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苟坝村的苟坝会议陈列馆，记者首先看到的是一尊栩栩如生的雕塑，展示的是毛泽东同志手提马灯大步流星走来的英姿。
那是84年前的一个夜里，毛泽东在苟坝提着马灯去说服党和红军领导人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决议，使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中央红军避免了危险。
1935年3月10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政委急电中央，建议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歼灭驻扎在那里的黔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苟坝新房子（今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四合村民组）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题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问题。
“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巩固，是遵义会议之后党和红军的又一个生死攸关的会议。遵义会议解决了错误军事路线的问题，但在苟坝会议上再一次出现了危机。”遵义市长征学学会会长曾祥铣说，“苟坝会议的背景是，包括娄山关大捷在内的遵义战役，重创了国民党中央军2个师、黔军8个团，这是一场大胜仗，全军因此士气高涨，要求再打胜仗，争取在云贵川三省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1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在其余参会同志赞成的情况下，毛泽东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会议表决结果，毛泽东只得到自己的1票。
“3月10日的会议通过两项决定，一是决定进攻打鼓新场，二是撤销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曾祥铣说，毛泽东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是因为他注重调查研究。毛泽东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搜集地形资料，到遵义后收集了地方方志，了解了周围的地形，搜集了方方面面的情报。
毛泽东服从组织，同时仍不放弃继续说服其他领导同志。他回到住所后反复权衡这次作战的利弊得失，对红军与优势敌人血拼的后果感到深深忧虑。到了晚上，毛泽东睡不着觉，因为作战命令即将发出，打鼓新场之战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深夜，毛泽东提起一盏马灯走了3里多的小路，来到周恩来驻地。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再想一想。我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说服周恩来后，他俩又请来朱德一起商议。
凌晨，中革军委二局截获了敌方向遵义调动部队的电令，确认国民党中央军、川军、滇军正从各个方向朝打鼓新场等地集结，验证了毛泽东的分析。“如果没有毛泽东当夜此行，历史的结局可能会改写成另外的样子。”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认为。
历史，在选择中悄然发生变化。这条普通的山村小道，这盏普通的马灯，见证的是历史。毛泽东手提这盏马灯的灯光，照亮了红军长征前行的道路……
3月11日一早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决定取消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并恢复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
“到了晚上，毛泽东还是睡不着。他思考着：遵义会议后，鉴于博古、李德独断专行的教训，红军的每个战斗行动都必须经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讨论决定，然而20多人的会议有时争论不休，有时议而不决，难免贻误战机，这样领导战争是要吃亏的，需要成立中央新‘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曾祥铣介绍。
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此举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苟坝会议后的新‘三人团’，使毛泽东进入了能发挥核心作用的平台，此后的三渡和四渡赤水，实现了将‘滇军调出来’的战略计划，红军长征从此掌握了主动权。”石仲泉认为。
“苟坝会议是坚持真理的会议！敢于坚持真理和勇于接受真理，这是共产党人的优良品格。”曾祥铣的话，让记者脑海中又浮现出毛泽东手提马灯在苟坝小道上奔走的画面，让记者进一步领悟到实事求是与坚持真理的精神，以及敢于负责任的担当精神。
历史不会忘记，苟坝的马灯照亮了中国红军革命前行的道路。苟坝会议对党、红军和中国革命发挥了伟大的作用，其留下的精神财富，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赵淑兰 吴秉泽 ）
（责任编辑：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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