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先后释放加息信号。密集的鹰派表态，表明中东冲突对相关地区通胀水平的影响逐渐显现。不过，随着发达经济体在控通胀与稳增长之间维持平衡的难度持续加大，有关央行一旦启动加息，滞胀风险或随之上升。
5月12日，美国劳工部发布数据显示，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3.8%，创下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7.9%，贡献了当月整体物价涨幅的40%以上。此轮通胀由成本推动，根源在于中东冲突导致国际油价飙升，进而通过运输、化工等产业链条向更广泛领域传导。欧洲央行官员也表示，受地缘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飙升影响，欧元区正走向增长放缓、通胀走高的“不利情景”。
通胀压力卷土重来且更具黏性成为驱动央行释放加息信号的主要原因。就在一个多月前，市场还在讨论美联储何时降息，如今风向已彻底逆转。美联储4月会议纪要显示，“大多数”决策者认为，如果通胀持续高于2%的目标，“适度收紧政策可能是合适的”。美联储内部对经济前景的判断也出现罕见裂痕，一派担忧通胀失控，另一派则警惕过度紧缩可能损害经济。
与此同时，欧洲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表态称，欧洲央行6月加息“基本已成定局”。日本央行内部关于“尽快加息”的呼声也异常强烈，有委员甚至直言下次会议加息的可能性很大。全球发达经济体主要央行几乎同步出现从“鸽”转“鹰”迹象，不断提示市场需要为利率更高更久的情况做好准备。
鉴于加息信号频发，再加上对某些发达经济体财政可持续性的深层忧虑，敏感的市场已经行动，开始了剧烈的资产重估。作为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的美债收益率近期大幅飙升。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于5月中旬突破5%的心理关口，创下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收盘水平。有分析认为，市场震荡不仅是对加息预期的反应，更是对政府债务率畸高国家的财政纪律和债务可持续性产生担忧的体现。市场开始要求“财政风险溢价”，以对冲未来这些政府可能通过通胀稀释债务的风险。例如，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至历史新高，正是市场对其超250%的政府债务率投下的不信任票。长期利率的飙升意味着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融资成本将系统性上升，这将直接压制投资和消费，加剧经济放缓的压力。
对发达经济体自身而言，加息将直接抑制对利率高度敏感的房地产和耐用品消费，提高企业融资成本，从而拖累经济增长。不仅如此，在供给冲击未解决的情况下加息，可能无法有效压制通胀，却会显著放缓需求，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停滞与通胀居高不下并存的滞胀局面，使央行陷入两难困境。
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美元利率上升和美元走强，将吸引资本从新兴市场回流，可能导致其面临资本外流、本币贬值和资产价格下跌的冲击。为了阻止本币过度贬值和遏制资本外流，许多新兴市场央行将被迫跟随加息，即使其国内经济可能更需要宽松政策来支持增长。例如，印尼央行已于5月20日意外宣布将基准利率大幅上调50个基点，这反映出该国货币政策空间面临挤压的困境。此外，许多新兴市场拥有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外债，本币贬值与美元利率上升将双重加剧其偿债成本和违约风险。
若各主要央行加息步伐不一致，将可能引发剧烈的跨境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进而加剧贸易摩擦和竞争性政策。全球利率中枢的系统性上移，也将导致在低利率时期累积的巨额政府、企业和家庭债务出现偿付困难，部分高负债国家和边缘企业可能面临债务可持续性危机。此外，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被迫收紧货币政策，将严峻考验各国央行的政策信誉和沟通能力，市场对其控制通胀和维护金融稳定能力的信心可能动摇。
“解铃还须系铃人”。中东冲突引发的通胀问题，正在迫使货币政策制定者作出艰难抉择，全球经济能否避免陷入滞胀的泥潭，不仅要看各国央行在走钢丝时的精准平衡，也要看地缘政治局势，特别是能源供给冲击能否真正得到缓解。（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连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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