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一小”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如今，传统的养老育幼方式正面临深刻变革：老年人不再满足于基本生存保障，而是追求有品质、有尊严、有参与的晚年生活；儿童养育从单一的饮食营养、知识学习，转向对身心健康、个性发展的全面关注。
在需求变化的当下，“一老一小”生活服务消费更加专业、精细、多元，对服务品质、人才供给、行业监管等提出了新挑战，家庭和社会仍然面临不小的现实压力。一边是部分托育机构、幼儿园生源萎缩，闲置场地增多，另一边养老领域却在喊“缺空间、缺人手”。一些地方尝试把两者结合起来，试点“老幼共托”，为解决养老托育难题提供了新思路。
清晨的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托育园里孩子们欢声笑语，走廊另一边，老人们怡然自得。当“朝阳”与“夕阳”在同一屋檐下相遇，一种名为“老幼共托”的新模式正悄然生长。
一边是出生率下降、幼儿园生源不足，一边是老龄化加速、养老服务缺口持续扩大。“一升一降”之间，有人把闲置的幼儿园改成了老人活动区，有人把社区养老驿站辟出一半做托育园。当养老与托育被“塞”进同一空间，能否实现1加1大于2的效果？理想与现实之间还有几道坎？
当幼儿园开始“托老”
2003年，于波和学幼师专业的爱人一起，在山东济宁开了一家幼儿园。彼时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入园需求旺盛。2009年起，他们几乎以每年一家新幼儿园的速度扩张，高峰期拥有12家幼儿园。而如今，于波的幼儿园已缩减至5家，员工也从近400人减少到170人左右。“很多人认为行业前景不好，就去做别的了。”于波说。
转折发生在2020年。那年，于波关停了3家幼儿园：“生源上不去，加上小区配套幼儿园大量涌现、公立幼儿园托幼一体化加速，要活下去就必须转型。”
于波的想法很朴素：能不能拿出一部分闲置场地让接送孩子的老人也有个去处？说干就干，只用了2个多月，他便把自家幼儿园的一栋空闲楼改造成了老人活动区。每天，老人们送完孩子，转身就去隔壁楼里打太极、做艾灸、喝茶聊天，中午还能在幼儿园食堂和孩子们一起用餐。院子里，老人做八段锦，孩子在十几米外玩耍，互相都能看到。
于波的探索并非个例。近年来，“老幼共托”新模式在全国多地兴起，“幼儿园转办养老院”等话题多次登上热搜。
数据揭示了这一模式兴起的深层动因。2020年到2025年，我国出生率从8.52‰下降至5.63‰，0岁至3岁婴幼儿数量从4200万人左右减少至不足3000万人。传导至教育领域，不少幼儿园走上了“关停并转”的道路。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2025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3.2亿，占总人口的23%，预计到2035年前后占比将超过30%。
“一升一降”之间，托育机构面临“无孩可托”的困境，而养老服务需求却在持续增加，“老幼共托”应运而生。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5月21日，国内现存1.47万家养老托育相关企业。近10年相关企业注册量呈持续增长态势，截至5月21日，今年已注册1354家相关企业。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高成运表示，随着身体机能衰退与社会角色淡化，许多老年人面临着深刻的孤独感与社会脱节感，而幼儿的纯真与活力恰是治愈良方，“老幼共托”为老年人带来了超越物质层面的、宝贵的情感满足，也为孩子提供了更多的关爱和陪伴，实现了“老幼互惠”，促进了代际和谐。
不仅是人口结构变化使然，“老幼共托”的兴起也是对家庭规模小型化趋势的回应。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仅为2.52人/户，传统的家庭照护模式面临挑战。尤其是对于双职工家庭，“上有老下有小”所带来的经济压力与照护负担是现实而紧迫的痛点。
“‘老幼共托’的兴起，为这一普遍性社会难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思路。”高成运表示，在直接经济成本上，“老幼共托”带来了显著的降费效应，场地、设施、人力乃至管理成本有望实现最大化分摊，这种集约化运营直接转化为更普惠的服务价格；在间接社会效益上，“老幼共托”将家庭成员从繁重的日常照护中部分解放出来，有效释放家庭劳动力，使年轻父母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工作发展与自我提升中，切实减轻家庭照护负担。
是家事也是国事
作为应对人口变化的一种新型社会服务模式，“老幼共托”正在引发更多关注。2024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3部门修订印发的《“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各地要统一规划养老、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制定城市‘一老一小’等整体解决方案。”在政策引领下，全国多地展开积极探索。
在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新北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与德宝托育中心比邻而居。从外面看，两所机构似乎毫不相干，但其内部却被一条走廊连通起来。作为北京市首个社区普惠型养老育幼一体化试点，驿站于2024年7月改造升级，将原先386平方米的整体空间划分出一半改造为托育园。
谈及改造的原因，德胜街道办事处社区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吴红告诉记者，在实际运营中发现，受老年人生活习惯和作息规律影响，驿站的使用更多集中在上午，为提高场地使用效率，社区对周边居民进行了需求调研，托育服务随之被纳入改造计划。
通过增设幼儿独立入口、布置户外场地、环境软包处理等一系列适幼化改造，一个融合养老托育双重功能的社区服务中心正式亮相。在养老区域，老年人可以享受助餐、助浴、理发、陪诊等养老服务；在托育区域，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等托育服务可供居民选择。每周三，这里还会组织老人和孩子共同参加绘画、手工等互动课程。“这些活动有效缓解了老年人心理上的孤独，幼儿也能在长者陪伴下得到关怀、学会尊重，老幼共托让‘夕阳’‘朝阳’同样灿烂。”吴红说。
近年来，在城市更新背景下，全国多地通过改造、租赁、置换等方式盘活存量空间，将养老育幼服务设施“嵌”入社区，构建起“一刻钟生活服务圈”。高成运介绍，目前，“老幼共托”已形成社区主导、园所拓展和企业运营三种模式。社区主导通过改造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等，实现资源共享与服务叠加；园所拓展则利用幼儿园闲置空间增设养老服务，实现场地复用与代际互动；企业运营以国企或大型平台为主，打造“医康养托”一体化的民生综合体，提升服务的专业性和集约性。
在北京，父母食堂、老年大学、托育托管等服务需求被有机整合为社区服务综合体，不仅方便老幼，更惠及全龄；在山东济宁，养老服务被“反向嵌入”幼儿园，既缓解了场地资源紧张，又促进代际交流与社区融合；在山西太原，同一空间中午为孩子提供“小饭桌”和午休服务，上午和下午则变身老年活动中心，实现了时空复用与资源共享；在广东深圳，国有平台整合资源，通过在社区长者服务中心布局托育点，一站式解决老年人“照料难”与年轻人“带娃难”问题……这些积极的探索让“老幼共托”新模式展现出更多维的价值。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李世冲表示，“老幼共托”服务模式有效回应了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中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集约高效等发展要求。面对城市空间资源紧张的普遍困境，“老幼共托”在不新增建设用地的前提下提升服务效能，既推动社区服务设施由分散配置向集成供给转变，为应对日益加剧的“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提供了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也推动城市更新由以增量扩张为主向存量提质增效、功能完善和品质提升转型。
理想与现实的博弈
当一些地方热火朝天地推进“老幼共托”时，另一些地方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2026年3月，厦门市思明区在答复人大代表关于推动“老幼同托”健康发展的建议时明确表示：基于硬件与合规性受限、统筹建设难，卫生防疫风险高、家长接受度低，专业人才匮乏、难以支撑模式运营三方面考量，“现阶段暂不适宜推行‘老幼同托’模式”。
思明区的顾虑点出了当前制约“老幼共托”落地和可持续运营的最大瓶颈——场地设施建设难度较大，政策监管体系协同不足，可持续运营难。记者在调查中注意到，当“老幼共托”这一新业态闯入由幼儿园、养老院、托育机构构成的传统服务体系时，新旧逻辑被置于同一空间，但相应的政策“接口”还没有准备好。
于波在幼儿园辟出区域做养老服务的效果很好，但那次尝试只维持了半年。问题出在管理上——幼儿园要求封闭、独立、人员可控，养老照料则要求开放、便利、随进随出。于波直言，“两者在管理要求上存在冲突，一方的合规可能意味着另一方的‘违规’”。
即便是在平稳运营的试点，管理上的“拧巴”也依然存在。独立封闭与空间共用存在冲突、隔离标准较为严苛、养老托幼场地设施标准不一……新北社区“老幼共托”试点委托运营方华育天成（北京）托育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韩小良告诉记者，“老幼共托”多是依托老旧小区改造的嵌入式设施，场地条件受限，如果标准过于僵化，不利于发挥其激活闲置资源、降低服务成本的优势。
2025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围绕“老幼共托”展开专门调研。调研显示，共托场地改造面临“双重标准适配难、改造成本高、空间利用矛盾”三大挑战。一方面，托育机构与养老机构在建筑设计规范、消防疏散标准和人员配比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部分要求相互冲突；另一方面，共托场地需配备兼顾老人与幼儿需求的特殊设施，如防撞软包、适老化扶手、分区温控系统等。同时，老幼生活习惯、活动方式也存在显著差异，老人偏好安静、幼儿活泼好动，共托空间功能设计也需兼顾不同需求。
清华大学教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李曼丽介绍，“老幼共托”涉及养老与托育两大服务领域，共托机构需同时对接民政部门、卫健部门、教育部门，但现行政策暂无明确的空间设计标准和统一的服务流程规范，机构方的沟通和运营成本较高，服务质量也参差不齐，不利于行业长期发展。
即便跨过了硬件和审批的门槛，“老幼共托”机构还面临一个根本问题：可持续运营。
新北社区的试点之所以能够平稳运行，各部门的政策支持是关键。目前街道办事处租用场地免费提供给机构运营、西城区每托位3000元/年运营补贴、正在进行的民水民电改造……对于社区普惠性托育机构，这些支持尤为必要。“正是有了这些政策支持，第三方机构才可以正常运营，保证服务到位。”吴红说。
在济宁，于波第一次尝试失败后，当地街道主动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办公楼进行改造，免费供其使用。改造后的场地空间独立、互不干扰，养老服务免费向老人开放，受到周边居民欢迎。但托育端只有十几个孩子，维持运营主要靠上门服务佣金、陪诊、适老化产品销售等“副业”。“社区服务中心相当于一个引流窗口。”于波说，但引流能否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的利润，仍是未知数。
既要懂老也要懂小
如何让“老幼共托”实现真正的代际融合？服务人员的专业能力尤为关键。
2024年9月，跟着于波干了12年幼教的宋攀开始考虑转型。“养老是‘朝阳行业’，干到退休完全没问题。”几个老师也跟着宋攀踏入养老领域，成为集团内部从“幼”转“老”的第一批探路者。
从带小孩到带老人，宋攀遇到的第一个冲击是沟通方式。她告诉记者，幼儿园要求老师讲普通话、表达清晰。但面对老人，说普通话反而成了障碍——“好多老人耳背，你说普通话他听不懂，说方言他才觉得亲近”。
更大的挑战来自老人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特征。知识体系的转换并不轻松。为了能在养老行业站稳脚跟，宋攀和她的团队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考取了养老护理员和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证书。
“照顾一老一小，共通的东西有很多。”宋攀列举：耐心、沟通能力、观察力、组织活动的能力——这些在幼教中积累的素养，在养老服务中同样适用。但她也承认，当两个群体被放在同一个活动中时，复杂度成倍增加。场地环境的安全排查、手工活动的设计……活动进行中，老师们神经紧绷，担心老人孩子互相撞到。“一小时的互动课，老师们往往要花两天时间准备。”宋攀说。
记者在调查中注意到，在不少共托机构，老人和孩子虽处同一屋檐下，互动机会却不多。李曼丽表示，老年人与婴幼儿在认知方式、活动节奏与情感表达上存在天然差异，这需要老师基于对代际差异的深刻理解，进行精心的内容适配、专业的现场引导和周密的安全管理，引导老幼获得更好的融合体验。
从“孩子王”到“老人伴”，宋攀的转型之路，折射的是整个社会服务人才结构的深刻变化。目前，国家尚未出台“老幼共托”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标准和认证渠道，全国范围内接受过“老年护理+幼儿照护”交叉培训的从业人员占比低，且多为短期基础培训，无法满足共托服务专业需求。
李曼丽介绍，“老幼共托”模式对服务人员的专业能力提出了双重要求，但从实践看，当前养老和托育服务的从业人员均是针对单一群体开展专业服务，缺乏跨领域的系统培训和实践经验，加之职业待遇一般、社会认可度不足，年轻人不太愿意进入，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这一模式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短板。
从于波的跨界创业，到德胜街道的试点探索，再到宋攀的职业转型——“老幼共托”从无到有、从点到面的每一步，最终都要落到“人”的身上。培养更多“既懂小、又懂老”的复合型人才，或许是这一模式能否走得更远的关键答案。（经济日报记者 康琼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