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共产党员之参加国民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于国民党政策之不正确，与违背共产主义，在其参加政府委员的同志行动上与党对于参加政府的整个方针中，充分的表现出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对此问题的立场，亦如其他许多革命的主要问题一样的，和国际的方针及初步的共产主义政策，都发生冲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共产党员参加武汉政府的决议是这样说的：“共产国际中央认为，共产党应当很坚决的在中央与地方政府机关中工作，同时要批评自己的同盟者之不坚决，就是最接近的同盟者，也要批评；并且要保证政府政策之正确。
共产国际执委特别叫中国共产党注意：现时革命政府与民众之密切的连系是十二分必要，只有在这种密切连系的基础上，才能经过国民党而实行这一政策，只有建筑在群众上的方针，才能渐渐的巩固革命政府的政权，及其为革命之组织中心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巩固武汉政府的这种影响。不能实现这种任务，不能发展群众运动，没有土地革命及坚决改善工人阶级的要求，没有使国民党变为真正劳动群众的广大组织，没有继续的巩固工会与发展共产党，武汉政府没有与群众发生密切的关系，那就不能使中国革命得到胜利的实现。
共产国际中央认为只有这种政策才能证实共产党员之参加政府。若无此条件而参加，则就带有上层的勾结，与政客的结交性质，而他们必须为实际的生活与伟大的阶级斗争之进展所摈弃。要时常的使政府工作与群众中的工作相连系，实是中国共产党必要的任务”。
这就是共产国际对于政府回题向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但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与共产党员的总长做了些什么？看事实：
共产党员在得到委命后两月才开始组织自己的部务。农政部长谭平山(共产党员)就职典礼时的演说，除批评他是可耻的外，没有别的话说；他对于土地革命，没收土地，消灭豪绅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政权，都默然无一言；他却说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改良农村状况”，反对“过火，的话。谭平山就职后，马上就发表对农民的训令，禁止农民反对豪绅的“妄动”，违反之则“严罚”。
农政部及劳工部与其他官僚机关并没有什么区别。在此数月［月］内，他们并没有公布一个减轻工农痛苦状况的法律。没有一个改变城市与乡村中剥削的法律及改良经济关系的法案是公布的(劳动法草案，减租草案，农村自治法等)，有些并且没有预备向政府提出。这些总长的共产党员的工作，照国际的决议案应是聚集自己的力量来与群众连系，来维持群众运动，但实际上则成了最滥的资产阶级官僚的统治，只是在群众面前消失共产党的面貌。我们没有一个革命的建议，对于武汉政府包蔽反革命之种〈种〉错误也没有一点批评。特别是农政部长的政策，除了说他是反对农民的政策孟塞维克的政策，简直没有别的合适的名称。土地问题应是农政部顶主要的问题，但是完全把他忘却，甚至农政部发到各省的调查表，竟无一关于土地关系的问题。谭平出同志上任后，第一件事实，就要打算“镇压”湖南的农民运动。对此，中央是赞成的，并且还要他到湖南去做出征的领袖，实行恢复“秩序”的任务。这次出征已经成行，但尚未至目的地，而长沙已发生反革命的叛变，这些叛变很敏捷的很澈底的实现了谭平山同志所领袖的出征之任务。
当谭平山同志结束他那不光荣的总长任务时，还来个长期请假的退出，重新又丢党的脸一次，当反革命渐渐在武汉国民政府境域内巩固，当国民党内正在酝酿了不要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趋向，如此才可自由的完全压迫工农运动而与蒋介石及反革命军官妥协；谭平山同志却很愿意去迎合反动军官与胆怯的国民党领袖之希望。他脱身的办法是借口于理想的病症，来实行他的长假。并且他的请假是事先与汪精卫商量，然后再与中央讨论，但中央不仅不反对这种行动，而反完全同意这种计划。因为在七月三号中央会议上通过的十一条中有说：为“避免纠纷”，同意于临时退出，这是所谓革命的政策！
谭平山既因“病”而请了长假，但还不够，还要说“因政局困难，不能纳农运于正轨”。共产党总长在最负责任的时期中，由战场上述脱还不够，而且重新还要向农民进攻一次。每人都应当问一问，从这几句话里得到些什么结论：一、农民运动是走上不正的路了；二、只有武力能纠正他，因为共产党员的总长有了共产党的群众组织的完全威权，尚还不能“纳入正轨”呢！这是直接承认许克祥之在湖南，夏斗寅之在湖北的动作；这简直是直接号召反革命！他的代表毫不受处罚的在政府内做了这些顽意，莫非这还不是共产党的耻辱？但是中央对于谭平山的声明，没有发表过一句话。本来他亦无从反对起，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政策。
共产国际主张中国共产党参加武汉政府，是为要更左的去推动此政府到革命的路上去，是为要消灭所有的反革命成份，并经过坚决的实际的革命斗争去得到广大群众的赞助，变武汉政府为工农民权独裁。中央对此问题的革命提案，完全不了解，他变共产党参加政府为资产阶级改良的总长主义。这与多数派主张共产党员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一九O五年)的见解，相去不知多远！在一九○五年，当时俄国亦是同祥的民权革命的任务，亦有无产阶级政党参加革命政府之要求--亦是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的问题。列宁对此，在其《两个策略》的小册子中说：
“我们应当指出此政府的行动政纲，适合过渡的历史时期之客观条件与无产阶级之德谟克拉西的任务。这个政纲就是本党的最低限度的全部党纲，是在现有的社会经济的关系之基础上，最近尽可实行的政治经济改造的政纲，这是一方面；别方面就为往下的进行到实现社会主义……。
可以有人反对说：临时政府，因为他是临时的，所以他不能执行尚未得到全体人民同意的积极政纲；可是这种论调，只有反动的诡辩派及帝制党才会提出来反对我们。因为如果不执行什么政纲，那就是让腐败的封建专制的农奴制度继续存在。对于这种制度，只有背叛革命事业的叛徒政府才能容忍。无论如何我们应当由下的去影响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为要求由下的来实行督促政府，就应武装起来……。武装督促的目的--是为保持巩固并发展革命的‘胜利’，这些胜利，从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上看来，是在实现我们最低限度党纲之内的。
临时革命政府是为革命赶快得到胜〈利〉的斗争机关，是为赶快的揭发反革命的企图，而并不是实现一般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之机关……。
这种胜利就将是专政，就是他必须要依靠武力武装的群众暴动，而不是那些由和平方法得来的‘公开’机关。因为要实现无产阶级及农民所赶快急须的改革，必定引起地主与大资产阶级之残酷的抵抗，所以只有用专政来对付……没有专政便不能破坏此抵抗与击破反革命之企图”。
武汉政府现在亦变为专政的机关，但不是工农的专政，而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者之机会主义政策，却正是客观上帮助这种专政实现的！
(七)武装问题与对于军队之关系
中国共产党对于武汉政府军队及武装工农的问题之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些错误足以证明我们党对于革命之中这种非常重要的问题，亦有在原则上极不正确的趋向。
人人都知道武汉政府之中极大多数〈除少数共产党员率领的部队及党所号召进去的工农)，都是雇佣军队，和中国其他军阀的军队是一样的。人人都知道这些军队的将领极大多数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只能暂时和革命相伴，都希望借此升官发财。对付这种军队的方针自然应当是，完全注重兵上的群众，而不是要注重那些反革命的将领，要在兵土及下级士官中实行广大的工作，使军队之中亦有反抗反革命的支柱。
然而党的指导机关的观念及行动，恰恰如此相反。一切政策及工作都只是和将领办外交，只注重种种方式的军事结合。实际上在兵土之中没有任何工作，并且也并没有丝毫尝试。虽然军事问题很重要，然而第五次大会没有特别去讨论，而中央军委讨论了四个月军队中工作的问题，仍旧是没有决定。
可是和将领谈话办外交，却有很多的时间。对于唐生智，朱培德类的反动派，中央那时的政策亦是非常之可耻的。湖南政变及其后大规模的屠杀工农，都是唐生智的部下干的，唐生智当然是与谋的--他到后来正式与以合法的承认。然而中央所决定的湘赣事件宣传大纲上说：“湖南政变是背叛唐生智的，因唐赞助湖南民权运动，并表示好意于被压迫的农民”。(六月十四日)那时湖南的情形是很明显的了。
湖声每个工人每个农民每个共产党员，听见了这种宣传，岂不要冷笑？然而中央还不限于这种口头上的话，甚至于组织总示威反抗长沙事件的时候，同时还去欢迎北伐凯旋的北伐将领。这种奇怪的事，居然是事实，居然在武汉实现--难怪汪精卫说共产党勾结军人。
关于朱培德的事也是如此。朱培德驱逐共产党员及左派国民党员出江西，我们自然要反对这种政策和他的主谋。然而中央始则等待犹豫，继则决定：开始总的反对江西之反动，不嵌朱培德的姓名，仿佛是说，朱培德总算是比人好些，如果他也离开我们，反动更要厉害。这样说来，朱培德还不是江西反革命的领袖，而是我们的保镖的，所以应当对他要包容些。党的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竟陷落到如此之深。
这种对于军队的态度，就使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中央军委对此完全没有工作，没有提及一般共产党员的军事训练，这实是我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没有提及有系统的聚集那零星散乱的工农武装队，使成为一有组织的坚固力量，以便做发展革命的真实的拥护者；没有想尽方法的去得武器，以武装工农。中央那时认为武装工农是难以实现的，甚至于以为是有害于与国民党军队领袖联络的。经过如此之久的时候，中央忽然“积极”起来，不过恰好是相反的积极，决定叫汉口工人纠察队“为避免挑拨离间及冲突起见”自动的解除武装。这不是公开的取消主义是什么！
(八)党内问题与对国际的关系
中央所以陷于机会主义如此之深，而能绝不受警戒的去执行这些机会主义的政策，其原因之一，便是党内情形的不好，中央以前受不着群众的监督，不向群众报告，不提出党的政策交一般党员讨论。党里面完全是宗法社会制度，一切问题只有党的上层领袖决定，而“首领”的意见不但总应当认为是必须服从的，而且总以为无条件的每次都是对的。这种条件之下，党内的民权主义完全变成空话。甚至于党有极大公开工作的地方，所谓党内民权主义完全是形式上的：没有党内的生活，没有党内的舆论，没有对于指导者的监督，没有党员群介对于指导者的督促。自然在这种党内情况之下，中央得以放开手去实行自己的机会主义，所以他自己也不求真正实行党内的民权主义。
党对于共产国际的关系也是非常之奇异，共产国际的历史上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形：在如此危机严重的时候，居然坚决拒绝共产国际最高指导机关的命今和决议。这已经不算是简单的破坏纪律问题，而是直接对于中国的及国际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罪恶。要知道中国革命不但有全国的意义，而且是世界革命的主要部分，中国革命的命运，大部分足以决定世界革命的命运呢。中中〔国〕共产党不但执行极不正确的政策，使革命陷于失败的政策，自动的取消革命而投降，并且很坚决的不承认自已的错误而服从国际的指导。不但如此，还要故意破坏国际的责任与纪律，甚至认为可以不把国际议决案通知全党，使党员得以研究而说出自己的意见。
因此，共产国际最近不得不公开的批评我们中央的政策，而且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以及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
(九)结论
共产国际严厉的批评我们党的中央客观上出卖革命的机会主义政策。我们承认这一批评完全是应该的，并且承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问题的政策是对的。我们认为共产国际最近的指示，给我们以发现这种过去指导的错误之可能，救了我们的党，这是非常之好的。我们很坚决的承认过去中央的指导有机会主义的不革命的政策，必须根据这种过去的教训根本改变方针。在这封信里，我们已经在正确的共产主义观点上，分析过去的错误，我们坚决的站在列宁主义及共产国际的理论上来分析的。应当要使全党及每个党员，极注意的研究这些问题。应当使全党党员详细的讨论过去的政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一九二七年七月△日的)以及这封信，便是讨论的根据。党若不能受着过去的教训，便不能向前进，不能正确的指导中国革命。
讨论之中当求得相当的结论。应当不但批评过去党的指导，而除去指导机关中的机会主义成份，而且必须将全党工作，都依照共产主义的革命性查一过；应当事实上转移群众工作的方向；应当在事实上证明中国共产党真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能够做他们的领袖，而引导他们取得胜利。
必须与工会农会建立密切的关系，指导他们，使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这方面去。应当与青年团建立密切的关系，加多的帮助他的工作。青年团以其中央委员会为代表证明自己最近期间在政治上的坚决性，比党的中央还高些。青年团这次完全赞成共产国际的决议，而向党的中央要求实行。但是党的中央指导者，真是觉得这是有害于那种机会主义政策的，所以想闭住青年团的口，否认青年团有提出政治问题决议案之权。但是这并没有成功--青年团始终站在共产国际政策之上。党应当承认青年团的工作有政治上的重要，应当和他有密切的关系。最后，虽然政治压迫非常之严重，也必须实际上实现党的民权主义，使党的政策在党员群众之中讨论，在下级党部讨论。建立各级党部集体的工作，以促成集体的指导。并且，必须尽量设法保持党的组织，勿使为反动势力所破获。要建立壁垒深严的秘密组织，但是，同时要是能斗争的秘密的党的机关。
在严重的环境之下，又是革命危机的时候，我们要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但是我们深信我们的党必定有充分的力量以坚决的革命性渡过这个变革的关键。我们号召全体党员，积极的来帮助党做这件事；我们深信同志们奋斗的坚决性及对于革命的忠实，必能使你〔我〕们战胜一切困难，而坚决的使党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的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必定得到最后的胜利。
根据一九二七年八月出版的《中央通讯》第一期刊印 注释〔1〕指一九二七年三月四日至二十二日在武汉召开的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总结了省农民协会成立一年来的工作，通过了乡政权问题，没收逆产问题，地租问题等三十五项决议案，提出，农民协会是农民求解放的唯一道路，农民运动首先是要推翻乡村土牵劣绅的统治，进行乡村民主自治，并且提出了没收逆产，减轻租课，废除苟例等要求。会议最后选出了新的省农民协会领导机构。〔2〕俄文为“страховыеорганизацииремесленников”，本书选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此处译为：“手工业者行会”。〔3〕这个文外的中文稿未能保存下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存有一份英文稿，题为《关干国民党和共产党关系的决议》(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中央政治局通过)，译文如下： “1.两党所有机关，从最高级机关到最下级机关，都应举行联席会议。为了在这些联席会议上就每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取得实际的成果，共产党人要提出具体建议，并且以群众行动来支持这些建议。这些建议将不是以工农最高要求为基础而是依开展国民革命和加强国民党左派之需要而定。 2.共同参与对工农运动的指导。共产党人将引导工农群众加入国民党，以便使国民党更加接近群众，增加它在党员中的威信。 3.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共产党员，要遵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各项政策。他们要服从国民党的纪律，执行国民党的政策。他们要在行动中注意提高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他们要同狭隘地方主义进行斗争。 4.在国民党各机关刊物工作的共产党员不要谋求把它们变成共产党的刊物。他们将根据国民党的革命原则和政策来办这些刊物。 5.共产党员要辞去那些在革命现阶段没有必要由他们担任的国民党党内职务，而让国民党员去担任。”〔4〕似为七月三号之误。〔5〕这个文件的中文稿未能保存下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存有一份德文稿，题为《对国民党关系方面的退却纲领》(一九二七年七月三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于武昌)，译文如下： “(1)同共产党人建立联盟是孙中山的政策，这一政策为国民党各次代表大会所承认。如果现在由于军事力量的原因有人企图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开除出去，那么，这将会大大损害国民党的力量和革命性，这只能暴露它的弱点。我们不希望国民党遭受这种不幸。 (2)共产党人必须留在国民党内，帮助国民党在三项原则的基础上重新组织革命。目前主要任务是进行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共产党入将集中一切力量进行这一斗争。 (3)共产党人必须尽一切力量支持国民党。但是，国民党中央必须在它的地区采取措施，制止对共产党的一切迫害。 (4)国民党是一个反帝的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政党。这种反帝斗争必须是国民政府的宗旨。 (5)共产党参加政府(中央和地方)不是以共产党的名义，而是以国民党的名义。两党联席会议只是协商决定共同负责。但是，它不是执行机关，这两件事(参加政府和共同协商)并不合有联合政权、分割政权的意义。 为了减少冲突，共产党的部长可以暂时离开政府。 (6)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受国民党的领导，他们的要求必须符合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政府的法令。同时，国民党必须根据它的决议保证这些组织的自由和工人、农民的利益。 (7)根据国民党的命令，工农纠察队必须置于国民政府的监督之下。武汉现有的纠察队，为了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可以减少或者编入军队。 (8)没有政府和国民党的允许，工会和纠察队不得行使行政权，如逮捕、审判、巡逻。 (9)店员工会必须由国民党和总工会进行改组。他们的经济要求不得超越店主的经济能力。工会不得于涉店员的雇用或解雇，不得干预店铺的管理。工会不得惩罚店主。 (10)禁止童子团行使鲁察职权，如逮捕、干涉行人等等。 (11)兵工厂、水电厂以及政府机关的工人的工会不得干预管理事务。如果他们有什么要求或者不满，必须通过总工会向国民政府提出，以便解决问题。”
（责任编辑：悦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