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李大钊果真发表演说的话，当时寻访过执刑者，了解有关情况的报道不会只字不露。《北洋画报》当时发表的署名“王郎自京师寄”的通讯《处决李大钊等琐闻》，所云“未几执行吏来，首以李大钊送往绞刑台。李见此，知已不免，乃曰：‘请以纸笔来，俟书一遗嘱。’执刑者曰，此时已晚，由不得汝矣。李无言，神色尚未变，既上。执刑者令其颈稍伸长，李如言应之，厥态殊从容。二十分钟始绝”，应是当时真实的情况。从中可知，李大钊临刑时的表现，堪称是从容、镇定，毫无畏惧的。
另外，新中国建立之初，张次溪先生在编著《李大钊先生传》时，在“遇难前后”一章，曾经记录了当年一个狱卒提供的情况：“在临刑前，他要向群众发表最后的说话，但却被押解的士兵，一拳击倒在地上，”“送上绞台，先生拟留遗嘱，亦不得允许。”(所谓“群众”当是在场的狱卒等)这是一个李大钊临终未能发表演说的直接证言。
据笔者了解，《李大钊传》主要执笔者之一，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的朱乔森在《李大钊传》出版不久，就曾向研究李大钊的著名专家张静如等坦言，李大钊发表临终演说的情节是根据推测“编写”的，李大钊说的那段话也是根据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和话语“编写”的，为的是显示李大钊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理想。据有关回忆文章介绍，在当时斗争环境越来越险恶的情况下，李大钊的表姑曾经问他：“你们老搞这事，也不怕吗？人家那样厉害，兵权在手，今日赶，明日捉，把你们从这儿赶到那儿，你们不是自讨苦吃吗？”李大钊当时的回答是：“他们就好比是一堵墙，我们捣来捣去，总会把这堵墙给捣垮的。”又说：“怕什么！早晚我们是要胜利的。我们的主义，就像庄稼的种子一样，到处都撒遍了，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儿，还有那儿长起来，没有关系。”后面的这句话，当是“编写”李大钊临终演讲的主要“蓝本”。(党史博采 董宝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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