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眼中八大前后的刘少奇
全身心投入起草《政治报告》
我调到少奇同志办公室工作不久，很快就随少奇同志投入到非常紧张繁忙的工作中。
在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决定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确定了以少奇同志为首的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班子。不久，这个班子就开始工作了，其中最忙、责任最大、担子最重的自然是少奇同志。
在着手起草报告期间，他博览了各种有关资料，找了许多有关人士谈话，征求意见，调查研究。他约请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谈话先后达几十人次。动笔以后，他的身心简直就是一架不知疲倦的机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连轴转。那时，我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他能吃好、睡好。但是在他身心全部投入到写作中去的时候，即使香喷喷的饭菜早已摆好，甚至热了又热，即使明明知道他已很长时间没有合一下眼皮，该休息片刻了，但谁也不敢去打扰他。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他的思想、智慧、情感已全部凝聚于笔端，我们谁还敢、而且谁还忍心去打断他
在这其间，我们工作人员的精神也很紧张，只要少奇同志在办公室，我们就不能离开。吃饭时，互相从食堂带来；解手时，得来回小跑。他写出几页，就叫我马上送机要室打印。他习惯随写、随修改、随打印。一个问题或一个章节写完后，还要随时送毛主席审阅。
周总理深夜来谈问题
当时，少奇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周总理负责起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小平同志负责起草《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所以他们经常互相提供材料、交流思想。有时碰头开个小会，有时通电话谈个问题，通报点情况。
特别是周总理，他的作息时间和少奇同志比较一致，所以经常午夜两三点钟以后还打来电话。有一次两点多钟，总理打电话问：“少奇同志还在办公室吗﹖”我回答：“他刚进卧室。”总理知道少奇同志进卧室后有坐在床上继续看东西的习惯，便对我说：“我和富春同志马上去一下。”我立即报告了少奇同志，他说：“就请总理他们到这里（指卧室）来吧。”
总理下车后，一边疾步走着，一边还借着灯光拿着材料看。上楼梯时，跟在总理后面的富春同志看见总理还那样专心看手中的材料，便提醒总理：“你要看楼梯，不要看文件了。”总理回头朝富春同志一笑，说：“没关系，我的眼睛比你的眼睛还好。”
我把总理和富春同志直接领到少奇同志的卧室。这时，少奇正坐在床上看东西。他们没说半句客套话，直接开门见山谈问题。我急忙要去搬椅子，卫士也准备去沏茶，但总理一伸手拦住我们：“不用了，不用了，很快就说完了。”说着总理就近坐在少奇同志午休用的躺椅上，富春同志坐在放衣服的凳子上。
工夫不大，总理他们谈话结束了，先后下到一楼。走在前面的富春同志迷失了方向，这时，总理也下来了，富春同志回头一本正经地说：“糟糕，我迷失方向了。”总理哈哈大笑，并风趣地说：“今天打破你的常规了，通常这时正是你做梦的时候，来，我做你的向导。”
随少奇到北戴河修改报告
1956年的盛夏，北京酷热难熬。《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也进入了关键阶段。为了更加集中精力把报告写好，我们随少奇同志来到了北戴河海滨。
夏日的北戴河，风景迷人，气候凉爽。但我们无暇领略这美丽的海滨风光，因为少奇同志还是那样废寝忘食地工作着。
有一天，少奇同志按铃叫我，我进去后看他不大高兴，便问：“有什么事﹖”他看了我一眼，没有吭声，又按铃叫来公务员。过了几分钟，他指着办公桌前那个又高又重又滑溜的人造革面的大椅子说：“这个椅子你们坐着舒服吗﹖”我才恍然大悟，和公务员赶快把那个大椅子抬到一边，换回原来的藤椅。出门后，公务员委屈地说：“这几天他睡不好觉，有些烦躁，容易发脾气。”我笑着说：“现在正是坐藤椅的季节，你放张大皮革椅子，既不透空气，又不易移动，就是睡好觉的人也不愿意用它。所以他问我们坐着舒服不舒服，我们坐着也确实不舒服嘛。”
少奇同志对《政治报告》的起草和修改特别认真仔细，一直到离开会时间很近了，还在逐段逐句逐字斟酌，甚至对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要反复琢磨。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同志曾几次打电话对我说：“你要催催少奇同志，请他尽快定稿。因为他不定稿，我们大会秘书处的许多工作就无法进行。”我报告后，少奇同志才说：“那就这样定稿吧”
与主席合劝小平出任总书记
1956年9月15日，八大开幕的那天早上，少奇同志对我说：“请你到会场为我服点务。
”同时递给我一个文件袋，说：“这里面装的是我选出来的有关大会的文件，带到会场备用。”还拿出一个签到手册，又说，“我把名字都签上了，每天进会场时，请你填上日期，到签到处代我交一下，以便工作人员统计人数。若有什么注意事项，你记一下告诉我就是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