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徐工收购案的风头能压过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多少让人感到意外。但和娱乐为主旋律的足球赛不同的是，徐工案让国资管理部门在民营企业崛起和外资大举进入开放的中国市场的背景下，看到了大型国有企业进退维谷，最终沦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尴尬处境。在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如何制定国家重点产业的发展政策，国有资产如何保值增值，以及如何正确认识保护民族产业和对外开放的关系，如何正确评判外资的作用等应该如何给出新解，这是徐工案让我们重新思考的问题。
股改前还是默默无闻的三一重工，如今可是出尽了风头。不但上市公司三一重工成了股市新星，其董事长和执行总裁更是“出落”成明星中的明星。
一年前，三一重工领1300家上市公司之先完成股权分置改革；一年后的今天，G三一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1093万股禁售期正式结束，拉开了G股非流通股股东限售股解禁的序幕。
一年前，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凭借“猪论”一夜成名；一年后的今天，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因搅局徐工并购案而名震天下。
由谁来打响股改头炮并不重要，因为即便不是三一，也总会有“四一”“五一”来承担，而“猪论”和以博客发起并购战就不同了，这显然需要超出常人的“大智慧”。目前看来，似乎也只有梁稳根和向文波能担此重任了。
梁稳根“大猪拱食小猪别闹”的言论，可谓“感天动地”。他称：“一头大猪带着一群小猪，墙上挂着一桶猪食，如果大猪不把猪食拱下来，小猪就一点都没得吃。现在，大猪将猪食拱下来了，一群小猪就开始闹意见，要求得到更多，这怎么行？”言外之意，没有他这头大猪的拱食，中小投资者什么都得不到，颇有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
相对于梁稳根的直白，深得博客之道的向文波则要艺术得多。在博客中，向文波表示：“现在我的问题是：全盘接受凯雷方案，并加价30%也就是26亿人民币，三一能否收购徐工？”其后，向文波继续撰文称三一集团愿再加价1亿美元，以4亿美元收购徐工。
向文波用一连串的反问来抒发自己的拳拳爱国之心：“优势产业是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资本，如果弱势的不能生存、优势的又被卖掉，中国经济的前途在哪？强国梦靠什么实现？！”“难道我们要想靠外国人来为我们的现代化提供装备？帮中国创造先进武器？为中国人集聚先进技术吗？”
看到以上这些文字，相信是中国人都会被感动。在为向先生的爱国情怀感动的同时，私下里觉得有一个问题还是必须得弄清楚：在当年三十多家徐工改制参与者中报价处于倒数一二位的三一，选择目前这个时机向徐工高调高价发起敌意收购，这到底是一场真正的并购战，还只是为了吸引国人的注意力而导演的一场肥皂剧？
向文波的“异动”立刻引发了徐工科技的反击，也受到了外界的不断质疑。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话说：“给已达成的交易搅局，从而削弱像徐工机械这样处于巨大转变关头的对手，这符合三一重工的利益。”该报甚至表示，目前中国国内对外资收购著名中国企业存在反对力量，向文波的言论是想要设法利用这股力量。
孰是？孰非？这是个问题。
经济爱国主义主要指运用国家力量阻止外国企业并购本国的大企业，推而广之，也泛指一些公司和个人的类似行为。近年来，欧美等国经济爱国主义很有市场，尤以法国为甚，阿赛洛收购米塔尔钢铁和百事收购达能便遭遇了强硬的经济爱国主义的阻挠，中海油洽购尤尼科时也遭遇过美国的经济爱国主义。
笔者以为，在民族和国家利益面前，适当的、有选择的经济爱国主义是必须的，在特定的战略性部门和领域必须限制外资进入。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爱国主义实质是狭隘、片面的本国利益的体现，它阻碍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合作、双赢才是正确的策略选择。
向文波投出的武器无疑是重量级的：“徐工可以由外资参股，但不能由外资控股”、“徐工不能贱卖”。这不能不让人想起去年下半年盛极一时的“银行贱卖论”，客观地说，“银行贱卖论”当时在吸引人们关注的同时，确实在金融改革进程中造成了一定的思想困扰。
理性地看，不管承受“贱卖论”重压的商务部最后如何裁决凯雷并购徐工案，不管向文波最终使出何种撒手锏，在外资入股国企的问题上，关键还是在于如何在安全和效率间寻求最佳结合点，关键还是如何使国企通过并购重组获得最大的发展动力。
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将一桩正常的市场行为动辄上升到国家和民族的高度是不可取的，在一场正常的竞购战中无限上纲上线也是不可取的。当然，如果盗用爱国主义的旗帜只为谋求一己私利的最大化，就更加不可取了。
目前而言，尚无法判断向文波的真正意图何在,也无法判断三一是否如徐工所言“在说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向文波博客风波乍起之时，限售股即将解禁的G三一股价随之狂飙猛进，在股市行情不稳之时独领风骚。
领教过“猪论”的轻慢和矜持之后，再来审视眼前的一幕幕，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