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红四方面军的多次交手中，邓锡侯、田颂尧均以失败告终。1934年6月，邓、田两路均受命进攻通江。8月，红四方面军在万源一战击溃刘湘主力，迅即回师，横扫川军其余各部，邓、田两路均望风披靡，阵脚大乱，损失惨重。后邓锡侯只好到广元整顿残部，而田颂尧则退到苍溪、阆中。在这里，他们沿嘉陵江西岸布防，企图凭险固守，构成阻止红四方面军渡江西进的防线。
对红四方面军来说，西渡嘉陵江已不是第一次了。早在反敌“六路围攻”的最后阶段，红三十军迫敌至嘉陵江边，趁敌混乱，沿江失防之际，徐向前和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曾极力主张以一个师打过江去，在西岸开辟出一片新天地，这对全局来说极为有利。当时，红军一个师的部队已整装上船，只等一声令下就可直指西岸。然而张国焘却以敌人进攻为借口，阻止红军过江，使红军的第一次渡江计划中途流产。后来，红军发起了广昭战役，1月22日晚，红军主力五个团在徐向前的带领下，从广元城北的朝天驿架设浮桥跨过嘉陵江，包围了敌人。
就在同一天晚上，红军一部从昭、广之间的塔子山附近渡江，切断了广、昭之敌的联系。随后在进击广元时，红三十军主力于27日从嘉陵江西岸架桥抢渡过江，夺占广元飞机场。3月上旬，红三十一军在克苍溪后，也曾试图乘胜从苍溪附近的张坝实施强渡，一举突破敌嘉陵江防线，但因准备不足没能成功。
然而，这次就要发起的强渡嘉陵江战役，却与过去的情况大不相同。不仅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而且渡江成功对红四方面军下一步生存发展乃至整个红军长征的行动，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红四方面军的指挥员们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连日来他们为选择渡河点，反复研究，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方案。
红四方面军的指挥员，一个个年轻而富有朝气，同时也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当时年仅34岁。他出生于山西五台山下一个书香门第，良好家风的熏陶，使他刚毅、坚强，且学识渊博。旧中国连年战争，人民倍遭蹂躏的惨景，又使他从小立志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1924年，他投笔从戎，就读于黄埔军校，参加了革命，并成为共产党人。在参与广州起义之后，他又来到了大别山，随红四方面军成长起来，先后担任师长、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四年来，他指挥了不少大仗、恶仗，仅消灭敌人万人以上的战役就有六次之多，是一位令敌人闻之胆寒的红军将领。同徐向前一起工作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兼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是湖北汉阳人，此时虽未届“而立”之年，但参加革命已经10多年了。从领导学生运动到搞武装斗争，他满腔热情，斗争勇敢。协助徐向前指挥这次渡江作战的副总指挥王树声，也是一位英勇善战的红军将领。分别担任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军长与政委的许世友、王建安、孙玉清、陈海松、程世才、李先念、余天云、詹才芳、王维舟、张广才等同志，都是跟随徐总指挥浴血奋战多年的名将，他们勇敢、坚定，足智多谋。对于强渡嘉陵江，打破敌人的“川陕会剿”，他们一个个摩拳擦掌，信心十足。
徐向前反复思考着渡江西进的作战方案。本来，红军在控制了除阆中县城以外的北起广元、南抵南部的嘉陵江东岸一线之后，各部队经反复侦察，已掌握了敌军的江防部署，并提出了渡江点，但徐向前仍放心不下。为了确保这次渡江作战的胜利，他决定亲自带领孙玉清、杜义德及参谋人员沿江勘察，以便选择最佳渡江点。
春日的嘉陵江，碧波浩渺，两岸层峦叠嶂，郁郁葱葱。徐向前一行，沿着苍溪附近的山间小路，晓行夜宿，跋涉一二百公里。他们走一程，停一程，详细观察和标记沿江的地形、水情、敌情，终于选定了在苍溪附近至阆中以北的三个渡河点。主渡点位于苍溪东南的塔子山、石家坝一带。这里对岸守军是田颂尧部，兵力不强，又是红军的手下败将。地形也非常有利：塔子山雄峙于江东岸，居高临下，利于红军隐蔽船只，施展火力，掩护部队强渡。山后是块宽阔的平坝子，集结部队和船只都较理想，不易被敌人发现。此外河道弯向我方，江面开阔，水流平稳，船渡亦比较有利。对岸又是一片平滩，越过平滩为丘陵起伏地，易于部队抢滩登陆、迅速展开、两翼迂回和向纵深发展。
节选自《跨越雄关——长征中的重大战役》，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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