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城乡经济联系、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内在要求，也是确保国内国际双循环比例关系健康的关键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畅通工农城乡循环，是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增强我国经济韧性和战略纵深的重要方面”“只有实现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国内大循环的空间才能更广阔、成色才能更足”。一系列重要论述体现出我们党对城乡经济循环内在规律认识的深化，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从分割走向融合，进而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乡经济联系呈现为乡村资源向城市单向流动的态势。城市的人口、产业、资本、技术、基础设施集聚，产生了虹吸效应。这在客观上满足了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为我国工业整体实力提升奠定了重要基础，将经济发展的“蛋糕”越做越大。但同时，城乡二元结构亦阻碍了城乡经济顺畅循环，出现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资源在城乡间难以平等交换和双向流动，这也使得城乡发展差距扩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原有的工农城乡关系难以适应新情况新要求。进入新世纪，我国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全面取消农业税，强调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依靠整体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和城市的发展带动周边县域以及乡村，有力促进了城乡均衡发展。
进入新时代，我国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求既要建设繁华的城市，也要建设繁荣的农村，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不断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城乡经济联系更加强调城乡功能互补、互促共生，以城乡融合发展为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提供重要动力，这也使得城乡经济循环成为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基础支撑和战略纵深。
一是城乡产业循环以“功能互补”增强国内大循环韧性。国内大循环韧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产业能够在城乡区域间合理布局，可以依据各自功能科学集聚、形成产业链，实现各类优质资源全链条顺畅流动，促进多元价值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也是产业在城市和乡村之间重新布局调整、实现功能互补的过程。城市可聚焦研发设计环节，发展总部经济等；县域可承接精深加工、物流以及附属产业配套；乡村可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种养、初级加工。这种“研发在城市、转化在县域、生产在乡村”的功能互补型产业链条，不仅能推动乡村产业融入城市产业体系，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以国内循环带动国际循环。在这方面，一些地方已经开展有益实践。部分乡村转变发展思路，依托产地优势，从以往的原料出口转向全产业链发展，并在县域配置深加工产业集群、在城市配置研发中心，转变了部分农产品由其他国家主导精深加工并垄断国际市场的状况。
二是城乡要素循环以“双向流动”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各类生产要素在国内大循环中的配置效率取决于要素能否顺畅流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突破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壁垒。具体来看，发挥县域枢纽功能、打破要素壁垒，能够有效提升城乡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配置效率，形成县城、乡镇、村三级联动的融合发展格局；以数字乡村建设为抓手，通过城乡数据要素融合，能够使城市的技术、管理、资本等生产要素与乡村的土地、文化、生态等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组合；以组织化手段推动城乡公共服务要素有效配置，有助于持续推动城乡学校共同体、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及城乡区域养老服务联合体建设，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些都能使国内大循环的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提升。
三是城乡消费循环以“供需对接”释放国内大循环内需潜力。做强国内大循环需坚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以及乡村正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九成国土面积、五成常住人口、四成经济总量。今年前8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3%，增速高于城镇市场1.3个百分点，县乡消费已经成为扩消费最重要潜力来源。过去，城乡消费循环不畅使城市商品难以进入乡村市场，乡村消费需求被压抑。同时，随着农民收入显著提升，乡村市场的高品质商品需求、服务需求、文化需求也在急剧攀升。城乡融合发展能够通过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实现城乡供需有效对接，进一步打通城乡消费循环。这些都能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有力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面向“十五五”，进一步以城乡经济循环畅通国内大循环，需抓住两个方面的关键。
一方面，以县域为关键枢纽促城乡经济循环。县域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关键节点，是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难题、畅通工农城乡循环的经济单元。畅通城乡产业循环、要素循环、消费循环，都需在县域经济提质上下功夫。充分发挥县域经济的承接和辐射带动功能，城市的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才能顺畅流向乡村，乡村的农产品、文化产品、生态产品才能标准化、规模化地进入国内大循环，有效提高国内大循环的覆盖面。在此进程中，需尤其关注县城的发展质量，着力提升其产业支撑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对于具有资源、交通等优势的专业功能县城，可发展成连通城乡商贸流通、文化旅游的载体；对于农产品主产区县城，需强化对农业发展的服务与转化能力，着力促进县域精深加工产业和产业集群发展；对于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需立足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定位，推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促进县域以及县城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径，进一步增强城乡经济联系。
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城乡治理一体化。必须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来规划，突出制度创新，着力破除阻碍循环的制度堵点。建立健全城乡融合规划体系，优化城乡空间结构，增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功能；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全面落实取消县城落户限制政策，持续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健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有效实现形式，激活乡村沉睡资产；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教育、医疗、养老、托育、文化等公共服务资源更多向农村延伸，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质量提升，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为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提供有利条件。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张延龙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农村发展研究所乡村治理研究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冯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