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引资，一直以来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关键抓手，过去数十年对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各地招商比拼之势愈演愈烈，各种违规“小政策”“土政策”凿出一个个“税收洼地”，不但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也加剧了不公平竞争，割裂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给产业健康发展埋下隐忧。
习近平总书记在《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一文中明确提出，要“着力整治地方招商引资乱象”“统一政府行为尺度”，要求地方在推动经济发展特别是招商引资时，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有明确规矩，不能各行其是。
“内卷式”招商必将走向尽头。不过，彻底摆脱路径依赖、重塑招商逻辑，仍有一段长路要走。
“补贴竞赛”退场
“零和博弈”仍在
土地让利、税收返还、奖励补贴，是传统的招商引资“三板斧”。“血拼式”招商大行其道，看似为地方引入大量企业，实则不少都“水土不服”、后劲不足。超出地方承受能力的巨额投入，已偏离了招商初衷。
2024年8月，《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明令禁止“给予特定经营者税收优惠”以及“选择性、差异化的财政奖励或者补贴”。这被视作一道分水岭，宣告了上述招商引资方式在法律层面的终结。
经济日报记者调查发现，《条例》实施一年多来，明面上的“补贴竞赛”退场了，但仍有地方变换手段，行“内卷式”招商之实。
“现在出现不少变通办法，有的不直接给企业土地让利，而是适当降低工业用地基准价；有的不直接给企业奖补，而是通过平台公司建厂房，为企业减免租金或延长装修期，或是给企业高管个人补贴等。”一位在中部省份负责某区县招商工作的干部告诉记者，“与以前相比，大家现在更加谨慎，只有遇到优质企业才会给出这些政策。”
有的地方把招商变“抢商”，令企业不胜其扰。
比如“总部经济”，因其具有人才、资金等多重集聚效应，一度受到热捧。正常情况下，企业总部设在哪里、迁往何处、在哪里设立分支机构，应主要基于市场分析和商业考量。然而，“遇到跨地市开展的工程项目，沿线各地政府大多希望企业在当地注册分公司，以方便报税。”一位东部省份二线城市的招商干部告诉记者，当地为了打造中央商务区（CBD），只顾吸引大型企业将总部迁入，而不管企业是否在当地开展经营活动，伤害了企业实际经营所在地的税源。“特别是一些重资产企业，在当地不具备生产经营条件，这样的搬迁是否有意义？”该干部表示，这无疑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经济蛋糕没有做大，仍是“零和博弈”。
有的地方招商盲目求规模、逐热点，造成重复建设。
一位能源领域专家告诉记者，某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原本只想在拥有风能资源的县市建造风电场，但为了顺利获取资源要素，不得不在当地铺设从生产到制造的整条产业链。“对地方来说，一家风电场带来的税收有限，但若频繁因为建一个场而搭建完整产业链，容易造成热门产业扎堆。并非每个地方都有能力发展当下热门的产业。”该专家表示。
有的企业患上“补贴依赖症”，甚至挖地方墙脚。
比如，一家汽车机器视觉领域企业多年来依赖政府补贴“输血”。2022年至2024年，该公司实现净利润约1.47亿元，而同期获得的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就高达上亿元。2025年，随着补助减少，这样的“纸面富贵”将难以持续。
在各地招商争夺过程中，有的企业出现坐地起价行为，有的“候鸟型”企业在拿到政府补贴后不久就迁走，甚至有企业弄虚作假、骗取补贴。凡此种种，皆是地方“补贴竞赛”带来的恶果，仍需时日逐渐消化。
多重压力驱使
考核尚待优化
种种招商引资乱象，阻碍了资源要素自由流动，显示出一些地方较为淡薄的公平竞争意识。分析背后的原因，除了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仍有欠缺，政绩考核的压力、财政紧张的焦虑、资源竞争的本能，以及区域发展差异等客观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招商引资不仅仅是地区间的发展比拼。在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周黎安看来，这也是一场“政绩锦标赛”。
周黎安认为，在这场竞赛中，官员的政绩考核与企业的市场竞争紧密关联。一方面，政府政绩的重要依托是当地企业的数量与业绩；另一方面，企业角逐市场也离不开地方政府的赋能与服务，二者互为支撑。加之近几年土地出让收入下滑明显，各地更加倚重招商引资，以此增加税收。
在政绩与税收的双重驱动下，地方政府的招商压力可想而知。一位长三角地区从事外资招商的干部坦言：“公布经济数据，对地方而言就是一种排名。”有的地方“一把手”亲自为企业家讲解政策，有的则给招商干部下达任务，每年必须前往京、沪等地拜访企业，甚至衍生出专门机构对接这类需求。
压力之下，一些问题随之暴露。
——个别地方招商观念没有跟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
北京顶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多地政府提供产业孵化等服务，公司总经理汪洋观察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招商引资行为往往越规范，越贴合产业实际需求。“个别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招商引资观念还停留在传统的地产思维模式，创新能力有限，容易出现‘捡到篮子里都是菜’的项目冲动。”汪洋对记者说。
区位条件欠佳、工业基础薄弱、缺乏发达城市带动，常被认为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招商引资困难的原因。而在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孙晋看来，“优化资源配置必然导致一些地方流出资源，但是小地方也可以有小地方的优势。区域协调发展不是让各地‘齐步走’，而是要正视差异，找到自身的独特禀赋”。
进一步看，“如果各地招商不能保持统一的公平竞争标准，可能引发‘剧场效应’，令更多地方被迫加入‘内卷’。”前述长三角地区从事外资招商的干部表示，为此有必要在《条例》的基础上出台更加具体的招商引资行为清单。
——干部考核体系优化没有跟上政策调整步伐。
“考什么”决定了“干什么”。让地方政府公平参与招商竞争、挖掘自身优势，需要辅以相应的考核。多位招商干部告诉记者，目前考核指标仍以经济增长值为主，缺乏差异化。一些“群发”给地方的指标任务耗费了干部大量精力，让他们难以集中力量锻造招商“长板”。
尽管已有地方将考核重点放在增量指标上，还有的在考核体系中纳入主导产业集聚度、营商环境等指标，但对招商公平性的考核仍然欠缺。“优化考核将极大缓解地方政府的焦虑，同时倒逼地方走出招商引资新路。”孙晋说。
告别野蛮生长
比拼精细服务
去年以来，多通来自地方官员的电话，让从事20多年竞争政策研究的孙晋感受到了地方招商的变化。“《条例》公布后，时常有地方官员向我咨询某项政策是否违反制度。这在以前并不常见。”孙晋告诉记者。
野蛮生长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的招商引资比拼的是精细化服务，这是不少招商干部共同的感受。当简单、粗放的招商手段不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是一道新课题：不拼优惠拼服务，该怎么拼？
招商之变首先是思维之变。破除“内卷”，要求地方政府从根本上转变思维，站在企业视角看招商、站在公平视角看竞争、站在共赢视角谋发展。
第一，重新审视企业真正看重什么。
那些仅为补贴而来的企业，政策一变动，多半会离开。前述东部省份二线城市的招商干部告诉记者：“一家企业能够在一个地方长远发展，说到底，要与当地产业相匹配。”
企业落户一地，往往有多方面考虑，不同类型、规模的企业侧重点各有不同。比如，“工业企业重视产业配套，服务业企业重视人才招引，也有企业重视综合保障、营商环境。”杭州市余杭区一位招商干部总结道。这对地方政府配套设施服务提出了更加全面的要求。
“仅仅‘无事不扰’已经不够，地方政府还需不断完善软、硬件配套设施，包括住房、教育、医疗、用水、用电、用工等，用一流的营商环境为企业添砖加瓦。”该干部表示。
一段时间以来，各地纷纷为招商“工具箱”补充更科学的工具，链式招商、场景招商、以商招商成为新战场。还有地方针对中小企业推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将政府“有形之手”更多聚焦在企业共性问题上。
第二，立足公平竞争出台招商政策。
招商政策并非中国独有。比如，在美国，各州政府也会针对不同产业、企业出台扶持政策。2018年，多个州政府为了吸引电商巨头亚马逊公司新总部落户，承诺提供高达数亿乃至10多亿美元的税收优惠和补贴，从而陷入一种过度竞争的状态。这启示我们，政府出台招商政策要谨慎，“看得见的手”不能伤害“看不见的手”。
“谨慎出台政策，不是要‘一刀切’砍掉，而是要‘旧瓶装新酒’，在政策中植入公平竞争的基因。”孙晋告诉记者，制度、法治建设都要跟上，可以通过建立独立审查机构、完善公平竞争审查程序、扩大审查范围等方式，评估政策合规性，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法律体系，更好规范政府招商引资行为。
第三，谋求地方之间合作共赢。
产业转移、对口合作，为多地联合招商打开新空间。今年6月份，在上海市松江区与安徽省六安市共建的六松现代产业园内，首个实施“财税分成、统计分算”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的工业项目正式投产。未来5年，类似这样由松江推荐到六安落户的企业，产生的税收和统计数据将由两地按照4：6的比例共享。
这不是简单的产业转移，而是多地共享经济成果的创新实践。从“对口帮扶”到“利益共享”，这条跨区域协同发展新路，应向更多地方铺展。
国外也有类似经验。周黎安说，比如，在以色列，中央政府会协调多个竞争外资的地方政府，让外资定位在几个城市交界的工业园区，实现收益共享。
破解“内卷式”招商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多方发力。招商模式的变革，也离不开系列改革的深化推进。比如，优化干部考核体系，实现差异化考核；改革财税机制，帮助地方形成新的稳定税源等。
转型期注定是阵痛期。但从长远看，这正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经之路。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经济日报调研组 执笔:原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