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磊认为，2022年宏观经济仍存放缓惯性。一则2021年政策主动推进了隐性债务化解和地产调控，基建和地产为代表的建筑产业链的下行依然对上下游产业链存在传导；二则随着海外主要经济体制造业库存回补到位，以及货币政策退出，全球贸易增速将大概率会有所放缓，国内出口存在减速风险；三则在疫情仍阶段性偶发、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消费和服务业存在天花板效应。

　　2022年财政政策将承担重要角色，对于短期经济来说，投资率偏低可能是一个关键问题。从近年经验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显著低于实际GDP增速的时候，经济都有不同程度失衡特征，如2018、2019、2021年；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于实际GDP增速的年份，如2016、2017、2020年，宏微观经济的均衡性都相对更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和“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抓住了本次稳增长的七寸。在方向上预计既包括推动传统基建补短板，也包括加大新能源等方向的新基建。这将有助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均衡和内需的有效修复。

　　货币政策也存在进一步空间。央行指出将“加大跨周期调节力度，与逆周期调节相结合”，以及　“更加主动有为，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货币政策的进一步加码仍然可期。考虑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政策发力适当靠前，同时海外发达经济体政策一旦加速收敛，外部环货币和流动性境将更为复杂，明年一季度与二季度前半段会是货币政策宽松稳增长较为适宜、也非常难得的窗口期。具体方向逻辑上一则是降低银行负债成本，包括为银行尤其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二则通过MLF或LPR利率调整进一步向实体经济让利。

　　郭磊建议，2022年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要做到“固本培元”：一是传统部门杠杆率要企稳，二是新兴部门投融资框架要形成。固本，是因为存量经济决定经济稳定，包括财政（公共部门）、就业（居民部门）、信用（企业部门）的重回均衡；培元是因为增量经济决定结构升级，即碳排放、要素匹配、长期资产回报率未来都逐步优化，二者缺一不可。（经济日报记者 祝惠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