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共产党与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就是无产阶级中最先进，最革命，阶级觉悟最高的一部分。共产党的工作，应当永久从工入阶级的根本利益发出，要求以革命的方法变更全社会的组织。共产党低然以工入阶采利兹为最重要的前提，同时，亦要提出资产阶级民权重合时期中客观上可能解决的要求，在这一革命还没有达到放会主义改革的轨道上去的时期中，都是如此。共产党杰要任务之一，便是组织工人群众而指导他们弟斗争，坚决的力争增高生活程度，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争得绝无束缚的工入组织及阶级的工会之完全自由，争得无所限制的罢工权，努力反抗以至消灭工人无权无利的奴隶状况。
这种要求工人阶级都可以在民权革命之中提出，但是必须用无产阶级群众的独立斗争。共产党应当发展扩大并激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应当每次领导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共产国际屡次命令中国共产党，要我们力争增进工人群众的物质生活，坚决的要求改良工厂生活，提高工人的社会生活，激急的取消一切压迫工人的法律，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认识自己组织工会及罢工之权。同时共产国际指出必须迅速勇敢坚决的实行武装工人农民，首先是其中景觉悟最有组识的成份。这一政策国际是认为万分必要的。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和各地工业区工人群众自己的斗争是相应的，和本党党员群众的斗争亦是相符合的。然而本党指导机关却是走的别条路。他只在阻止缓和阶级斗争及工人的革命行动。中央不去开展推动罢工运动，却同着国民党领袖规定强制的仲裁办法，而且最终决定之权属于政府。在各阶级联盟的政府之下，起先一时期，这一政府而且正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却穷出如此的策略，这在客观上不是为工人的利益，实是为资本家的利益，实在大大的阻碍了工人运动。那时国民党中央有禁止不得政府同意之外国企业中之罢工之决议，又有要工会不为工人要求而斗争，却要守劳动纪律的决议，我们中央并没有反对。中央那时以为限制些工人运动，可以保存和资产阶级的联盟，而没有懂得我们不坚决的拥护工人利益，只有使小资产阶级更加右倾。中央想尽方法限制工人的经济斗争，限制他们直接的为自己阶级利益而斗争，其实这种要求不能实现，便永世也说不到工农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中央那时规穷这种策略，实是因为对于与小资产阶级联盟的观念是错误的，对于国民革命之利益的观念也是错误的。自然爆发面发展的工入运动，自下而上建立了强大的工会，完全在共产党员影响之下，并且发生了武装工人纠察队，及广大的劳动意子团等等。工人阶级自己觉得有些力量，便直接起来反抗资本家，面资本家早已反革命，对于生产则怠工，故意造成工业的危机金融的紊乱。只要工会逮捕几个厂主店东，一般资产阶级便大叫其“过火”，于是不但小资产阶级的智识份千跟着乱叫，而且那时本党中央也跟着这样承认。中央有些文件之中，坚决说“过火”怎样不好。中央竭力的解说给工人听，不应当占领工厂，即使工厂主的故意闭厂，也不应当；说不可以封店，即使店东故意抬高物价，也不可以；又说决不该自由逮捕，即使那些人显然是反革命党，也是不该。
潮流似的，工人阶级向着真正工农民权独裁制进行，中央都〔却〕尽力阻止工人运动走上这条革命的路。
中央不但没有设法武装工人，他反而一遇见资产阶级方面的小不满意，立刻便自动的解除武装，解散汉口工人纠察队。为保存与小资产阶级联盟起见，中央便下命令解散劳动童子团。
国民党下命令叫工人严守革命纪律，还要工会去执行，违法者交政府管理。工会只准处罚工人。我们中央对于这个命令，一句话也没有提出抗议，湖北省总工会接受这个命令，中央亦加以默认。中央对于工人阶级表现的独立性，每次都说是“过火”或“幼稚”，没有注意自己所说的话实在是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的话。
党的指导机关的错误策略，不但是在工人的经济斗争上是如此，而且关于工人的政治行动，亦复如此。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是有很伟大的历史意义的，但是，这不但不是经过党的指导机关而实行的，并且中央在事后还说这是不对的。最近中央曾经倾向于自动取消上海秘密工会，而使他们加入蒋介石的黄色工会。对于群众的惧怕，不信任群众的力量，--在党内问题里也是如此。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智识份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经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的要求之后，方才将几个工人加入指导机关。许多工会之中，指导者的党员也不是工人，而是学生，智识阶级。当要办党校的时候，中央非常坚决的要使工人份子减少些，说中国工人文化太低，政治意识不发达不觉悟。然而事实上譬如上海工入，其政治意识比党的指导机关高得多。我们党和这种非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透澈的机会主义，必须断绝关系永不沾染。
(四)中国共产党与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共产国际特别说明这一问题不止一次了，这许多时候，共产国际曾经给我们中国党明显清楚的指示，指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亦就是继续以前的指示，这一决议说：“要引进群众来斗争，只有在农村中依据土地革命，城市中依据工人阶级需要之满足及其政治权利的保障，坚决取消富豪的田租，分配土地，没收地主官僚寺院等一切土地，禁止苛约，取消贫农所欠重利盘剥者的债务，［减］坚〈决〉的要求减税，而使富人多负税捐伪责任；这些要求应当实行之于全中国，首先是武汉政府领域之内。这些要求应当可以引起群众反对地主及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并及于北方军阀。”“土地革命，其中包含没收土地及土地国有，--这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的内容。现时主要的是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几千百万农民自己自下而上的解决土地问题，而共产党则应做这一运动的领袖，而指导这一运动，并且共产党应当在政府之中实行一种政策，使政府自已赞助土地革命之发展的政策。只有如此，方能将现时政府变成工农运动的组织上政治上的中心；变成工农独裁的机关。”
然而党的指导机关的工作，恰好和这种革命方针绝对相反，湖南农民运动发展成了强有力的土地革命，其他各省亦有极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反对豪绅地主。然而这都不能算是中央所提示指令的，乃是违背中央的指示指令而做出来的。总之，只有自下而上的运动，各地农民运动只有下级党部和党员群众领导着，中央只是时时刻刻阻滞革命的农民运动，甚至于拉他向后转。党的指导机关，一直没有注意中国革命中农民土地问题的意义。第五次大会之前，党的指导机关对于土地问题只有绝少的注意，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汉口开中央特别会议，提都没有提及本党对于土地问题的态度，虽然这一会议是北伐胜利后决定党的任务的重要会议。各省历次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时，本党亦没有规定自己对于土地的政策(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南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及一九二七年一〔二〕月江西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直到今年三月湖北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1〕方才提出这一问题。
当第五次大会时，虽然土地问题的议决案通过了，但是党的领袖陈独秀，谭平山同志，却说现在只要扩大而暂时不能深人革命，所以没收土地还要等一等。
国民党中央的土地委员会开了三个礼拜，以谭平出为领袖的共产党员在这委员会里改变了自己的主张四次，都是看着国民党代表是否接受而改变的。最后拟出了一个草案，只在原则上定出解决土地问题而不求力〔立〕即实行解决，等到国民党中央决定不公布这一议决案，共产党员之中没有一个人抗议的。
共产党湖南省(第六次)省委扩大会议，甚至于决定：凡田租超过收入百分之五十者始行要求减租，--这个时候，正时〔是〕湖南农民开始积极的斗争，甚至于已经实行分地的时候！我党指导机关口头上承认某几种错误，然而始终继续阻滞土地革命的方针到底。我们党实际上是跟着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领袖，尽力的在那里反对农民运动中的“过火”。
党的指导机关的方针，客观上是反对土地革命的方针，六月一日中央宣传部通告说：“我们应当记着，我们党对于农民的政策是坚决的实行制止反对小地主革命军人小资产阶级的过火行动”。六月十四日的通告又说：“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回题，已经引起无数的过火行为，这种情形必须纠正”。甚至于有一种论调，说武汉境内的过火行为，是蒋介石奸细所做的，--这简直是跟着武汉军阀说话，因为他们也说这些过火行为是蒋介石的奸细做的，共产党指导者也居然这样替压迫农民运动的人辩护。全国农民协会的训令说：“蒋介石及土豪劣绅利用少数农民侵犯军入家属的事，专事挑拨离间。他们故为左倾之宣传，而后再从而压追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负责指导者之一曾经说：“有些过火行动，亦许是反革命派故意挑拨出来的”。他还说：“自由逮捕使小资产阶级发颤不安，他们觉得仿佛国民政府做了共产党的俘虏了，他们这种感想，必须使之消灭”。
如此说来，伟大的湖南农民暴动不但惊吓了资产阶级地主军阀，甚至于惊吓了共产党的指导者。那时正是各地共产党群众力争这个运动的发展，勇敢牺牲的精神非常之可贵。然而中央受着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对于农民政权问题，中央的政策也是非常之机会主义的，不去考察农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经验而引出相当的结论来，却想只靠着死板的组织乡村自治的系统表--既不合实际生活，又有害于革命。其实自然的潮流已经将革命政权交付了农民协会，发动了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及减租的运动，解除民团豪绅的武装，惩治乡村中的反革命派。
党的中央不去赞助并发展这一革命政权的方式，反而同着国民党中央提出死板的组织乡村自治。这乡村自治的意识是怎样呢？只要看全国农民协会的训令是怎祥就可以知道了，--这一训令上说：“建立乡村自治以巩固农民之胜利而消灭乡村中之无政府状态”。
中央坚决反对分地，反对均分财产，自由罚款及逮捕土豪。五月甘五日中央便说：“贫农的幼稚行为，使小资产阶级离开我们……”，中央虽不敢公开反对没收土地，然而实行上却是取消这一口号。五月廿五日的决议上说：“关于土地问题，我们固然不能根本放弃第五次大会所决定的政纲，但我们须知道中国土地问题尚须经过相当的宣传时期，并且必须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一乡村政权问题，因此，我们即须：(一)扩大土地问跟在各方面之宣传，尤其是在军队中；(二)着手建立乡村自治政权及县自治政权，……”如果将这一决议和中央没有提出没收土地的口号并且坚决反对分地之事实并在一块儿看，那么，中央反对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方针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一种策略对于湖南政变中本党的行动，有异常之恶劣的影响。长沙事变之后，因湖南共产党员的建议，征调农军进攻长沙的反革命。如果农民的武装进攻，不受党的指导机关之儒弱犹豫的阻滞，那么，一个长沙城被十万农军所包围，并不是不容易打下来的。最后的几分钟，正当进攻长沙的前夜，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湖南党部的指导者，下了一个命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说武装进攻长沙可以引起整个政局的纠纷，应当等一等中央的训令。隔了一天中央的信到了，也说应当等一等再进攻，先团结些力量，等国民政府来解决。停止进攻的命令送到了各地衣军。大多数农军因此而退却，只有二大队偶然没有接到这一命令，居然扑城攻打反革命派，经过坚决的奋斗，方始因为众寡不敌而退却。这一总败退的结果，就是反革命大奏凯歌，后来弄到几日全省的大反动。中央在农民暴动的关头，表现这样没有争斗的决心，简直是等于出卖革命，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辩护的，的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中央何以决定停止暴动呢？只要看五月二十六日的决议案：“现时本党的职任既不是推翻他们(仇敌)，也不是我们完全投降。还有中间的路，要找这中间的路，现时不宜于直接和他们武装冲突。我们的职任是等候时机，保存自己的力量以准备不可免之进攻”。中央表现如此可耻的无决心，实际上不是帮助农民运动等候时机，乃是帮助反革命的长沙叛徒等候时机。长沙事变时，中央的投降政策到了如何的地方，只要看当时决定赞助唐生智来电的主张。中央总说唐生智的好话，引起许多幻想，仿佛长沙事变是违反唐生智的志愿的。中央虽然有时在口头上提出对于长沙摧残工农团体的抗议，并要求惩办反革命的叛徒，然而中央在实行上的动摇犹豫，完全帮了湖南政变的反革命派巩固政权。
这种败亡的失策，应当给我们以严重的教训。中央对于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竞如此之深远，甚至于弄到所有紧急关头的指导与指示，都带着有背叛群众运动的性质。
共产党在国民政府中的代表谭平山的行为，亦是如此之可耻，农政部坚决的拒绝赞助土地革命，想使农民运动就范，走上资产阶级式改良主义的道路。农政部五月里出了一个布告说：“必须纠正农民之幼稚行为，尤其不能不惩办扶出轨范而侵害多数农民之份子……至于与反革命奋斗，惩办土豪劣绅，则须以合法的手续进行，遵照党及政府之训令规章，即须交付正式宫厅，不得自由行动”。--这一布告及一切农政部的行为，最足以表现本党当时对于土地问题之不革命的妥协方针。如果全党都照着这种方针的精神去行动，那么，我们的党既不是共产主义的，也不是革命的了。幸而党员群众下级党部的实际工作，完全和中央这种方针相反，所以虽然上面竭力在那里阻滞这些工作，我们党始终能保证对于农民群众有正确的指导。
(五)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指导政策亦是遭了同样妥协主义错误铁束〔链〕的束缚。中国共产党中央对此问题的理论与实际决不如共产国际之指示及党的下层机关之后动相似。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应取的态度，在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上有详细的规定，但在此决议中的那些指令早已在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以前给过中国共产党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之观点，曾经向中国共产党有过完善的通知，但我们中央在实际上的动作恰与国际的方针相背，这是证明党的指导如何深远的在那里执行自己的妥协路线。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有底下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要能担负起他的任务，只有他自己能做工人阶级的先锋，保有自己的政治面貌，就与最左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的政治面貌都要有区别。
共产党在任何政治环境中不能与其他任何政治组织相混同。他应是独立的力量，他是一国之内的特别阶级，即无产阶级最澈底最革命的阶级组织。因此，共产党对于宣传自己的观点，在自己旗帜下动员群众的工作，决不能自己束缚起来；他不应当放弃批评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民权派的动摇不穷的权利。只有这种批评才能推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左倾，并巩固工入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之领导权。
在现在的局面中，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不在国民党之内取得领导权，而打算达到无产阶级在中国之内的领导权是不可能的。
共产国际执委认为，由勇敢的坚决的发展群众运动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应当勇敢的坚决的去变国民党为真正包含城市与农村劳动群众的组织。
共产国际中央认为，国民党当前的任务，须要有适合他们的组织形式。必须更向多与群众接近的路线上去，尽可能的赶快改组，使广大的工农与手工业者到国民党的队伍中来，工农兵士与手工业者的组织，实行团体的加入(工会，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手工业者的储蓄组织〔2〕，兵士的组织，农军，红枪会--除去反革命成份--工入纠察队等〉，国民党地方与中央机关应完全实行选举制等等。
只有此等坚决的去发展国民党，使他成为真正广大的，真正选举的，真正群众的，真正德谟克拉西的组织，才能创造发展中国民权革命之巩固与胜利的前途。
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对抗国民党左派一部动摇分子之不可免的可能的退出(譬如广东的事情)，才能最大限度反对那些背叛的军官。共产党应即时暴露与蒋介石或帝国主义妥协的种种动摇政策，并即穷出适当的宣传煌动及组织的具体办法。
中国共产党应保持与发展自己党的组织，增加对于国民党工作的影响。他要能担负起此等任务，则必须完全认识自己无产阶级的立场，自己政治思想之固定，自己组织之努力与巩固，并吸收工人党员参加党的指导，提高党在广大的工农群众中的影响，并发展党在群众中的威权”。
在这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中央所有的活动，简直和国际议决案上明明白白指出来的路线相反。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对于那些革命的主要问题，如工入问题，土地革命问题，对资产阶级关系问题及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等问题，所取的立场，实际上说既如国民党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一样，则他当然不能保障共产党自己独立的面貌之任务。中国共产党的中央亦与国民党的指导犯了同样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以致于不是共产党指导国民党，而是国民党的上层分子完全在政治上伴虏了共产党的指导者。假使说共产党还没有完全失掉自己独立的无产阶级的面貌，则是因为他自己的下层组织与党的群众的功劳。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方面，可算尽可能的做了与国民党“左派”指导完全同化的工作。
在大多数省分中的共产党员，他们的革命工作真正在国民党中达到领导的影响，而中央却反对这些组织。在中央五月通过的关于国民党联席会议的议决案(国民党工作大纲)〔3〕上说：“共产党员在联席会议，应讨论各种主要的问题，提出具体的建议，但是这些具体的建议，不应根据我党的最大要求，而应注意到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的利益，与团结国民党的左派”。从这个中央的决议中，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一、“共产党的最大要求”，与民族运动发展的利益是不一样的，这是两不相容，互相冲突的两方面。二、共产党的“具体建议”不应当建筑在他的“最大要求”，就是说在革命的现阶段上不适用共产党的政纲，策略与一般的政治路线。三、民族革命运动与国民党左派，只有在共产党放弃自已的“最大要求”的条件下，才能发展。共产党对于国民党运动的正确策略之篡改，恐莫此为甚罢！
再此议决案上又说：“在国民党报馆服务的党员，不应当使此等报纸变为共产党的报纸，而应照国民党决议的精神去工作”。这岂不是放弃共产党独立政策与政治路线之表示，岂不是完全服从国民党的指导！
共产党的这种“服从作用，甚至于他的领袖正式承认，还以为这是很正确很适合革命利益的呢。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党团作用(如联席会议之上)实际上已经被国民党的指导者所完全取消。在某一次国共中央联席会议上，汪精卫说：只有国民党中央有认可与公布通过的议决案之权，而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的答复，竟同意于这种办法。共产党领袖亦有这样说的：一方面固然共产党员不应完全放弃自己的独立，但在别方面则又不能保持百分之一百的独立，因为我们现在还须与国民党联合。有了这种根本修改革命的多数主义策略基础的妥协办法，还要装出庄然的样子说，这是实际的“共产主义”的政策。共产党的领袖简直没有想过政治上的独立，那么，对于国民党的动摇不澈底半途而废的骑墙政策，实际上当然不会有什么批评。共产国际所要求的澈底激烈的公开的批评，当然更不用说了。对此最明显的，就是中央在党整个公开的时期中，都没有打算出服一份党的日报(虽国际之多次的哲促)。中央关心的不是这些事，而是怎样使共产党员不在国民党报上发表共产主义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中央不看见国民党群众，永远没有打算过与他们接近，而只看见领袖。
对于领袖作用的估计过分而估计群众作用太不足的流弊，可以从党对于许多主要问题的估量看得出来。总是想着应当看某某领袖对此的态度如何，应当使其中立，但不是说工入农民群众，对此的态度如何。譬如为要使李济琛在广东中立，所以把改选国民党市党部的口号取消；为要使汪精卫中立，所以把国民党中央的土地委员会(一九二七年四月)对于土地问题的建议取消；为要使唐生智中立，所以也不坚决的去反对湖南的叛徒；为要使朱培德中立，所以当他驱逐共产党的时候，亦不提出免他的职的口号。所有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由“左派”领袖之愿欲来确定的，而“左派”领袖之愿欲，就是武汉军阀的要求。因为“左派，要求共产党人到东部去工作，而中央要停开第五次大会，或如中央一向赞成北伐，但当“左派，决定东征，则中央也马上通过那样的议决，虽然以前中央坚决的反对国际代表不主张向北去的建议。在其他许多的重要问题，都是如此。
这个空前的妥协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是系于一个总的理论。最近几月来中央行动的总出发点(特别在夏斗寅叛变起)就是所谓现时必须退让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者确信，并且还要使全党及受我党指导的群众也确信下列的理论：共产党及跟他革命的工人与农民，已经走得“太远”了！在现〔现在〕必须让步来挽救与国民党的联合。当土地革命刚刚开始发展，当工农的群众运动刚刚走人大道，并且群众自己想到武装自卫的组织，正须要共产党的积极参加，使革命前进并巩固与［与］国民党群众之实际联合，筑下坚固的革命基础的时期，而共产党的指导只是说要退步，要退步，以为这样就可以营救自己在国民党的状况，创造了整个退让的理论。但可惜这不仅是一个理论，而且还要步步实现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日常工作：拒绝土地革命，为着所谓“过火”，赞成成批的解散工农的组织，以同样的口实去解散劳动童子团。在湖南问题的阻怯政策与最后好听的自动解除武汉的纠察队，所有这些都是最近几日〔月〕内中央所指导的整个的退让投降政策之一部分。
这条退让投降的道路进〔集〕大成于七月卅号〔4〕中央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十一条国共两党关系的议决案〔5〕，现在抽几条出来看看：
四、中国国民党既然是反帝国主义之工农及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
五、国民党中的C.P.分子虽然参加政府(中央及地方)工作，而只以国民党员资格参加，不是以C.P.党员资格参加，两党联席会议，只是协商决定共同负责，而不是两党会议公开执行形式，这件事多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现时参加政府工作之C.P.分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
六、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等民众运动之要求应依照国民党大会及中央会议之决议案及国民政府公布之法令，但国民党员亦应该依据党的议决案及政府之法令保护工农群众之组织自由及利益。
七、依照国民党党义得武装工农，但工农武装队均须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之武装纠察队，如因避免政局之纠纷与误会可减少或编入军队。
八、工会及工人纠察队不得党部或政府之许可不得执行司法行政权〈如〉捕人审判及巡逻市街等事。
九、店员工会应即由党部会同省总工会派员改组，店员的经济要求不得超过店东的经济能力以上，工会不得于涉店东的用人权，管理权，更不能侮辱店东如逮捕罚款戴高帽子等事。
十、童子团执行警察职务如捕人于涉行人等事，应严行禁止。
这已不仅是机会主义与妥协了，这简直客观上是十足的取消派，不仅完全放弃共产党的独立，并且取消了一般革命群众运动之存在！把所有的群众运动完全交给国民党资产阶级领袖去监督，并且是自动的交出来，还要说这是“照例”。--这不是客观上对于群众运动出卖，对于革命变节是甚么呢？
共产党领袖所认识的与国民党联合的方法是这样的！这种认识是毫无半点共产主义政策的意味，列宁认为共产党员可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联合，协商，但只在保持共产党的宣传，煽动与政治活动之完全自由的必要条件之下才可以的。列宁说：没有这种条件自然不能与之联合，否则便是变叛。客观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于国民党的策略是对革命与共产主义变节的，列宁对于与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时常说：“要注意‘友军’如同注意敌人一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则认为应当把中国革命的命运交给工农运动很明显的敌人！
党应当在过去指导的错误中学习。党应当明了，他的力量与他的将来，建筑在工农群众的身上，在他们的力量与他们的组织上面。党应当明白以后还是要与国民党联合，但是要与国民党的左派联合，与他的下层群众，与他的劳动群众的党员，与他的下层的组织联合，那种与武汉国民党中央领袖联合的路，已经走不通。谁能公开的反对此中央是国民党的叛徒，这些叛徒之中谁配称国民党的左派！最后，与我们联盟的左派国民党及其领袖之执行革命政策的程度如何，要看我们党依据于武装工农组织等的实现力量如何，并且要我们自己党的政策停止动摇，而领导群众去督促其领袖，方能确定。所谓与左派联盟，实是与革命小资产阶级联盟，我们党应当首先注目于下层群众，如智识阶级，手工工人，店员等，赞助他们的政治经济要求，而时时记着一切和小资产阶级上层领袖的联络，大都是靠不住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
（责任编辑：悦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