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是支撑传统高碳行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金融管理部门持续引导绿色信贷流向环保、节能等领域，有力推动经济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
强化工具支持
为做好绿色金融这篇大文章，中国人民银行发挥货币政策结构优化作用，持续推动实体经济绿色低碳转型。
例如，拓展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领域。1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优化碳减排支持工具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将节能改造、绿色升级、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等具有直接碳减排效应的项目纳入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领域。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锦涛表示，碳减排支持工具是中国人民银行创设的一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它按照金融机构自主决策、先贷后借的方式运行：银行先向符合条件、具有显著碳减排效果的项目发放贷款，再按照政策规定向人民银行按一定比例申请低成本再贷款资金支持。通过制度创新，重点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和碳减排技术等领域。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将节能改造、绿色升级和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等具有直接碳减排效应的项目纳入支持领域，并明确该工具按季操作，每次提供一年期再贷款资金，全年操作量不超过8000亿元。
刘锦涛表示，扩围意味着政策支持正在从新能源等天然绿色领域，进一步延伸至传统产业设备更新和存量高碳行业或其他棕色行业改造。碳减排支持工具因此不仅能够促进绿色产业发展，也能够为传统行业平稳、有序、可持续转型提供金融支持。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洪言表示，碳减排支持工具的作用是多层次的：对银行，降低了绿色信贷的负债端成本，提供了商业激励；对企业，可部分传导至融资成本，降低转型门槛；对整个体系，它构建了“定向降息”的绿色通道，精准引导金融资源向碳减排领域倾斜，是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协同发力的典范。
创新金融产品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有效发挥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估激励作用，加强高质量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产品服务供给。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48.63万亿元，同比增长14.5%，上半年增加3.82万亿元。
薛洪言表示，我国绿色贷款近年来保持较快增长，说明金融资源向绿色领域的倾斜配置已形成结构性趋势。更关键的是，信贷投向从早期集中于清洁能源，逐步向绿色工厂、节能技改等更广泛的实体经济场景延伸，意味着金融支持已从“支持绿色产业”深化到“推动产业变绿”的阶段。配合绿色金融评估机制的完善，金融机构的资源配置越来越注重绿色低碳，不再停留于简单的规模增长。
银行加大信贷供给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金融产品创新。比如，转型金融、碳金融工具、绿色债券等，不同类型的银行机构正依托自身优势，优化信贷供给与服务。
首先，大型银行资金实力较强、期限管理能力较好，重点服务新能源基地、绿色交通、新型电力系统和重大节能改造项目，综合运用绿色债券承销、并购融资和供应链金融，为重大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
例如，建设银行近日协助上海电气环球资本有限公司成功发行15亿元人民币绿色自贸离岸债，期限3年，票面利率1.8%。本笔债券是全市场首单非金融企业自贸离岸债，也是首单在港交所上市的自贸离岸债。首单非金融企业绿色自贸离岸债的成功落地，进一步丰富了上海自贸离岸债市场生态，拓展了人民币跨境投融资应用场景。
建设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募集资金将精准投向绿色低碳产业领域，为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再添创新性融资工具。建设银行依托集团全球化布局与境内外协同禀赋，以发行人、承销商、托管行、投资人“四位一体”全链条参与自贸离岸债市场全生命周期建设，落地一批具备标杆示范意义的突破性首单项目，为“走出去”企业拓宽跨境融资渠道、降低境外融资成本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板。
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张娆表示，大型商业银行通过创新金融产品，聚焦生态治理等重资产长周期大型绿色项目，发放长期绿色贷款、绿色技改贷款、大额银团贷款、绿色债券等，有助于全方位、全链条、体系化提供绿色金融服务。
其次，区域性银行、农商行等中小银行侧重立足本区域、服务本地，开发场景式绿色金融产品。针对纺织企业设备更新、节水减排、循环印染等转型需求，浙江农商联合银行辖内长兴农商银行等金融机构以转型金融改革为突破口，创新推出纺织转型贷，建立碳效等级挂钩利率机制，全方位支撑纺织产业从高耗能粗放生产向绿色智造迭代升级。
刘锦涛表示，中小银行更接近地方企业，要考虑推出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对象的适配性，重点解决中小企业绿色改造项目小、抵押物不足、减排数据不完整等问题。可以依托地方绿色项目库、企业碳账户和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发展设备更新贷、节能技改贷、分布式光伏贷等标准化产品。
防范“洗绿”风险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较快，纯绿项目容易识别，但在推动转型金融发展过程中，个别传统企业通过虚假项目骗取低成本的绿色信贷，贷来的资金并未真正流向低碳项目。
防范“洗绿”或者“漂绿”，关键是把风险管理贯穿贷前、贷中和贷后全过程。刘锦涛表示，银行在贷前要解决它是不是真绿的问题。金融机构不能只看企业提供的绿色标签，而是要核实资金用途、技术路线、预期减排量和转型计划。对于转型金融项目，还要区分真正的节能降碳改造与借转型之名扩大高碳产能。贷中要解决资金有没有如期且按约使用的问题，可以通过专户管理、分阶段放款以及能耗数据监测，防止绿色贷款被用于一般性经营或高排放项目。
贷后则要解决是否真正产生环境效益的问题，也就是去核对转型结果。刘锦涛表示，应定期核查项目能耗和碳排放变化，对减排效果与承诺严重不符的项目，及时调整利率、停止后续放款或者取消绿色认定。
此外，还应强化碳核算、信息披露，加快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避免标准或依据不统一给“漂绿”钻空子。为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健全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体系，完善绿色金融标准和信息披露要求。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发布《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持续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薛洪言表示，银行应将以新目录为核心的标准体系作为降低识绿成本的工具，嵌入信贷审批全流程，实现绿色分类的精准匹配。在此基础上，基于不同活动的技术指标设计差异化的利率定价模型，并开发与碳减排绩效挂钩的贷款产品，使融资成本随企业降碳成效动态调整，将标准从合规负担转化为商业工具。
接下来，要加强标准与金融政策的联动。刘锦涛表示，绿色金融标准不应只是统计分类工具，还应与绿色金融评价、结构性货币政策和风险管理相衔接。符合高标准、能够产生真实减排效果的项目，应获得更多金融资源。（经济日报记者 王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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