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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产业体系

2018年03月08日 09:52   来源:辽宁日报   

  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以下简称“四位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物质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使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优化。显然,在四位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中,实体经济是纲,是目标,是导向,任何脱离发展实体经济轨道、使虚拟经济自我循环的资源配置状态,都会影响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都需要大力纠偏。科技创新是实体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驱动力。现代金融业不仅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成长的血液系统,也是知识经济时代支撑科技创新的风险资本来源。至于人力资源,则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各行各业都需要的第一生产力。

  从要素投入角度定义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目标

  过去我们讲建立现代产业体系,都是从各个产业自身重要性和特性上来定义的,如在作为发展中大国的经济语境下,现代产业体系在我国是指全面构建比较稳固的现代农业基础,比较发达的制造业尤其是高等级的装备制造业,以及门类齐全、迅速发展的现代服务业,总体要求是技术进步不断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十九大报告独辟蹊径,创造性地在三次产业之外,从要素投入的角度,定义了下一步发展我们所需要建设的产业体系目标。这是一个重要且具有建设性的概念创新。

  可以清晰地看出,建设四位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愿景及其基本特点如下:

  吸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精华,强调增长要更多地发挥高级生产要素的协同作用,而不是孤军奋战。过去我们在全球价值链底部进行国际代工,拼的是要素成本低,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现在我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基本消失,各种要素成本上升迅速,因此产业发展就要更多地依靠生产率提高,依靠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源,把“汗水经济”转变为人力资源驱动型的“智慧经济”。

  强调国民经济中的投入要素最终必须落实在强壮实体经济上,注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均衡关系。这是建设四位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真正含义。过去的发展,资源较多地流入虚拟经济领域,脱离、违背了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和原则。对产业发展的结构进行纠偏,就是要想方设法把资源重新引导和投入到实体经济中去。

  不仅要鼓励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而且要用现代金融机制支撑科技创新,用风险资本等直接融资机制支撑现代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的主旨演讲中,多次提及科技革命和科技创新,强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将深刻地改变增长动能。抢抓机遇,加大创新投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主要靠现代金融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发展。

  把壮大实体经济作为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

  只有准确辨析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之间的关系,才能完整地理解、把握四位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内涵、特征和要求,才能有助于我们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关系。这一关系的矛盾,目前主要表现在我国科技研究水平与世界的差距,要小于我国实体产业水平与世界的差距。产生这个矛盾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我们的科研指向与实体经济脱节,也可能是我们鼓励科研成果转化的制度还不够完善,如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对科学家从事科研成果产业化缺少支持等。科研与实体经济脱节是科研体制的老问题,主要表现在科研陷入自我循环,论文写完了、成果出来了、专利申请了,就完事大吉了,科技成果进不到实体经济。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让科研成果产业化,从而使科研成果按照市场规律服务于实体经济。但科研活动并非所有环节都能产业化,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把钱变成知识,这是科学家的事情。第二个阶段是把知识变成钱,这是企业家的事情。这两者不能混淆,混淆了就没有办法制定清晰的鼓励政策。在第一个阶段,应该强调的是科研的原创性和独特性。但在第二个阶段,如果科研活动不能围绕产业化进行,那么经济的自我循环过程就会阻塞,就会出现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之间严重的不均衡。

  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失衡,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制造业“空洞化”,即金融发展过度而制造业逐步衰退。现阶段我国的这个矛盾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不实,虚拟经济太虚,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运转,进不到实体经济,同时实体经济本身产能过剩、杠杆太高、生产率低,不能创造出投资者满意的回报率,因而吸收不到足够的发展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实际上主要针对的就是有泡沫的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企业的严重过剩产能以及沉重的负债水平,是可能引发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中央在实体经济领域坚决地去产能、去杠杆,使很多企业甩掉了沉重的债务包袱,经济正恢复生机和活力。虚拟经济领域出现不为实体经济服务、自我循环的现象,与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资产荒”问题有直接关系。“资产荒”表现为居民巨大的投资理财需求对应着有限的资产供应,由此不断拉高资产价格,恶化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追求财富的保值增值是生活水平提高后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不能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投资理财需求,是我国房地产领域货币流入过多、泡沫不断积累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均衡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的关系,一个重要的选择是不能打压金融,而是要积极发展现代金融,使其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可供投资理财的优质资产。

  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的关系。这一关系的矛盾在于,一方面我们要振兴壮大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又难以获得足够多的优秀人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名牌高校毕业生都不太愿意去实体经济领域就业,他们往往更愿意去证券、基金、银行等虚拟经济领域,或者去政府机构。这从个人选择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从国家战略层面上看,一个年轻人不愿就业或不看好的行业,是没有光明前途的。人力资源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错配,是我国振兴壮大实体经济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解决这个问题,要从根本上提高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为吸引年轻人就业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年轻的技术工人是我国制造业的顶梁柱,是中国制造的未来,必须大幅度提高制造业中技术工人的待遇,实施首席技工制度,并鼓励其持有企业股份,与企业共命运、同成长。要真正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如果能让工匠过上有社会尊严、体面的生活,年轻人就自然会争学技术、争当工匠,实体经济就一定能振兴壮大。

  把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引导投入到实体经济中去

  科技创新与现代金融的关系。这一关系的矛盾是,过去我们没有区分科技的发展阶段以及金融的性质,导致资源错配。一般来说,在科技创新的早期阶段,比较适合用直接金融的方式如风险基金来支持,而在创新的大规模产出阶段,则比较适合用间接金融的方式即银行融资来支持。这两个关系必须匹配。现在一些地方搞科技创新,不区分科技发展的阶段,不区分哪种性质的金融适用于什么阶段的创新,都让银行信贷去支持,名曰“科技金融”。其实这是违反科技和金融相结合规律的。商业银行的资金有安全性要求,绝对不能把它放到风险很大的科技创新领域当中去,而只能放在批量生产之后。风险大的科技创新,一定要以直接融资的方式,由资本市场来解决。科技是决定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因素,但科技特别依赖于直接金融的发展。实际上,没有直接金融的支持,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的科技可以很顺利地发展,也难以成为科技强国。

  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源的关系。这一关系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科技创新的要求非常高,但是我们的人力资本供给不足。我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输出了一大批留学生,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壮大、科技不断前进的重要力量。未来怎么进一步吸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所需的各种人才?可以借鉴美国经验,建立以城市群落为主的内需平台,形成强大的虹吸全球科技创新资源的机制。因为人才必然往机会多的地方流动,中国的内需起来之后,一定会出现全世界最优秀的先进生产要素争先恐后往中国流动的壮观景象。人才往什么地方跑,除发展机会外,生活生态环境、城市化水平等因素也起作用。未来怎样通过内需吸收科技创新的主要资源以发展实体经济和创新经济?这是我国一个很重要的战略课题。

  现代金融与人力资源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就是发展现代金融业的强烈要求,遭遇金融人才尤其是高级金融人才短缺的瓶颈。这是经济结构上的一个矛盾:我国是世界制造大国,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设制造强国,我们的产业结构以“重资本”的制造业为主,但经济却长期处于金融抑制状态,融资难、融资贵成为长期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老大难问题。尤其是因资本市场制度不够健全,我国创新经济的发展受到阻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直要求在强壮实体经济的目标下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具体措施就是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率。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这为全球顶尖金融人才创造了施展身手的高地和平台,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建设四位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就必须把全球最优秀的金融人才想办法引进来、留下来、留得住。

  总之,在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过程中,必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坚决把壮大实体经济作为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在具体工作中,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营造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发展环境和社会氛围。

  (作者系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文科首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刘志彪

(责任编辑:冯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