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说，“有人说，陕北这个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陕北，为何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据党史专家介绍，自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进行长征以来，先后有数次准备建立新根据地的落脚点，却都因为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和时局变化而未果。

　　新的根据地设在哪里？正当这个问题迫在眉睫时，两份刊登着陕北红军活动消息的报纸让党中央领导人眼前一亮。

　　1935年8月出版的《大公报》，头版刊登了一篇《陕北军事形势转变 刘子丹徐海东有合股势》的消息。《西京日报》则刊登了一则“蒋令五省各部队围剿陕北共匪”的消息。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的展板上，记者看到了当年这两份报纸的影印版。

　　当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开红一和红三军团团以上干部大会，宣布到陕北去与刘志丹（即刘子丹）的红军会合。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历尽千难万险抵达陕北吴起镇，在这块交通偏僻、人烟稀少的土地上迅速“落地生根”。

　　据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延安精神研究中心主任毕远佞教授介绍，到达陕北后，为了不把敌人带进根据地，中央红军没有休整就进行了著名的“切尾巴”战役。随后他们又与红十五军团并肩作战，在富县直罗镇歼敌一个师一个团，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同时，及时纠正了当时苏区的错误肃反，使西北根据地转危为安。

　　此时，初步摆脱困境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以富有全局性的战略眼光，思考中国革命的未来。

　　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成为时局的重大转折。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鲜明提出，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

　　8月9日，记者来到位于陕西省子长县的瓦窑堡革命旧址，瓦窑堡革命旧址纪念馆馆长徐宏伟说，“大家眼前这5孔窑洞，原先是张闻天的旧居，中间的窑洞就是瓦窑堡会议的会址”。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策略路线和军事战略问题，批判纠正了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和《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徐宏伟说，“瓦窑堡不仅成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发祥地，还是中央红军抗日东征的出发地。”

　　“瓦窑堡会议提出将中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重大调整。”毕远佞说，“根据地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党的土地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文化政策随之迅速调整，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此后党领导全民族抗战和中国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思想上和组织上走向成熟，迅速在陕北扎下根来。也正因为如此，陕北才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新的革命的出发点。”毕远佞说。(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陆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