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常委同志们：
一、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之失败，其主要原因，是党整个的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这个错误的机会主义政策发生之根由，乃是因为不曾洞察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险性，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之错误的观察，遂至不自觉的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过分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军事势力，造成了革命失败资产阶级胜利之前提。我们若不深刻的了解这个根由，将仍要辗转陷于不可拯救的泥坑中，莫由自拔，将只是口中反对机会主义这一名词，而手中所做的仍旧是各种各样变相的机会主义。
“八七”会议以后，仅仅是笼统的反对机会主义，并未曾指出机会主义政策发生之真正根由；更未看清实际情形，勇敢的承认革命之失败及资产阶级之胜利这些既成的事实。广州暴动失败后，我们分明是失败了，当时应该马上取很好的退守政策，以保存阶级的战斗力，即是我们从战场上退出来，整理我们的队伍，积聚我们的力量，以图革命之再起。当时党的政策却不是这样，反而是在主观上肯定革命潮还正在一直高涨，因此取了直接进攻政策，直到六次大会前尚在进行湘鄂赣三省总暴动，使敌人得着机会，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捂我们整个的阶级力量打得粉碎，无产阶级及农民群众，在党的“暴动！暴动！继续暴动！”这样命令之下，受了一时不能回复的损伤，党中最积极的战士亦因之丧失殆尽，党和群众也断了联系，至今还不易恢复。
当广州暴动前后，我感觉得中央在政治上有错误的估量，遂至有错误的政策，曾写了几封不避忌讳的信给中央，指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像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昂，并且我们已失了和广大群众的联系；若不马上改变政策，从群众自身的日常生活斗争中获得广大的群众，若不估计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情绪到了若何程度，而随便暴动，其必然失败的结果，只有使群众更加离开我们，甚至于怨恨我们而接受反动派的宣传。当时的中央对于我的意见，不但不提起注意，而且当做笑话到处宣传。听说在六次大会时，特立对布哈林说：“盲动主义极盛时，我实觉得不妥当，但在中央高压之下，不敢说出不同的意见。”的确，当时的中央同志们，以为只有自己和与自己同一意见者才是真正布尔塞维克主义，只有暴动才是布尔塞维克的正确路线，如有人对于革命高潮有点怀疑，对暴动有点审慎，便要拿“机会主义的残余”“观念不正确”等罪名加以打击，大有“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气概。幸而六次大会对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和对于机会主义一样，加以相当的矫正；可惜太晚了，并且未曾把这些错误之根由系统的澈底的指摘出来，遂至留下现在的祸胎。
二、现在的中央的政策，是否已经改正了这些错误呢？我以为一点也没有改正。不但向左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未曾改正，向右的机会主义根本上也同时存在。始终不认识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危险，始终不认识统治阶级即国民党政权之阶级性，始终不认识革命失败与资产阶级之胜利，始终不认识现在是列宁所谓“革命二个波间过渡期”，则在政治分析与估量上自然要发生错误。政治上有了错误的估量，即是把敌人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坏，把自己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好，自然要发生盲动主义；盲动主义者碰着不动的阻碍，自然要发生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惟恐其命令不通行，自然要抹死党内德谟克拉西，排除一切意见不同的分子，造成自己褊狭性的一致，以便今出惟行，好证明其“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说”(这是造谣，中央正反对认为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意见，参阅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与复江苏省委同志的信--编者)及盲动路线之正确。有许多同志都感觉着中央在政策上组织上或工作方法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我以为不是这样零碎的问题，而是有系统的一贯的总的路线之错误。若长此照这样不正确的路线蛮干下去，于革命及党的前途，都有莫大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又只得不避忌讳，向你们详细说明一下。
三、你们对于蒋桂战争性质分析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局部的，乃是由于不曾洞察资产阶级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险性，不了解纸治阶级即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这种传统的错误这种整个的错误观念所表现之一例。把国民党看做是一种各阶级的政治联盟，而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这本是我们党传统的错误；由这传统的错误观念做出发点，所以你们才把蒋桂战争及一切国民党内部斗争，都当做是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矛盾之爆发。(你们把蒋桂战争看得如此严重，如此夸大，所以一直到战争爆发之前一分钟，尚坚决的预言战争不会就爆发；这个错误决不是偶然的，代他们格外夸大，遂不得不代他们格外慎重。)
其实，中国的封建残余，经过了商业资本长期的侵蚀，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已显然不能够以农村经济支配城市，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之根本矛盾，如领主农奴制，实质上已久不存在，因此剥削农民早已成了它们在经济上(奢侈生活或资本积累)财政上的(维持政权所必需的苛捐杂税)共同必要；至于说资产阶级企图发达市场，列宁曾经告诉我们，这是要靠“农村资产阶级之形成与发达，以二重方法创造市场：第一，为生产手段创造市场，即是由富衣把他们在衰微的地主及零落的农民身上搜集的生产手段转化为资本；第二，由购买能力较强的农民消费扩大，以创造市场”。若改良一般农民生活，增高一般(这里连工人也包含在内)购买能力，则非资本主义生产力终于不能有高度发展的中国资产阶级所需要与可能(国民党政府丝毫也没有想到怎样解决土地问题，正因为现在没有这个需要与可能)。此外，这两个阶级之“阶级的经济利益”根本矛盾，还有甚么呢？而且，中国的一九二五--〈二〉七年之革命，无论如何失败，无论如何未曾完成其任务，终不失其历史的意义，因为他确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增加了他的阶级力量之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对立地位之过程中，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他为自存计，势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就是说不得不下全力争取城市工商业的经济势力，做他们各个区域内的统治基础。它们所以现在尚能残存，乃因为资产阶级受了工农革命势力的威吓，不但不愿意消灭封建势力，并且急急向封建势力妥协，来形成以自己为中心为领导的统治者，并且已实现了这样的统治，就是国民党的南京政府。
你们忽视了这些很明显的事实，遂至今还是过分估量封建势力的地位，甚至中央负责同志日前和我辩论关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比重的问题时，竟说：“此时中国的经济还是农村支配城市。”(又是造谣，中央只是说中国是农业落后国，农业生产还超过城市生产。在发展的方向上，当然是城市支配农村，这里没有争论，但农村总是比较城市落后，绝不能将中国农村看得如上海汉口一样--编者)像这样不正确的观察，自然会幻想中国尚有这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封建与资本)战争之可能，自然会产生“每个战争都是阶级战争”(这是曲解，中央在反对向导式的唯心的分析的时候，指出每个战争每个政治事变都有他的经济的背景与阶级的意义。参阅中央通告第十五号，三十四号等--编者)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只可说每个战争都有经济的背景，在阶级的社会里，便有阶级的意义(这里所谓阶级的意义，如就阶级内部战争说，是和个人的意义及其他意义相对立，不是和阶级战争之涵义完全相同；因为每个阶级战争，必须是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之革命战争)，不能说每个战争都是阶级战争--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战争。这是因为未有阶级以前的原始民族，民族已有战争；已有阶级的社会里，各阶级内部也有战争，最显著的例，如日本的西南战争，中国的北洋军阀战争，南北美战争。
如蒋桂战争真是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战争，蒋介石讨发〔伐〕桂系，如果真如你们所说是“为资产阶级本身的发展，，而要“相当的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三十号通告)，不得不和你们所谓“更反动的”“尚有强固基础”的封建势力战争；那末，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还未完全丧失其革命性，我们使不应该而且也不能够号召群众起来反对这种战争，因为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这些也都是群众所要的。三十四号中央通告所谓：“同志中有以为‘蒋桂战争是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地主阶级的战争，也就是民主势力反封建势力的战争，并且还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因之这次战争在客观上是有革命的意义。’这是一个极端右倾的危险观念，在策略上可以跑到拥护蒋介石的路线上去。”这些同志对于蒋桂战争性质后下的定义，和中央自己所说的一样，这一个极端右倾的危险观念与策略，正是中央自己错误的分析之必然的结论，如何能够归咎于同志！于是你们又解释道：“阶级战争不一定都是革命的”(许多同志都说中央有这样的解释)，(中央只说中国的军阀战争虽然反映着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可是主要的动力是帝国主义，所以没有一点革命或进步的意义--编者)；如果真是这样，则马克思主义及无产阶级的战略基础，便根本倒台！“每个战争都是阶级战争”及“阶级战争不一定都是革命的”这两个理论，都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加了闻所未闻的修正，显然犯了很严重的错误。
四、蒋桂战争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对于他及一切国民党内部战争，究竞取什么态度呢？我以为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正在很复杂的流变生长过程中，和欧洲已经能够和平发展而且已有高度发展的资产阶级不同，它们的阶级来源太复杂，又加以帝国主义之操纵，他们内部各派之间，政权及地盘的明争暗斗，以至爆发战争，这是必然的现象，而且是较长期的现象，蒋桂战争，不过是其中之一；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新政权之内部冲突，而和国民党从前对北方封建军阀战争有不同的性质。不但代表复杂的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之国民党是如此，即在欧美先进的资产阶级，他们当中，工业资本和农业资本，轻工业和重工业及财政资本之间，虽然很少国内战争，而冲突仍然不断，这一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那一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更有大的冲突。无产阶级对于他们的态度，只是分析出他们之间的冲突，是为了经济上或政治上某种具体问题之利益矛盾而必然不可避免，我们只有利用他们之间每个冲突(不管他是经济的或政治的)，来扩大自己的运动，对于他们之间因利益不同而爆发的每个战争(不管他是大规模的或是小的)，都只有号召群众起来反对，不但是消板的反对，且须积极的转为阶级战争，此时不需要代他们分别那个是纯资产阶级的，那个是带封建性的；或者那个较进步较左些，那个更反动些，那个还有改良政策的企图或欺骗，那个连这些都没有；因为这决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当面的任务是推翻整个反革命势力之统治，因为我们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立脚点上，对于他们之间已经不能有不同的战略。
对于他们之间采用不同的战略者，例如从前俄国的少数派；少数派总以为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立宪比代表封建势力的沙皇进步些，沙皇更反动些，他们之间的确还有冲突，无产阶级就该和资产阶级联盟扫除更反动更有强固基础的封建势力。多数派坚决的回答说：否。他们对我们已经是整个的了，我们对他们也必须是整个的。“我们正在反对封建，你们不要反对我们！”这是民主立宪党所要的；少数党居然做了他的应声虫，多数派则断然拒绝之。“对桂战争是反封建势力”，这是蒋介石爪牙的宣传，我们共产党中央也这样说，这是何等痛心的事。
五、因为不曾洞察统治阶级的阶级性，不曾看出资产阶级各方面的发展对于革命的作用及其危险性，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政纲中，对于富农取了犹豫态度。列宁说：“农民社会之分解，是为资本主义创造国内市场。”“农村资产阶级之形成与发达，以二重方法创造市场。”(“富农中农及农业无产阶级”)富农即农村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在农村发展之初步形式，他对于下层群众的革命，必然和城市资产阶级取一致态度；是因为富裕的农民，蓄有余资的以营利为目的而购入或租入家族需要以上的土地，雇用较多的雇农，生产商品，出卖于市场；或于农业之外兼营商业；或放高利贷以至包耕包佃；他已经走进剥削阶级，和被剥削的下层群众(贫农)站在利益相反的地位。尤其是经过了初步的民主革命之后，进入土地革命的阶段，下层群众起来均分土地，取消高利贷，富农反对革命是不会有丝毫犹豫的。
每个革命斗争都首先要看清那些社会成分必然因革命所给予的利益不同而发生向背；现在的土地革命，只有贫农(雇农，小佃农与小自耕农)是革命的柱石，中农是中间动摇分子，富农是反革命者，因为他所失于革命的农民的东西比所失于地主的要大得多。所以若是始终想和富农联盟来反对地主，和始终想和资产阶级联盟来反对帝国主义，是同样的机会主义。
并且中国的农民革命，不是简单的反对封建地主问题，中国的地主阶级中，板本就没有像法国，德国，俄国革命时封建领主那一特权等级。商业资产阶级，不但直接剥削农民，不但有些地主本身就是商业资产阶级，并且许多衰微的地主正因为商业资产阶级及富农的两种榨取，更要加紧剥削农民以自存。在垄断原料方面，城市商业买办阶级，使农民经济陷于极困苦不自由的奴隶地位。富农占有较多的土地剥削雇农；高利贷所剥削的，不用说多数是贫农；包佃者对农民所取租额，当然比较地主所取得还多，他才好于中取利。所以商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及富农和地主阶级同样是农民革命的对象。
六、最今人不解的，你们不但在阶级比重上把封建势力看做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或者更强固些，最后更进一步否认了中国资产阶级之存在。你们从前肯定的说桂系和冯玉祥都不代表资产阶级，随后又说：“蒋介石并不等于资产阶级”(三十四号通告及六月二十九日第二十七号《红旗》)；那末现在中国统治阶级的阶级性及其领导势力是什么呢？国民党政权积他的一般政策之中心意义所表现的是什么呢？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他的政冶代表呢？如说有，既非桂系，又非冯蒋，那末究竟是谁呢？如说没有，那末，以前所谓“阶级联盟”，及所谓“资产阶级背叛革命”都成了弥天大谎，岂非滑稽之至！大约是你们看见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并未能排斥帝国主义，并未能改良农民生活，并且他战胜了桂系反而马上取消了已实行的二五减租，你们对他很失望，所以说他不等于资产阶级。你们致河南省委的信上说：“假如冯玉祥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势力，必须解放农民等等。”如此说来所谓中国资产阶级之存在，并不是现在实有的这些冒牌的假的资产阶级，只有幻想着在你们头脑中如此这般的资产阶级，才算是中国老牌的真正资产阶级。你们对于中国资产阶级这样的观察，分明不是依照辩证法，在一切现象流变生长过程中，抓住现在实有的资产阶级，而是依照形式逻辑，虚构一个超时间性的一定模型的资产阶级，国际说你们“夸大资产阶级”，正确点说乃是“对于资产队级的幻想”。
这样的幻想，决不能够领导群众向当面的资产阶级斗争，而是领导群众去寻找你们心目中的资产阶级。在事实上你们心目中如此这般的资产阶级，带有革命枕的资产阶级，只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初期才会有；现在不但在中国寻找不着，即欧美各国也都已寻找不着了。各国革命史已教训我们：资产阶级一抬头，一看见下层阶级有独立的行动，马上开始反动，豪不犹疑的和封建的旧势力妥协，什么无耻的反革命举动都会做出来；这正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是历史的必然，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是如此，经济文化落后国的中国资产阶级更没有例外。所以我们不能除开现有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即是除开冯蒋等派这些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另外幻想会有某一派(如在野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或者是不反动的；我们对于整个的资产阶级及其各派代表不能有丝毫幻想，无形中帮助他们欺骗群众。
（责任编辑：悦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