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0月1日，薄一波在天安门城楼出席国庆庆典活动

    A  参加新中国初创大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薄一波在天安门城楼出席了开国大典。新中国大业初创，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极为艰巨复杂的任务。

    1949年7月，根据中央决定，薄一波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协助主任陈云工作。

    1951年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抗美援朝问题。会议确定了解决财经困难的主要办法：精兵简政与增产。协助陈云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是薄一波建国初期付出极大精力的一项工作。

    建国之初，由于国民党留下的是一个经济破败的烂摊子，战争又尚在进行，全国的财政经济面临着极其困难的状况。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财委负责全国经济的组织工作。当时的中财委，聚集了相当一部分党外专家，例如马寅初、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李书城、梁希、牛学范、孙越崎、钱昌照、孙晓村等，薄一波根据毛泽东关于广泛开展统一战线的思想，团结各方有识之士，共襄国是。在陈云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薄一波和中财委的同志一起，精心组织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取得了新中国成立后财经战线上第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

    1953年初，“一五”计划开始实施，中央重新部署了中财委的工作，并明确在陈云同志休养期间，由薄一波代理中财委主任。

    在中财委，薄一波除协助陈云同志主管中财委全国工作外，同时分管农业、水利和林业等部门。薄一波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最重要的是看能否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要做到这一点，关键要有好的政策，做好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工作。当时，薄一波关注的一个重点是如何减轻农民负担。1952年12月18日，他就乡镇摊派名目繁多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信，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中财委一成立，即把兴修水利列入十分重要的议程。针对建国初期百废待举，各地在大兴土木中存在乱砍滥伐等问题，1952年11月25日，薄一波在林业部党组的有关报告上批示：“为了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今后必须有目的地有计划地营造各种效用的森林。”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952年下半年，税收工作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主要是，由于经营方式、流通环节的变化，批发营业税减少或很难收上来，国家税收有下降的趋势。而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又要求不断增加税收。因此财政部拟定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经中财委党组讨论通过，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并经政务院批准后，于1952年12月31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新税制不同于旧税制的主要之点，一是保税，二是简化了税制。 

    B  全力投入国家经济建设

    全国财经会议后，薄一波被免除财政部长职务，留任中财委副主任，协助邓小平领导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的工作。1954年11月，薄一波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分管重工业口工作。同月，又被任命为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

    1956年5月，国家经济委员会成立，国务院三办、四办、六办合并到国家经委，薄一波任主任。按照当时分工，国家计委负责长远计划，国家经委负责年度计划。在全党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中，薄一波努力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研究中国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

    1956年，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冒进的倾向。周恩来总理、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都认为要反对和纠正冒进的倾向。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薄一波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并于9月18日在大会上就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具有全局性意义的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作了发言，探讨了若干重要数量界限即比例关系问题。他说：“今后若干年内，在通常的情况下，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百分之二十，或者略高一点，我国国民收入中国家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百分之三十，或者略高一点，我国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百分之四十，或者略高一点。”这一观点，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将这一认识成果写进“八大”决议。

    薄一波在党的八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11月，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薄一波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1961年，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薄一波积极贯彻这一方针。

    1962年1月，薄一波出席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并被中央指定为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他赞成在报告中对经济困难的形势作充分估计，并对经济建设中“跃进”的提法，提出批评意见。七千人大会，薄一波努力贯彻会议精神，指示国家经委对几年来的工作进行检查，并于4月7日在中央书记处和周恩来总理报送了总结报告。 

    C  “文化大革命”中的抗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薄一波很不理解，但仍勉力跟着中央部署走。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专院校领导运动，他在工交各部紧张部署。工作组被“造反派”不断轰赶，薄一波到学生中做说服工作。

    面对经济建设受到“革命”的激烈冲击，他忧心如焚。在7月下旬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预备会上，薄一波和其他一些同志在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时，提出要加上“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容。中央采纳了这一提议。

    1967年1月1日，因康生等人捏造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薄一波被红卫兵从广州解回北京，关进北京卫戍区“监护”，一直到1975年2月才宣布“解除监护”。“解除监护”后，有关部门安排薄一波住在国管局第二招待所，实际上仍处于被管制状态，又度过近四年，前后被禁锢长达12年。

    面对“文化大革命”中无休止的审讯、批斗，薄一波没有屈服，拒不承认强加给他的“叛徒”等罪名。1967年1月，他在大会批斗、小会审讯的间隙中，用十来天时间写下了《关于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斗争始末回忆———兼答一九三六年九月出狱经过》，澄清事实真相。1975年7月23日，专案组把他们上报中央一直未获批准的所谓《关于叛徒薄一波的审查结论》，作为正式文件向薄一波宣布。薄一波拒绝签字。

    “文化大革命”的横祸也降临到薄一波的夫人胡明的身上，1967年1月，胡明被迫害致死。听到胡明被害的噩耗，薄一波当时惊呆了，钢笔从他的手上一下子滑落下来。然而，身处囚室，他无处诉说，只能把愤怒和思念深深地埋入心底。七个月后，他在报纸的边空上写道：“琼(胡明原名李琼英)：今天是你离开我们，永远离开我们的七周月了，而你大概也决没有想到这八个半月中间，我同小孩们连通信都不可能，孩子们的一切我都不知道。”12年之后，薄一波冤案昭，重新回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有同志劝他续弦，薄一波断然谢绝。

    “文化大革命”的横祸，也殃及薄一波的子女，投入监狱中的3个孩子，最小的才16岁。想到因自己的问题而受到株连的儿女们，薄一波常感十分痛心，同时极力勉励他们要继续奋进。1977年6月1日，他在被监管期间给子女们写了一封长信。面对“左”的错误仍在继续，他在信中要求孩子们要作最坏的准备，无论如何，都“应该加倍努力奋斗，闯一条新路出来，继续革命。不能入党，就争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做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

    12年的残酷斗争，薄一波没有被压倒。他的骨头是硬的！他始终坚信：历史是公正的，中央一定会对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不懈奋斗的历史作出正确结论。他在被关期间仍然坚持做自编的一套“七段操”：每走七步一转身，七七四十九步一停顿。以此锻炼身体，期待着重新为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