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的2026年三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绿色贷款增长较为平稳。2026年三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49.22万亿元，同比增长13.0%，前三季度增加4.41万亿元。近年来，金融管理部门持续引导金融资源流向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绿色制造和循环经济，形成“金融支持创新—创新提升效率—效率降低碳排放”的正循环，对培育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探路碳金融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推动金融机构提供多样化绿色金融产品。碳金融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加快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取得新进展，金融机构围绕碳市场探索碳金融之路，即围绕碳排放权、碳减排量、碳配额等碳资产开展投融资和风险管理活动，其核心是把碳减排收益和碳排放成本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可融资的金融价值。
天府立言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碳金融以价格信号把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排放成本上升，减排收益增加，企业便会主动节能、使用清洁能源和开展技术改造。同时，它可将社会资金导向低碳项目，缓解转型初期投入大、回收周期长的难题，并为企业管理碳价波动风险提供工具。
碳市场是碳金融创新的载体。《意见》提出，以全国碳市场为主体完善碳定价机制，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优化碳排放配额分配方案，加快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完善全国统一绿证市场。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洪言表示，碳金融与碳市场互为支撑，碳市场提供制度基础与价格信号，碳金融提供流动性与融资放大。只有配额能确权、能交易、能定价，碳资产才具备金融属性。盘活碳资产要分三层推进，一是完善配额分配与清缴，扩大钢铁、水泥、铝冶炼覆盖，以做大资产池；二是建立统一碳数据核算与登记体系解决确权信任；三是丰富碳金融工具，推动碳质押融资规范化并研究碳期货。碳市场扩围与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重启已为碳资产盘活打开空间，制度完善程度直接决定碳金融能走多远。
银行机构依托碳市场，积极完善金融服务。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印发的《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提出，鼓励有条件的银行保险机构充分运用企业碳账户、个人碳账户等涉碳数据，主动拓展与碳账户相关的绿色金融服务场景。薛洪言表示，银行通过企业碳账户与个人碳账户，把碳市场外部激励转化为可触达客户的金融产品，与碳市场形成双向连接。企业碳账户归集用能、排放与绿电数据，为银行识别低碳主体、核定碳质押额度提供依据。个人碳账户把绿色出行等行为转化为积分或利率优惠，扩大碳市场参与边界。
目前碳金融仍处于探索阶段，兴业碳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钱立华认为，碳金融要实现规模化发展，先要明确碳资产的法律属性、登记和转让规则、质押效力、违约处置程序以及相关金融业务的监管要求。此外，还要持续完善碳市场机制，夯实碳金融发展的资产与价格基础；完善碳资产估值和风险管理体系，提升银行开展业务的可行性，推动碳金融夯实基础、稳步创新。
绿色债券提速
今年三季度，我国境内市场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创新高。万得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三季度末，中国境内市场贴标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规模约6.17万亿元，存量规模2.71万亿元，存量规模在同类型全市场债券中占比3.2%。
薛洪言认为，我国绿色债券是募集资金专项用于规定绿色项目，并承诺用途与环境影响可核查的债券工具，依托项目支持目录界定投向，覆盖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等领域。绿色债券品种包括绿色金融债、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绿色公司债等，其中绿色金融债由政策性银行与大型商业银行主导，是市场扩容主力。
从市场表现看，我国绿色债券已有相当规模，绿色债券扩容不仅要增加发行量，更要优化主体和期限结构，并拓展细分应用场景，推动资金更好地支持能源转型、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绿色债券在细分领域也有所创新。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锦涛表示，随着融资需求从清洁能源延伸到生态系统保护，蓝色债券和生物多样性债券成为绿色债券的重要细分探索。蓝色债券面向海洋生态保护和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债券重点支持栖息地保护、生态修复和可持续林业等。伴随生态文明建设、自然相关信息披露和转型融资需求上升，产品创新空间正在扩大。
刘锦涛建议，为更多绿色项目提供融资，首先要推动长期限绿色债券、分期发行与项目建设运营周期衔接，减少短债长投；其次要通过市场化增信、信用风险缓释和适度政策支持，降低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进入债券市场的门槛，但不能以绿色名义弱化偿债审查；最后要把存续期募集资金披露与可核查的环境绩效相衔接，让投资者同时看清财务回报和减排效果。说到底，绿色债券的竞争力应来自项目质量，而非标签溢价，这也意味着下一阶段必须同步强化风险管理。
健全风险管理
绿色项目常具有投资周期长、技术迭代快、政策依赖度较高等特点，将面临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健全风险管理，防止环境风险向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传导，保障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有助于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和绿色转型公信力。
曾刚认为，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将面临包括绿色项目识别失准、环境效益夸大导致的“洗绿”风险；极端天气造成抵押物、供应链和项目运营受损的物理风险；以及碳数据失真、模型不成熟和专业人才短缺等操作风险。
为健全风险管理，大中小银行要结合自身定位，主动前置防范金融风险，让绿色资金不仅投得准，更能管得住、见实效。首先，大型商业银行要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绿色转型的主力军作用。建设银行福建晋江分行围绕信泰（福建）科技有限公司采购低碳原材料的需求，将企业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表现与贷款审批挂钩。企业转型成效越显著，融资成本越低，综合融资成本降幅超30%。不只看报表，更看未来，将ESG评价纳入风险管理全流程，为贷款绿色属性识别提供辅助参考。
其次，在绿色金融尤其是生物多样性金融实践中，中小银行普遍面临着绿色识别难、价值转化难等风险堵点。多地中小金融机构加快运用数字化技术，针对林业生态资源，搭建起覆盖“数据采集—风险识别—量化评估”全流程的数字化工作平台，将自然风险管理嵌入信贷全流程，风险管控能力显著提升。“中小银行深入挖掘地方不同行业、企业绿色信贷需求，创新搭建应用场景、探索绿色金融服务模式、建立风险预警机制，有效带动区域产业降碳增效。银行通过加大资源循环类贷款投放力度，持续为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注入动能。”浙江农商联合银行辖内路桥农商银行副行长吕祖辉表示。
薛洪言表示，大型商业银行与地方法人银行在风险管理上应各有侧重。大型商业银行须建立统一绿色分类、环境风险模型与压力测试体系，把气候风险嵌入授信审批，借助跨区域优势优化区域协调，避免集中授信和盲目扩张造成授信集中与产能过剩。地方法人银行应立足经营半径精准识别本地绿色需求，不盲目跨区扩张，重点防控单一产业或客户的环境与信用风险叠加。两类机构都要强化信披与贷后跟踪，中小银行加强同业协作弥补专业短板，使扩张落在风控可承受范围。
随着我国绿色信贷规模持续扩大，从金融监管角度看，还要持续深化监管机制。曾刚建议，监管部门应统一绿色和转型金融标准，完善项目认定、统计和信息披露规则；将环境、气候和转型风险逐步纳入审慎监管、风险评级和压力测试；加强对绿色资金用途、环境效益及“洗绿”行为的穿透式检查；推动碳数据、环保处罚、能耗等信息共享，并建立激励与约束并重的监管机制，充分压降绿色金融衍生的风险。（经济日报记者 王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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