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不为所动沉着应对
1975年8月21日下午，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七位负责人一起，第四次读《毛泽东选集》的选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读完后一起吃饭时，胡乔木问：主席关于评《水浒》的谈话是针对什么的？是不是有所指？邓小平心中清楚，毛泽东的评《水浒》谈话确实是有所指的，但邓小平有一种政治上的大智慧，他有意叉开话题，并且设法不让“四人帮”误导。于是，他回答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是主席用三个月的时间听读《水浒》得到的看法，要人整理出来的意见。决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2期121页）邓小平这样说，是因为他明白，毛泽东对否定“文化大革命”，只是担心，并无确证，因此评《水浒》也不是明指哪些人就是投降派，而“四人帮”则是想利用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反对自己。为了打破“四人帮”的阴谋，他不表态，并且只把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当作文艺评论。这样，“四人帮”的文章就做不大，如果他们非要做大，就会露出破绽。
果然，“四人帮”急不可待了。
1975年9月中旬，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次会议，本来是邓小平为了抓农业生产而提议开的一次会议。政治局同意开这次会议，目的也是为了搞好农业生产。当时，中央部长、副部长一级的领导干部，各省市自治区副省级以上的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开这样大规模的抓生产的会议而且又有这样多的领导干部参加，这在“文化大革命”以来，是空前的。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决定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搞好整顿，并且提出“全面整顿”的任务，通过整顿，把生产搞上去，首先是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可是，到会的江青却抛开会议主题，在会上多次插话，与邓小平唱反调。不仅如此，她还在会上大谈同会议主题毫不相干的《水浒》中的“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同时扯到评《水浒》的“现实意义”上来。同时，江青还在谈话中影射攻击周恩来，说国务院有更大的人物支持邓小平。会后，江青找到邓小平，提出要求：把我的讲话录音在全党播放，在党内印发我的讲话稿。邓小平没有表态。江青又去找到华国锋，要华国锋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也没有表态。
1975年9月24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后，向毛泽东汇报最近工作时，谈到了江青在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及江青会后向他提出的要求。毛泽东听后，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1975年9月2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的记录）不久，华国锋在一次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工作之后，也向毛泽东谈到了江青要求在全党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稿的问题。毛泽东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1975年9月毛泽东听取华国锋汇报时的指示）
原来同意搞评《水浒》的毛泽东，为什么又做出了这样的指示呢？
实际上，毛泽东发表评《水浒》的谈话，以及后来同意向全党转发，只是出于这样一个考虑：要向全党敲一敲警钟，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到底是谁、怎样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没有根据的，他不想再搞政治运动，更不想把国家搞乱。这是与江青等人想搞政治运动，借评《水浒》打倒一批人，有本质上的不同的。此时的毛泽东，既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又希望全国能够安定团结，把生产搞上去。当他的评《水浒》的谈话发下去后，他也看到，除了“四人帮”十分积极之外，全党反响普遍较冷淡，特别是实际工作部门，一直在抓业务工作，根本不搞评《水浒》。由此他考虑到，目前再人为地搞一场运动，是很不适当的。而此时江青的表演也确实拙劣，引起了党内许多干部的反感。再通过“四人帮”这些人搞评《水浒》，会激起更大的矛盾。于是，毛泽东适时收手，他只把评《水浒》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正是从这一考虑出发，毛泽东才对邓小平、华国锋讲了上述那些话。
毛泽东此话一发，自然影响全党。一场眼看就要被“四人帮”掀起的全国性的评《水浒》运动逐渐淡化下来，直到最后无声无息。这样，从8月15日毛泽东发表评《水浒》的讲话起，到9月下旬毛泽东先后和邓小平、华国锋谈话止，“四人帮”所极力搞的评《水浒》，实际上只搞了40多天就冷落下来。此后，各地报刊的评《水浒》文章，转到了侧重于古典文学评论方面，而“四人帮”对评论古典文学是不感兴趣的，于是，评《水浒》就不了了之了。
毛远新多次对毛泽东说邓小平搞整顿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远新是毛泽民的儿子。由于毛泽民是在新疆牺牲的，当1975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办庆祝建区20周年的活动时，特意请已任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去新疆参加庆祝活动。9月27日，毛远新从辽宁赴新疆的途中路过北京，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见到毛远新，想起了毛泽民，对毛远新倍感亲切。毛泽东认为，毛远新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参加造反，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锻炼”，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干部，在“政治”上会是很“成熟”的。毛泽东在与毛远新的谈话中果然感到，毛远新“成熟”了。他有地方工作“经验”，谈话中对“政治问题”有自己的见解，毛泽东对此很高兴。毛泽东原来就比较喜欢毛远新，现在更加喜欢毛远新了。毛泽东这时有一个打算，就是打算把毛远新留在北京，留在他身边。这一段时间，毛泽东正对邓小平领导的整顿产生许多怀疑。本来，毛泽东是支持整顿的，但邓小平在领导整顿的过程中，通过实际工作，纠正了一些“文化大革命”中过“左”的东西，由此，毛泽东怀疑邓小平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他是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事情之一（一件是打败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笔者注）。但毛泽东长期卧病在床，对实际情况不太了解，更不了解下边对邓小平实际工作情况的看法。他认为，毛远新长期在基层工作，对基层干部、群众的想法很了解。于是，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的话题，自然转到了当前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看的问题上来。毛远新对毛泽东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毛泽东问：这股风来自哪里？毛远新回答说：我认为来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泽东问：你担心中央出反复？毛远新回答说：75年国务院开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75年4号文件（指《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此件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后下发――笔者注）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4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毛远新的话使毛泽东陷入了深思。他认为毛远新的话是客观真实的。毛远新工作在基层，了解实际情况，了解群众情绪，而且毛远新与邓小平没有任何历史恩怨关系，对邓小平没有个人成见，因此，他说的话，是对的。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话。
由于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话，对邓小平日益产生不满。这种不满，通过他处理两封信表现了出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