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各类性文化展在中国“遍地开花”。11月，在广州性文化节上，性学泰斗史成礼教授重申个人观点：中国性文化退步了。一时间，相关讨论不绝于耳。到了12月，随着电影《色·戒》的上映，“性文化”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有人指出：这一热议本身，就已经推翻了“退步论”。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尤其是性文化的变迁，更是值得当代人深思。本期《生命时报》就特邀我国4位权威性学专家，共同探讨“中国性文化，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这一重要话题。

    文明性文化应成主旋律

    中国性学会理事长、亚洲大洋洲性学会顾问徐天民教授：

    在中国整个文化史的长河中，性文化可谓贯穿始终。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性观念、习俗、行为，以及有关性的知识、文艺、道德规范和诸般社会体制等。中国的性文化史基本呈马鞍型，简单地说，两汉隋唐是一个高峰，宋明则跌落谷底，如今是稳步上升。

    两汉隋唐：性文化登峰造极

    若要给性文化分个类，大致可分成性观念、性文艺和房中术三类。在两汉隋唐，无论是哪一方面，都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汉代著名科学家张衡以乐府形式写的《同声歌》，描写了新婚洞房中的欢乐。中国古代小说滥觞于六朝时期的神怪故事，成形于唐代传奇。唐人传奇大多涉及性爱，内容多是肯定婚姻自主，强调爱情专一，宣扬人性与享受性欢乐，其中以元稹的《莺莺传》最负盛名，元代时将之改编为杂剧《西厢记》，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

    中国古代将对性问题的探讨与实践总结，总称为房中术。作为中医学的一个分支，它包括了性观念、生殖器官的形态、性心理反应、性生理、性行为、性疾病治疗、孕育与优生、性禁忌等。这些为家庭性生活提供了指导，强调了两性间和谐等。与世界其他古文明中的性文化相比较，我国房中术在学术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将性生活与养生紧密结合起来，即在享受性快乐时，还能兼顾优生与健康、长寿。两汉隋唐时期是房中术最为活跃与发展的时期，出现了一批新的房中术著作，内容上也有一定的发展与丰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许多身为道家的名医，如葛洪、陶弘景和孙思邈等，都以性为题著书，对丰富房中术的内容起了很大作用。

    宋明理学让房中术逐渐绝迹

    宋代以后，理学兴起。封建礼教使房中术的发展受到扼制，旧的著作流传受阻，新的又难以出现，人们耻于正面谈论性行为，因为“辞太近亵”。朱熹对此做过很好的解释：“闺房之乐，本无邪淫；夫妻之欢，亦无妨碍，然而纵欲生患，乐极生悲。”也就是说，性交总会有乐，行；想主动去寻乐，不行。

    这一时期，关于房中术的著作锐减，医家撰写的书籍虽不明确反对房中术，但羞于写出或探讨性行为，而且各类书籍都大力提倡节欲，认为夫妻若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就不应该纵情于两性关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也简明扼要地说出了社会对性关系的限制日趋严厉，包办婚姻、主张女性缠足以及提倡女性贞节等，这些都是对人性的压抑。

    清代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朝气蓬勃的满人入主中原，却用更严厉的儒家思想来治理国家。在“严绝非圣之书”的禁令下，性学发展举步维艰。

    现代性爱有四大功能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国第一个婚姻法、计划生育政策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性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稳步向上、尊重人的个性。现代性文化的主流是“尊重、平等、健康、科学、文明”。

    拿性爱来说，它具有四大社会功能，一是获得感官享受，有愉悦、快乐之感，二是繁衍后代，三是表达爱情，四是保健养生。而现代性文化使这些功能发生了巨大改变，比如，各种避孕手段让人们摆脱生育之苦，而各种养生保健方式的丰富，也让人有了更大的自由去享受性。各种关于性的研究，也强调了性生活在保持健康体魄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此外，过去房中术虽然“功能齐全”，可也有不少未经证实的观点。而现在的性文化是科学、客观、公正的，相关书籍、评论更注重指导人们正确认识性生活，了解生殖健康。

    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能称为“文明”，这一点体现在性文化上亦复如是。任何文化都能分成先进和落后两方面。但如今，有些人将性和爱隔离开，片面追求性快感、性愉悦，却忽略了性必须建立在爱的基础上，不妨碍他人、不违背社会道德伦理，才是健康、进步的。我认为，树立“文明性文化”的概念，应成为性文化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