勒斯的幽灵缠住了那些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人，以致他们简直对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着了迷，根本不愿意想一想，他们的所做所为是多么符合美帝国主义的希望。
苏美合作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
总路线的灵魂
苏共领导几年来开口“和平共处”，闭口“和平共处”，实际上他们对待中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不仅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而且也不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苏共领导所以不断宣扬和平共处是他们对外政策总路线，说穿了，就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要全世界所有共产党，都服从他们这些年来梦寐以求的苏美合作。
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这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请看他们的妙论：
“现代两个最伟大的强国--苏联和美国，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都远远地留在后面。”〔63〕
“这两个国家中的每一个，率领着一大批国家--苏联率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美国--资本主义阵营。”〔64〕
苏联和美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65〕。
“在苏联政府首脑尼·谢·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约·肯尼迪之间达成协议，决定人类命运的国际问题就会得到解决。”〔66〕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的最凶恶敌人，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这一点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0年声明上是写得清清楚楚的，你们怎么能够同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联合起来”保障和平呢？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三十多亿人口，难道都无权掌握自己的命运，都必须规规矩矩地听从苏美两个“巨人”、两个“最伟大的强国”的摆布吗？你们的这种狂妄的谬论，不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十足的强权政治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当真以为，只要苏美两国达成协议，只要两个“大人物”达成协议，就可以决定全人类的命运，就可以解决一切国际问题吗？你们错了，完完全全错了!从古到今，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现在世界上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有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有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有帝国主义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难道苏美两国达成协议，这些矛盾就会消失了吗？
在苏共领导的心目中，只看得起一个美国。为了追求苏美合作，苏共领导不惜背弃苏联人民的真正盟友，不惜背弃至今还处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兄弟以及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苏共领导极力破坏社会主义阵营。他们用尽一切造谣诽谤的办法攻击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施加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对于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他们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一道向革命的古巴施加压力，要古巴牺牲自己的主权和尊严。
苏共领导极力破坏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他们充当社会改良主义的传教士，瓦解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斗志。他们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破坏民族解放运动，越来越露骨地充当美国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苏共领导为了追求苏美合作，费了这样大的力气，付出了这样巨大的代价，他们究竟从美帝国主义那里捞到了什么呢？
从一九五九年以来，赫鲁晓夫就对苏美两国首脑会晤着了迷。他在这个问题上不知做了多少好梦，散布了多少幻想。他热烈赞颂艾森豪威尔是一个“懂得大政策”的“大人物”〔67〕，热烈赞颂肯尼迪“理解到这两个强大国家的政府所负担的重大责任”〔68〕。苏共领导大肆宣扬所谓“戴维营精神”，大肆宣扬维也纳会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苏联报刊鼓吹说，苏美两国首脑坐在一起，人类历史就进入了“新的转折点”；这两个“大人物”一握手，国际关系就出现了“新纪元”。
但是，美帝国主义是怎样对待苏共领导的呢？戴维营会谈一个多月以后，艾森豪威尔公开宣布：“我不知道有任何戴维营精神”。戴维营会谈七个多月以后，艾森豪威尔派遣U-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破坏了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维也纳会晤以后不久，肯尼迪公然提出苏美二十年和平的狂妄条件，那就是：苏联不得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维也纳会晤一年多以后，肯尼迪下令对古巴实行海盗式的军事封锁，制造了加勒比海危机。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喧嚷一时的“戴维营精神”、“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如此等等，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苏共领导又大肆鼓吹所谓“莫斯科精神”。他们说什么要“趁热打铁”，并且说苏美达成进一步协议的“有利条件都具备了”，不应该采取“慢馒来”和“不着急”的态度〔69〕。
究竟什么是“莫斯科精神”呢？我们不妨看一看最近发生的这样一些事情：
苏共领导为了进一步创造“苏美合作”的气氛，在莫斯科举行庆祝苏美建交三十周年的集会，同时又派了一个文化代表团到美国去进行纪念活动。可是，苏共领导的这种“热情”，得到了什么呢？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全体人员拒绝出席莫斯科的庆祝会，美国国务院发出特别备忘录，要求美国公众抵制苏联文化代表团，并且指责他们是“最危险而可疑的人物”。
在苏共领导鼓吹什么“苏美合作”的时候，美国却派出间谍巴洪到苏联去活动。苏联政府逮捕这个间谍，本来是完全正当的。可是，在肯尼迪叫嚷说，美苏小麦买卖“要靠两国有合情合理的气氛”，“这种气氛因巴洪被捕而被大大破坏”之后，苏联政府就以“美国高级官员对巴洪命运的关怀”为理由，不加审判，急急忙忙把这个被宣布为“侦讯证实”“干了反苏间谍活动”的美国间谍释放了。
所有这些，难道就是“莫斯科精神”吗？如果这就叫做“莫斯科精神”的话，那实在是太可悲了。
莫斯科，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光辉名字，这个自从伟大的十月革命以来为全世界千百万人所景仰的光辉名字，今天竟然被苏共领导用来掩盖他们勾结美帝国主义的肮脏勾当而蒙受了奇耻大辱：
总之，为了向美帝国主义乞求“友谊”和“信任”，苏共领导向美帝国主义不知说了多少好话，求了多少人情，向兄弟国家和兄弟党不知发了多少脾气，施加了多少压力，向各国革命人民不知玩弄了多少花样，进行了多少欺骗。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他们从美帝国主义那里得到的，只是屈辱，屈辱，还是屈辱。
劝告苏共领导几句话
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在抗击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严酷的日子里，在卫国战争的熊熊烈火中，什么时候在困难面前低过头？什么时候在敌人面前下过跪？今天，世界上是一片大好革命形势，社会主义从来没有这样强大，帝国主义从来没有这样困难，可是，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被美帝国主义欺负到这步田地，社会主义阵营的荣誉竟然被苏共领导糟蹋成这个样子。我们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怎么能不感到莫大的痛心呢!
在这里，我们愿意诚恳地劝告苏共领导几句话。
美国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是妄想征服全世界。它疯狂地镇压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它公开宣称要东欧重新回到所谓“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你们怎么能够设想，按照美帝国主义征服全球的侵略计划，最沉重的打击只会落到别人头上，而不会落到苏联头上呢？
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们怎么能够设想，这两个社会制度根本对立的国家，可以实现什么“全面合作”呢？
美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之间，尚且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美国必欲把它们踩在自己脚下而后已，你们怎么能够设想，帝国主义的美国，会同社会主义的苏联融洽相处呢？
苏共领导同志们!请你们冷静地想一想吧，一旦世界上出现狂风暴雨，难道美帝国主义是靠得住的吗？不，美帝国主义是靠不住的，任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靠不住的。苏联的真正可靠的同盟者，只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只能是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和发展，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是任何人也扑灭不了，阻挡不住的。任何人背叛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背叛全世界人民，妄想同美帝国主义合伙来主宰世界，到头来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苏共领导这样做，是极端错误和极端危险的。
悬崖勒马，为时未晚。现在是苏共领导抛弃你们那条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回到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道路上来，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的时候了。
根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5页。
〔2〕《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草案》。《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09页。
〔3〕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28页。
〔4〕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80页。
〔5〕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29卷，第128-129页。
〔6〕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21页。
〔7〕《在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23-124页。
〔8〕《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的闭幕词》。《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27页。
〔9〕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45-446页。
〔10〕《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列宁全集》第30卷，第292页。
〔11〕《答美国〈纽约晚报〉记者问》。《列宁全集》第30卷，第333-334页。
〔12〕《给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和彼得格勒工人、红军代表苏维埃》，《列宁全集》第33卷，第375-376页。
〔13〕列宁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29页。
〔14〕《列宁全集》第27卷，第144页。
〔15〕《列宁全集》第31卷，第163页。
〔16〕《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6页。
〔17〕斯大体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46页。
〔18〕《答美国报界一些编辑提出的问题》。见1952年4月2日苏联《真理报》。
〔19〕《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体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7-48页。
〔20〕《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0页。
〔21〕《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页。
〔22〕《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页。
〔23〕苏联《真理报》1962年11月18日波诺马廖夫：《世界共产党人的胜利旗帜》。
〔24〕《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62年第1期，鲁勉采夫：《我们的共同的思想武器》。
〔25〕赫鲁晓夫1960年9月23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26〕赫鲁晓夫1960年2月21日在印度尼西亚日惹加渣玛达大学的讲话。
〔27〕赫鲁晓夫1960年1月14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28〕苏联《消息报》1961年12月4日编辑部文章。
〔29〕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1961年12月30日给肯尼迪的贺电。
〔30〕赫鲁晓夫1960年9月23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31〕赫鲁晓夫1961年7月5日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苏使馆的招待会上的讲话。
〔32〕《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62年第12期，波诺马廖夫：《革命运动的若干问题》。
〔33〕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62年第2期，第89页。
〔34〕苏联《真理报》1961年2月8日波诺马廖夫：《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新阶段》。
〔35〕苏共中央1963年3月30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36〕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37〕《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62年第12期，波诺马廖夫：《革命运动的若干问题》。
〔38〕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
〔39〕赫鲁晓夫1960年1月14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40〕赫鲁晓夫答奥地利教授汉斯·蒂林问，1962年1月3日苏联《真理报》。
〔41〕《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25卷，第72页。
〔42〕《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44、347页。
〔43〕《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1页。
〔44〕苏联《真理报》1963年12月6日编辑部文章：《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
〔45〕美国《时代》周刊文章：《我们对尼基塔必须友善到什么程度？》1962年3月9日。
〔46〕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1963年8月18日的电视谈话。
〔47〕英国《时与潮》周刊文章：《肯尼迪帮助赫鲁晓夫》，1963年4月18至24日。
〔48〕法新社1963年7月14日华盛顿电，综述美国政府官员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评论。
〔49〕美国前副国务卿狄龙1960年4月20日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演说。
〔50〕杜勒斯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的演说。
〔51〕肯尼迪1963年9月20日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说。
〔52〕杜勒斯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发言。
〔53〕肯尼迪1961年11月25日同苏联《消息报》主编阿朱别依的谈话。
〔54〕腊斯克1963年9月10日在美国退伍军人团全国大会上的讲话。
〔55〕杜勒斯1959年1月31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的演说。
〔56〕杜勒斯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的演说。
〔57〕杜勒斯1959年2月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的证词。
〔58〕艾森豪威尔1960年9月30日在芝加哥美籍波兰人大会上的讲话。
〔59〕肯尼迪：《和平战略》，第199页。
〔60〕肯尼迪1960年10月1日在美籍波兰人大会上的演说。
〔61〕杜勒斯1956年5月15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
〔62〕杜勒斯1958年10月28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
〔63〕尼·尼·雅科夫列夫著《三十年来……》（苏联为纪念苏美建交三十周年出版的小册子）。
〔64〕尼·尼·雅科夫列夫茅《三十年来……》（苏联为纪念苏美建交三十周年出版的小册子）。
〔65〕赫鲁晓夫1961年9月5日同美国记者苏兹贝格的谈话。
〔66〕葛罗米柯1962年12月13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
〔67〕赫鲁晓夫1959年9月17日在纽约市长的早宴上的讲话。
〔68〕赫鲁晓夫1961年6月15日的广播电视演说。
〔69〕苏联《消息报》1963年8月21日评论员文章。
（责任编辑：悦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