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劳动合同法震荡背后:激辩与冲击

    吴进一步担心，《劳动合同法》很可能会对处在金字塔底部的大量中小企业的生存能力造成冲击。“中国企业要从全球产业链低端向上走，这个愿望绝对好，但不是那些专家说一说就解决得了的。中国企业的原始积累还很脆弱，产业基础极其脆弱，你到江浙一带走一圈就知道，大量中小企业靠低成本赚的那点利润很微薄。”

    《中国企业家》采访的20来家企业主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劳动合同法》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就是中国企业竞争力的下降。”一位长三角企业家直言不讳，“国家要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是对的，但是不应该让企业背负这个负担，让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整体下降。”台湾王品牛排副总裁英美惠给出了台湾当年经历社会转型时的经验：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政府负责整体社会的福利保障，企业专注生产提高在国际间的竞争力。

    事实上，在《劳动合同法》出台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已经随着原材料涨价、劳动力价格提高等因素日渐式微。20年、30年一次大迁移的制造业基地候鸟已经有在中国起飞的迹象。《劳动合同法》很有可能就是那最后一根稻草。

    “劳动密集型的、低产出的、传统工艺的产业会被迁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去，有些会被淘汰。”已经在广西建厂的丝绸之路高层表示，在《劳动合同法》的压力之下它必须加快自己的迁移战略。而在珠三角的企业则更多的考虑到了将生产线迁移到越南等劳动力更为廉价的东南亚地区。东莞与佛山两位不愿透露名字的企业界人士说，他们接触到的很多珠三角制造企业都在做此打算，甚至有些已经开始行动。

    并不是所有的制造业都有能力加入迁移的行列。

    从事插线板生产的宁波慈溪宏一电子是典型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且前期受到原材料涨价影响惨重，董事长沈国强对《中国企业家》说：“大不了就是企业关门好了。反正我家三代人不工作也够吃饭了。”

    不乏制造企业主疑心《劳动合同法》重拳出击是否包含着国家产业调整的战略意图。有企业主说，“同样一部《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负担是不一样的，产业层次越低负担越重。现在，不只是土地，水电资源、劳动力资源都向产业层次高的行业倾斜。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资金也不会投向制造业。制造业只能自生自灭。”

    “环境上、生产要素上、土地上、资本上都制约我们，让我们或者迁移或者放弃。但是转型二字说说容易，不是一天就能做到的啊！国家现在就放弃了制造业，是否为时过早！？”

    在企业面对《劳动合同法》跌跌撞撞调整步伐的同时，企业内部的另一股力量正酝酿壮大。那就是此次被法律赋予新角色、新权利的工会、职工代表大会。

    崇尚界定个人与组织权力的边界、崇尚分权思想的王石早在万科内部作了相应的设置。除了工会，万科还有一个完全由普通职员选取的、中层以上管理层不参与的职工委员会。职委会有一个专员，在是否解除与员工合约问题上有一票否决权。万科上海分公司曾经想开除上海公司的一名员工，但是遭到职委会专员反对。王石为此找到该专员，专员的应答是：“你是老板，你怎么说怎么办，但是你就把一票否决制给否决掉了。”结果是，这名本要被开除的员工恢复了职位。

    职代会和工会力量在企业内部的崛起并不是仅仅发生在万科这样公司治理相对完善(因而显得超前)的大公司，记者在长三角企业的采访中，也看到了企业对这两股力量的敬畏。即便是在私营企业，曾经被视作依附于企业、毫无话语权的工会已非昨日，而《劳动合同法》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显然的。

    “对于员工薪水的重新界定架构，我们开了一个薪酬会。这种会议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都必须列席。事实上，类似的问题，在表决之前，管理层都会与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沟通，希望能够获得他们的支持。”华力集团董事汪力成说。

    同在杭州的三替集团总经理陶晓莺口中的工会则更加强势。“工会已经不再是以前调节婚姻问题、分房纠纷的‘和稀泥’的人，在推动《劳动合同法》的问题上，他们的惟一使命就是坚定地站在工人的一方，维护法律赋予员工的所有权利，而不是协调或者在工人和雇主直接讨价还价。”

    或许现在说中国将形成像西方国家一样强有力的、独立工会和职代会还为时过早，但是，这股力量已经展现端倪。企业确实不再只是企业家的企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