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年伊始，一场源自武汉、由新冠肺炎病毒引发的疫情迅速蔓延整个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已逐步显现出来。一个基本判断是，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将呈较大幅度下滑，后续影响有多大，取决于疫情的持续时间以及我们的应对方式。
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
毫无疑问，新冠肺炎疫情是2020年中国经济很大的一只“黑天鹅”。但是，中国政府反应迅速，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国一盘棋，调动全国力量驰援湖北特别是武汉，包括省市之间对口支援方式，并实施一系列极其严格的防控措施。比较乐观的估计，新冠肺炎疫情从现在起有望在1个月左右得到较大缓解，两个月左右得到有效控制。到2020年第一季度结束时，疫情将进入收尾阶段，各方面基本上恢复正常。
新冠肺炎疫情之所以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是因为疫情爆发的时间节点刚好临近春节，这向来是中国消费最旺盛、最集中的时间段。疫情既对中国经济的需求侧产生冲击，也对供给侧产生冲击。首当其冲的是旅游、零售、餐饮、住宿、影视、娱乐、交通、物流等服务业以及股市、债市等金融市场，遭受全方位的冲击，因此成为损失最大的行业。对服务业的冲击是对需求侧的冲击，其影响将是短期的。只要国内潜在有效的消费需求还在，疫情过后将会重新释放出来，甚至出现强劲反弹。紧随其后的是制造业，这是对供给侧的冲击。武汉乃至湖北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全球有影响力的创业创新中心之一，武汉“封城”以及疫情的严重性，直接影响制造业复工复产时间。
另外，疫情爆发后，全国各省市相继采取严防死守的措施，人员流动受到了严格限制，工厂开工成了大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已成为最重要的“世界工厂”，中国制造深深嵌入全球产业链中，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冲击这一链条。制造业企业要有时不我待的危机感，在做好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尽快组织生产，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外贸出口企业也同等重要，它关系到世界生产和全球供应链。一旦受疫情影响出口延缓时间过长，我们的贸易伙伴就有可能会想方设法将供应链转移到其他国家。之前由于用工成本上升和中美贸易摩擦，许多外资已不断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进一步促使它们加快寻找替代途径，实现多元化投资和供应，这对中国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将极为不利。
以汽车制造为例，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零部件制造商无法及时复产供货，已导致国外许多车企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如韩国现代汽车宣布从2月10日将全部暂停生产，丰田汽车在中国的所有工厂持续停工至2月16日，菲亚特克莱斯勒在欧洲的一家工厂也将面临停产。一旦外企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再转回来难度就大了。因此，对供给侧的短期冲击有可能会转化为长期效应，对此需要认真应对，及时施策，打赢中国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保卫战”。
新冠肺炎病毒对中国经济的另一个严重冲击体现在对广大中小企业的影响。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本来就较弱，很容易受到这次疫情的严重冲击。如果疫情持续到第一个季度才结束，那么有多少中小企业能扛过这3个月呢？假如各级政府不迅速出手帮扶，中小企业很可能会迎来一波倒闭潮。由于广大中小企业是就业的主要载体，这个倒闭潮会带来很大的就业冲击，甚至危及社会稳定。
我们的基本判断是，2020年第一个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将呈较大幅度下挫，对世界经济也会形成明显冲击。但是，这种冲击对中国与世界经济来说只是一种短期影响，如同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以及2003年中国爆发的“非典”一样。虽然对供应链和中小企业的影响有可能转变为长期性的，但只要我们应对及时、得当，出现供应链转移和中小企业倒闭潮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当前疫情防控迫切需要解决“四流”问题
新冠肺炎来势汹汹，其传播性明显强于“非典”，这是因为现在中国的高铁、公路、航空等交通网络相对于17年前的“非典”时更为发达，有了更多的传播途径和更快的传播速度，人流量也是当时的6倍。但新冠肺炎的致死率远远低于“非典”，这从湖北之外各个省区的病死率就可以做出判断。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市之所以比较高，并不是因为这个病毒本身具有高致死率，而是地方政府初期的应对出了问题，特别是“封城”后相应的配套措施没有及时跟上，医疗资源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很多感染者因此未能及时得到收治，导致继发性疫情蔓延，随后便迎来第一、二代患者集中爆发，出现了大量的重症者。因此，对于新冠肺炎，既不能轻视，也不要夸大其风险，从而导致非理性防控，所谓“过犹不及”。
现在31省区均启动一级响应，如果实行无差别的防控，势必消耗大量资源。有些省份才出现1例确诊也启动一级响应，其必要性值得推敲。为了迅速控制疫情，对疫情比较严峻的地区实行严厉的防控措施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但是，防控不是工作的全部，忽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将给疫情过后的恢复留下很多后遗症。现在一些地方为了防控疫情，在具体措施上不考虑本地实际，采取简单化的“一刀切”做法。如一些地方疫情其实并不严重，也对交通、邮电、银行、娱乐、餐饮等采取严厉管制、停止或关闭措施，有的竟发展为连到邻近有确诊病例出现的地方经营、销售或采购生活必需品也明令禁止，这明显属于反应过度了。这样做或许可以确保万无一失，但下猛药，各行各业都受到影响，恐伤及国民经济机体和元气。如果经济引擎熄火，链条断了，就可能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对经济的创伤难以预料。更何况，采取过激措施，客观上会加剧民众的恐慌，不利于社会安全稳定。
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考虑，应分轻重缓急，以确保防控物资优先供应重点地区。比如，可以按疫情是否严重分为重、中、轻三级，并采取相应的防控方式，对各省区实行分级防控管理。同一个城市或乡镇，也可以划分重点场所与非重点场所进行分级防控管理。应鼓励各级政府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前提下，尽量减少防控成本，减少对经济、社会和民生的冲击，坚决反对不问青红皂白的“一刀切”。
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几个流动性问题：资金流、人流、物流和信息流。
资金流就是加大信贷融资支持力度。就全国金融市场而言，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提高整个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并考虑择机降准降率。各级政府要为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提供各种投融资支持，出台减税、降费、用工等政策，切实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从中央到地方，当务之急是尽快出台一些管用的措施。比如，鉴于大部分小微企业无法从银行贷到款，建议由各地政府主导成立多方（如政府、银行、担保机构）参与、市场化运作的中小企业稳定生产就业抗疫基金，分担化解一部分风险。
人流就是人员流动。目前人员流动受到严厉限制，应对人员采取有针对性的分类管理方法，如按正常、亲密接触、发热、疑似、确诊（还可分为轻症、重症和危重症）进行分类管理。分类管理是一种精准防控，同样可以达到防控目的，不仅可以减少各种资源的浪费，降低防控成本，而且有助于疫情轻微或不严重的地区尽快复工复产。现在特别要鼓励、帮助出口企业尽早尽快复工复产，以满足国外供货需求，保护我们的海外市场，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鼓励创新工作模式、生产模式和商业模式，比如居家办公、远程办公，将智能机器人大量应用于制造车间，在城乡结合部和广大农村地区发展网上商业模式，这些有可能成为今后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物流就是货畅其流。现在很多地方设立关卡检查，妨碍了货畅其流，省与省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被人为地隔断开来，每座城市，每个小区，每个村，都变成了“孤岛”。这显然不利于货物流通，最终会影响到生产、内贸、外贸等。
最后是信息流，所谓信息流，就是加强信息披露，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及时。除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发布权威防疫信息外，建议各省区特别是武汉与湖北其他地市的定点医院及时发布有关疫情和治疗情况的信息，以缓解、消除民众的恐慌心理，稳定公众心理和社会预期，这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
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把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虽然WHO不鼓励甚至反对实行旅游与人员流动限制，但其负面影响已显示出来。一些西方国家已对中国采取不必要的人员流动限制，停止与中国主要城市互飞的很多航班。要打破这种限制，当务之急必须尽快恢复对外通航，保持中国与境外的接触和人员交流。这需要信息沟通，也需要策略。比如，可以指定境内一些疫情很轻的航空港，作为这一段特殊时期的对外航空通道，让境内外人员能够安全地自由进出，这样可以保证对外商务交流活动不至于因疫情而受到太大影响。现在中国高铁网络非常发达，哪怕到乌鲁木齐、西安、兰州，都可以很便捷地转至内地。对于那些同情和支持中国抗疫的国家和地区，则应投桃报李，率先对他们开放。
202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202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就外部而言，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总需求被抑制，中国面临巨量产能无法转化为有效外部需求的现实难题；就内部而言，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这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一个意想不到的冲击，其影响程度可能超过2003年“非典”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根本性因素没有发生太大改变，比如中国储蓄率仍是全球最高的，中国经济向好的长期趋势依然存在。在当前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中，中国的突飞猛进更是有目共睹的。在某些领域如高铁、核电、5G、电子商务、金融科技、大型装备等，中国已成为全球领跑者。信息技术革命不仅颠覆了传统的商业模式，也极大地促进中国生产技术的革新。另外，中国已转变成为以内需为主的特大经济体，与之前相比，任何外生冲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变得越来越小。最后，中国的改革红利依然存在，特别是制度红利和市场化改革红利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这几个方面有机结合在一起，就有可能使中国经济破茧化蝶，面貌焕然一新。
（作者：洪永淼，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康奈尔大学经济学与国际研究讲席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与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长；张兴祥，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经济学博士）
（责任编辑：苗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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