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等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121个新职业，其中，数字职业达到113个。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变革对就业的影响，是我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新挑战。结构性就业矛盾因技术之变而凸显，也要在技术之变中求解，新职业不断“上新”正是求解的一个注脚。
结构性就业矛盾，症结在供需错位，即“有活没人干”与“有人没活干”并存。科技变革在改变旧岗位的同时也在孕育新岗位。一方面，新兴产业直接创造岗位。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中有5个是数字职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从业人员已达3600多万人，人工智能企业超过62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另一方面，传统行业在数字化改造中“长”出了新岗位，物流服务师之下新增了低空物流员，家具制作工之下新增了智能家具装调工。可见，新技术不是简单地把人挤出旧行业，而是让旧行业里的劳动有了新的内容。从结果看，今年1月至8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上年同期持平，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就业大局在结构调整中保持了稳定。
放到国际来看，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并非我国独有。美国就业咨询公司“挑战者”近日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美国科技行业累计裁员接近14万人。6月份科技行业裁员约1.5万人，占当月美国企业裁员总数的约三分之一。裁员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围绕人工智能进行组织重组、自动化升级和资金重新配置。英国托尼·布莱尔全球变化研究所测算，人工智能最终可能使英国100万至300万个岗位被替代。
我国的发展实践在于，把新职业发布、职业标准开发、技能培训和技能评价连成一条链，由政府、企业、院校协同推进，从而让新岗位的培育与劳动者的转岗尽可能同步。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市场空间巨大，这是我们把就业压力转化为转型动力的现实条件。
当然，条件不会自动兑现为结果。从需求看，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1.5以上，高技能人才达到2以上，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约3000万人。从供给看，2026届高校毕业生达到1270万人。一边是车间里技工难求，一边是部分毕业生求职不易，错位之痛，两头都痛。需要指出，新职业从发布到真正成为劳动者手中的岗位，中间还有不少环节没有打通。一些新职业的国家职业标准尚未出台，培训和评价跟不上。灵活就业和新业态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障还不完善，转岗的后顾之忧没有解除。把科技变革的动能转化为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现实，靠的不是坐等技术红利自然溢出，而是主动的政策保障与制度安排。
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这意味着就业不再只是发展的结果，更是谋划发展时的前置考量。要落实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对就业影响的评估。评估不是给创新设闸，而是让技术应用的节奏与社会吸纳的能力相互匹配，引导创新资源向创造就业潜力大的方向倾斜。
让新职业尽快落到实处。有人说，现在是科技进步和教育培训在赛跑。让教育培训追上技术迭代的脚步，就要加快新职业国家标准开发，实施好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等专项培训行动，推动技能等级与薪酬待遇、岗位晋升有效衔接，让劳动者学到的技能兑现为实实在在的回报。
织密就业转型安全网。健全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覆盖面，让劳动者转得出、接得住、稳得下。
科技变革的浪潮不会停歇，民生改善的脚步也不会停顿。把新岗位的孕育过程做足、做快、做实，把劳动者的适配能力提上去，结构性就业矛盾才能在变化中逐步化解，高质量充分就业之路才会越走越宽。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赵义良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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