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拉格纳-弗里希 |
|
 |
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1895年生于奥斯陆。是数理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研究领域的先驱者,主要致力于长期经济政策和计划，特别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1969年与简-丁伯根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
|
|
 |
1895年3月3日，我生在奥斯陆，父亲是金银匠安敦弗里希，母亲叫拉格纳-菲德烈-季特尔。他们对我的人生观有很大影响，
1920年，我同玛丽斯迈德尔结婚。我们只有一个孩子――拉格纳，他同哈斯娜结了婚，她生了一个女儿――那是亚，在她的祖父看来，她自然是全世界最好的孙女了。1952年，我的第一个妻子逝世。1953年，我同阿斯特里-约翰逊结婚，我从小就认识她了。她于1921年通过了奥斯陆大学语言学的学位考试。她是商人和船主（从帆船时代开始）I-M-约翰逊和妻子朱丽叶?卡斯贝的女儿。她的父母和我的父母是多年的密友。自从我们结婚后，阿斯特里永远是我的不灰心的伴侣，诚心诚意地和我共同经历人生的兴衰。
我父亲在奥斯陆的金银作坊是我的祖父在1856年开办的。大概在1630年，丹麦－挪威王克列斯香四世，请萨克逊尼选王从萨克逊尼的弗来堡（那里有一个矿冶学院）为他送一组矿冶专家到挪威康斯堡新发现的银矿，从那时以来，金银就一直是我家的传统家业。我们能精确地追溯我们的祖先到那时候。
当我考虑我的前途时，我应当继承传统的金银事业，这多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为了那个目的，我在奥斯陆大卫-安德生的作坊中当过学徒。1920年学徒期结束时，我成了一名合格的手工金匠工人。
我的学徒生活开始之后，我的母亲强烈地感觉到，从长远看，我对从事金银这一行业，可能是不会满意的，她坚持要我完成学徒期的同时，应当使我进大学学习。我们浏览了奥斯陆大学的有关手册，发现经济学是"最短"和"最容易"的学科。所以我就学经济学。那就是事情发生的原委。以后，在奥斯陆大学，经济学的探讨朝更高深和更费时间的方向发展（有些人似乎认为我在这个发展中有某些作用）。
1919年，我在奥斯陆大学通过了经济学学位考试，大约一年后，我到外国积极学习经济学和数学。我访问了法国、德国、英国、美国和意大利，我在法国停留了近三年，我对那时的情况如此熟悉。从那时起，当我访问法国时，我一直感到我"又回家了"。1925年，我被任命为助理教授，1926年，根据一个数理统计题目，我在奥斯陆大学得到哲学博士学位。1928年成为副教授，1931年在为正教授，并成为奥斯陆大学新成立的经济研究所的所长。
除这些以外，我的科学生涯没有许多话要说了，我被邀请加入各国许多学术团体，并有若干名誉博士学位。
在获得1969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金以前，我得到的科学奖中，必须提一下，1961年由林西国家学院授给我的大安东尼奥-费尔特林纳里奖，那是意大利的古老而著名的团体，伽里略-伽里来是它的第一批成员之一。
当我想到我曾设法寻找答案而未成功的很长的问题清单，并想到仍然来自各方授给我的许多荣誉时，我深刻地懂得所有这一切归功于主，主多年来指挥着我前进的步伐，并且，在没有科学能达到的神圣事业中，主一直是我求助的目标。
我业余爱好户外生活，包括小规模的登山，但是首先是养蜂和培育蜂后，我从事了57年，着重遗传学和统计学研究，想改良蜂的素质，如果有人问我是否发现这个活动愉快有趣，我不能肯定地说"是的"，它更好象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属性，我将永远不能排除它。(王宏昌编译) |
|
国王陛下，殿下们，女士们和先生们：
过去四十年中，经济科学日益朝用数学表达经济内容和统计定量的方向发展。沿着这些路线，科学分析被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周期波动和经济资源重新分配于各个目的之类的复杂经济过程。在经济生活中，人们能找到的往往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混合物，其内容有的是多少有些规律的重复多次的较系统的相互关系；有的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及破坏。对于常人来说，没有实验的支持，要在这些极端复杂的经济变化过程中寻找发展规律，并且为此目的应用数学和统计分析技术，似乎有些不知深浅。然而，经济学家们编制有关战略经济关系的数学模型，藉助时间序列的统计分析，使这些模型定量地写出来的尝试，事实证明是成功的。正是这条经济研究路线－－数理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表明了最近几十年这个学科的发展。因此，当瑞典中央银行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而第一次把经济学资金授予这个研究领域的两位先驱者——挪威的拉格纳弗里希和荷兰的简?丁伯根的时候——这是很自然的。
二十年代后期以来，弗里希教授和丁伯根教授沿着基本相同的路线工作。他们的目标是给予经济理论以数学的严密性，并且用一种允许经济定量和的统计检验的开工表示它，一个主要目的是脱离模糊的、比较"文字"形式的经济学。例如，任意"列举"周期波动的原因，以及集中于某些简单的因果联系链，在弗里希和丁伯根的著作中，已经让位给陈述经济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数学系统。
让人们以三十年代初弗里希教授的涉及循环理论动态形式的先驱著作为例。他讲解了一个有投资和消费支出的差分和微分方程的动态系统，有某些货币限制，如何着重一种波长四和八年的衰减波动。如果系统接触随机破坏，他也能以一种比较真实的方式证明这些波动变成永久的不均匀的。弗里希在建造数学模型方面走在时代前面，有许多后继者，他对的统计检验方法的贡献也是如此。
丁伯根教授主要从事于把统计应用于动态经济理论。他在这个领域中的伟大先驱著作是美国周期波动的经济讲师研究。这次杰出的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设法定量地明确各个因素的重要性，以便检验现有许多商业循环学说的解释价值。丁伯根建立了一个涉及约50个方程的经济计量系统，并且藉助统计分析测定反应系数和"前导及滞后"。他的若干结论引起很大注意，而且仍然是辩论的题目。丁伯根教授在计量学方面的先驱著作对以后方法论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弗里希和丁伯根两位教授有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支持，构思稳定政策和长期经济计划的理论是很自然的，我们的这两位得奖人，在经济政策的合理决策的理论基础方面作了基本分析。三十年代末，弗里希提出一种详细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国民会计制度的新思想，以支持挪威经济政策的合理计划工作。自从四十年代中期以来，瑞典国民会计和国民预算的结构大部分来自弗里希教授在奥斯陆社会经济研究所的先驱工作。丁伯根教授在弗里希以前提出的理论的支持下，发展了一种简化的经济政策系统，已经应用于荷兰。丁伯希教授令国家经济政策在一个有若干变量和相同数目方程的经济系统模型中作用。在一个确定性系统和框架内，国家一般地必须有和目标数目同样多的经济政策手段。作为海牙的中央计划局长，丁伯希教授和他的同事们编制了一个预测和计划荷兰经济政策的经济计量模型。
在过去十年中，弗里希和丁伯根两位教授主要致力于长期经济政策和计划，特别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两位都在不同问题上充当顾问，在长期计划方法的迅速发展中，我们的这两位都得奖人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丁伯希教授对投资优先系统和使用"影子价格"的见解；弗里希教授发展了经济计划的决策模型，设计了设法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的数学规划方法。
弗里希教授（因病缺席）、丁伯根教授：
你们都是把经济学发展为数学的和定量的科学和先行者，你们藉助于发展成熟的理论和统计分析来创造经济政策和计划和合理基础的贡献，涉及重大科学突破，现在，你们都忙于首先为帮助世界穷国而设计的研究工作。
我很荣幸地向你们转达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祝贺，并且请你，丁伯根教授，从国王陛下手中接受1969年度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王宏昌编译) |
|
... ... ... ...
（三）上世纪经济学发展的简短考察
现在转向更针对经济问题，不可避免地我应从简短考察上世纪经济学的发展开始。
在十九世纪中，约翰-穆勒（1806－1873在他的名著《经济学原理》中说，就一般原理而言，价值和价格理论现已完全阐明。他说，不论他自己或任何其他作者，没有可增添的东西了。对于我们，关于知识和科学的发展有相对主义的见解的人，难以理解可以作出如此的声明。但是对于生活在那个时候的一个人，穆勒的这些话似乎很真理。在穆勒的"原理"中，亚当-斯密（1723－1790）、大卫-李嘉图（1772－1823）和汤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的思想被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机的、逻辑上和外观上完整的整体。
以后的发展彻底否定了斯图阿特-穆勒的著作作了整理修饰--基本上是根据私人企业家的想法的生产成本理论。企业家将这样想："如果我削减食欲，我可能把顾客吸引到我这里来。不过，这也是我的竞争者们考虑的方式。"所以，出现一种把物价拉下来的重力。生产成本可以说是物价落在上面并且保持在那里的坚固基础。因此生产成本是物价的"原因"。古典经济学家们以很大的联盟把这个一般观点用于许多不同商品，用于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关系和用于国际物价理论，等等。
这个理论当然包含真理的一个无可驳斥的部分。但是对起作用的各种力量给出甚至一个粗糙的陈述，这个理论也太简单了。经济过程是一个技术的和主观的力量都在起作用的均衡问题。主观因素几乎被古典派忽略。
在这一点上，经济理论在1870和1890之间的年代里完全被更新了，那时以卡尔-门格（1840－1921）为首的一些奥地利经济学家对人的欲望和它们在物价理论中的位置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瑞士人里昂-华尔拉（1834－1910）和英国人斯坦来-哲逢斯(1835－1882)也表达了相似的思想。这是斯图阿特?穆勒以来的第一次突破。
以后，英国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做了许多工作，把主观观点和生产成本观点结合起来。这就导致我们现在常说的新古典理论。
古典学派或新古典学派都没有做许多工作，用统计观察证实他们的理论结果。原因一部分是统计数字缺乏，另一部分是在建立古典或新古典理论时都没有看到系统的统计证明。理论的建筑计划可以说没有留下这种证明的余地。格斯塔夫-许摩勒（1838－1917）领导下的德国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批判了这个事实。不过，这些学派对类似一种"无理论的"观察的东西有一种不幸的和比较天真的信仰。"让事实为它们自己说话"。所以这些学派对经济思想的影响不很大，至少没有直接影响。为它们自己说话的事实，用一种很天真的语言说话。
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时期中，景象改变了。部分地在批判历史学派和制度党派的影响下，理论家亲自担任以这样一种方式建立理论的系统工作，使理论能立即接触观察的材料。人们可以说，从今以后经济学走上自然科学已长期在那里的阶段，即，理论从观察技术得到概念，而理论又影响观察技术的阶段。
现在似乎历史上头一次，经济学理论战线的工作--现在很大程度上采用数学形式--和在外界描述战线上的工作应当互相靠近和互相支持，给我们一种足以容纳具体观察材料的详细理论并且同时给我们大量观察数据，这些观察是为充实理论结构而计划和进行的。
当然，即使以前，这种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三者的结合曾有先驱者。代表它的有这些人：约翰-海因立区-冯-杜能（1783－1850），奥格斯丁-古诺（1801－1877），A-J-杜浦（1804－1866），海尔曼-海因立区-高森（1810－1858）。但是自从二十世纪的第一时期，这个运动全面开展。这是经济计量思想方法的开始。而这是我将称为斯图阿特-穆勒以来第二次突破的。
这方面的关键之点是经济概念的定量化，也就是使这些概念能测量的尝试。不需要坚持概念和关系的定量形式在自然科学中意味着什么。而我愿意说，在一代多时间中，我的最深的信念是，所尝试的定量化在经济学中同样是重要的。
在局部分析的水平上，定量已经是重要的。这里人们已经研究了对糖、小麦、咖啡、生铁、美国棉花和埃及棉花等如此重要的商品的需求。
而且在总体水平上定量甚至更重要。说实在，在总体水平上经济理论的目标是揭示不同的经济因素在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中作用和互相作用的方式，而且采取这样的方式做这件事，使结果可以在实践中被用来以最有效的方式实现操纵经济中的迫切需要的具体东西。
只要经济理论仍然在纯定性基础上工作，而不设法测量不同因素的数字重要性，实际上能得出和辩护任何"结论"。例如，在一次衰退中有人可能说：需要削减工资，因为那将啬企业的利润癌基因而刺激活动。其他人将说：需要产、啬工资，因为那将刺激消费者的需求，因而刺激活动，有人可能说：需要削减利息率，因为这将刺激开设新企业。其他人可能说：需要提高利息率，因为那将增加银行中的存款并因而给予银行增加的贷款能力。
分开来看，这些措施每个都含有一点真理，这是在一种很局部的意义上，我们只考虑一些明显的直接效应，而不关心间接效应，也不比较不同效应和反效应的相对力量。正像一个人可能说：如果我坐在一只小船中，并且开始以普通方式划船，由于我的脚在船底施加的压力，划船将向后航行。
在对整修国家中经济政上实际有用的总体分析方面，事情的要点是研究一切效应和反效应的相对强度，因而需要对、概念定量。
这或许是需要经济计量学的最一般的和最明显的表达方式。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可能走多远当然是另一问题。但是如果经济学要接近一种应用科学的状态，至少必须尝试。
不用说，如此设想的经济计量学并不耗尽经济学的所有内容。我们仍然也需要--并将始终需要--宽广的哲学讨论，对有效果的研究方向的直观揭示，等等。但是这是另一个故事，我不在这里谈它。让我只谈，经济计量学--在电子计算机帮助下--能做的，只是跳跃式地把分界线从我们必须依靠我们的直觉和嗅觉的地方推向前进。
（四）对创办经济计量学会的一些历史记录
在奥斯陆大学经济学研究所的档案中，我找到了一个文件夹，内有信件和信件的复本，日期在经济计量学会计划成型的年头。这里有世界不同地方的杰出人士的有趣的思想和意见。这些人士中大多数现已去世。
他们中的一位是我的好朋友弗朗索瓦?迪维西亚。1926年9月1日，他从塞纳河的家中写来的信，是用优美的字体写的，八页及边上，利用了纸上的每一角落。信的大部分内容讨论具体科学问题，但是也有一些组织性质的评论。例如他谈到他与耶鲁的欧文?斐休的通信。关于这件事，他说："我认为他关心一张通信录，并在全世界数理经济学家之间建立联系。这是否斐休对一个学会的计划的独立创议，或者是我以前与斐休通信的结果，我一直不能肯定，因为档案丢失了。"迪维西亚继续说："在政治方面，我不是国际组织的很好的支持者……但是在科学的国际组织的无私的领域，相反地我是无保留的支持者。"
我在1926年9月4日给迪维西亚的一封回信中特别说："我热忱地理解全世界数理经济学家的通信录或其他通信方法的想法。我自己的想法是努力实现从事这个问题的一个协会和一个期刊。它是像《政治经济学评论》或《经济学杂志》等等那样名副其实的普通期刊，有时接受数学论文，但是提交论文的作者们始终有义务尽可能减少使用数学符号和用数学证明推理。
我已经认识各国中许多数理经济学家，我想在某一天写一封信给每一个人，征求对一种期刊的可能性的意见（是否称为《经济计量学》？《作为生物计量学》的姊妹）。现在，我有幸先征求您的意见。您考虑或许开始时成立一个有限的小团体，以后再向公众公开，有什么困难。这几年，我或许常有机会去美洲和欧洲旅行，我有机会认识对这个计划有兴趣的经济学家，并且我有机会作一些宣传。为了期刊的出版或许能得到美国大基金会之一的支持。
这里是一个名单，我从通信知道他们对纯粹经济学很感兴趣：詹姆-阿尔加拉，巴塞化纳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L-冯?包特基维茨，柏林大学统计学教授；E-包维尔，里昂大学财政学教授；K-高尔德西赫，布达佩斯工业高等学校教；K-G-哈格斯特罗，斯德哥尔摩保险学家；查理-约旦，布达佩斯科学博士；爱德华-马克浦朗，哥本哈根政治学博士；W-M-潘逊斯，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统计学教授；E-斯勒茨基，莫斯科；A-A-杨，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P-雷迪亚迪斯，雅典海军准将。"
我也提到一些其他人，其中有：安德逊，保加利亚瓦尔纳商业高等学校教授；葛来西安尼，意大利即波里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赫伯，巴黎法国统计局长；李奇，罗马大学教授；格斯塔伏-德-维丘，的里雅斯特商业大学校长。
迪维西亚在1926年9月22日的信中回答："您知道，对于纯粹经济学国际学会的用处，我和您的意见完会一致，并且我非常喜欢您的《经济计量学》的标题，以及一个期刊的梦想。不过，在实现这些以前，我想一定数目的支持者首先聚会一次是不可少的……我自己想这不是不可能的，而且有国际统计学会这类现有组织集会的机会，……总之，您今后将得到我的全力帮助。"
在1926年11月1日的一封信中，我写给迪维西亚："我的美洲之行将推迟几个月。我将这个时间写信给下列人士：包特基维茨，柏林大学；A-L-包来，伦敦经济学院；查理-约旦，布达佩斯大学；尤金-斯勒茨基，莫斯科。征求他们的意见，少数人先聚会，或许以后开正式成立会，有无用处以及有无实现可能?????
我附带提一提，我认为除了从您最近来信抄几段外，没有更好的方法说清问题……这或许是我自己感觉有过错的小小不合适的事。"
就是1926年11月1日那一天，我写信给上述四个人。在我给包特基维茨的信中，我特别说："在向您说明这个思想以前，我已与巴黎的弗朗索瓦-迪维西亚讨论过。
总量是要成立一个数理经济学家之间交换意见的团体，并推动讨论数理经济学问题。
我看到在德国对数学方法的兴趣--在国民经济方面，以及在统计学方面--一般地不很普遍。去年我能感觉一些兴趣的足迹象。1924年，在《社会经济学名著选集》中有一篇古诺的《研究》的译文，而在去年的《年鉴》中，如果我自己没有记错，有一篇对我的论文《关于纯粹经济学问题》的详细评论。
在此情况下，至少能发现一个人--或者两三个--对数理经济学国际团体感兴趣，或许不是没有希望的。
在我给查理-约旦的信中，我说(在讨论了某些他的迭代法的收敛速率之后)："我现在谈一两个问题，我想您可能感兴趣。它涉及成立一个国际团体，方便数理经济学家之间交换见解，并有助于阐明数理经济学问题。
从附上的抄件中，您可以看到弗朗索瓦-迪维西亚先生的意见。
在我给尤金-斯勒茨基的信中，我说："承寄来您的两篇有趣的论文《理论》和《偶然事件》，非常感谢。
您信中的很有价值的说明，使我自己很感兴趣。特别高兴的是我知道了您对纯粹经济学的想法。和您一样我也相信纯粹经济学的伟大前途快到了。
但是不可否认，在每一个国家出现一个人在努力，历史学家缺乏协调。
这四个人的回信是有趣的。
在1926年11月11日答复，那是一封八页手写的信，很清楚，并且自然有一位数学家的思想精密性。他说："从您的本月一日的信和您援引的迪维西亚教授的意见，使我得到生动的知识。国民经济中的数学方法对我来说完全是好事，并且有困难的一方面，在除意大利以外的欧洲大陆，学术期刊反对国民经济论文中容纳数学内容，所以我赞成创办一个数理国民经济学的机关刊物……请允许我谈一个简短的意见。数学方法扱者之间交流不多。这是不合时宜的……迪维西亚教授的建议，成立一个国际统计学会那样的数理国民经济学组织，要注意吸取这个学会性质的不完善的经验。
包特基维茨的信的以后部分是对出现在他的和我的著作中的某些数学公式的一个长的和仔细的比较分析。
在1926年11月12日一封信中，查理-约旦写道(在讨论厄米特多项式和相似问题之后)："我同意您的见解，成立一个数理经济学家的国际团体对推进这门学科极为有用，而文字经济学家不肯承认这一点。出版经济计量学期刊很好。成立一个团体没有什么障碍，出版期刊的财务困难数字不大，容易克服……为了推进这个问题，我准备尽可能去做。若干年来我在布达佩斯大学开数理经济学课，我对这门科学始终很感兴趣。
"我完全听命于您，候您的邀请……"
在1926年12月16日的一封信中，迪维西亚谈到名称。他说："……我同意您的经济课题学一词，既优雅又清楚。"
1927春天，我去美国并与那里的同事们讨论这件事。我已找到日期是1927年10日的一份五页的备忘录。它对这件事反映较多细节。我相信这份备忘录是查理-F-路斯博士和我共同写的。
以后时间中最重要的一项是1928年2月29日，熊彼特教授、哈伯勒博士和我之间在哈佛大学的殖民俱乐部中谈话的摘要。摘要开头是这样写的：
"(1)经济计量学的和经济计量学两词解释为包括纯粹经济学和纯粹经济学定律的统计验证，基本不同于对经济现象的统计数据作纯粹经验性处理。
"(2)讨论了编制一个系统的有注释的经济计量学文献目录的可能性。"
摘要中提到，我们详细讨论了对支持这件工作可能有的一份名单。名单包括以下人数：奥地利7人，比利时1人，法国 10人，德国9人，英国 7人，希腊1人，荷兰3人，匈牙利1人，意大利10人，波兰1人，葡萄牙1人，俄国3人，斯堪的那维亚国家6人，瑞士2人，西班牙1人，美国14人。与殖民俱乐部谈话摘要封在一起的，我发现一份11页我用法文在1928年4月手写的备忘录。它在一切要点上和1927年10月的备忘录包括同样内容。还有一份这个法文备忘录的打字本。
由于家庭原因(我的父亲于1929年逝世，我不得不回到奥斯陆，承担某些沉重的责任)，我在经济计量学方面的活动推迟了，这从熊彼特在1928年12月从查蒙尼赫街31号寄来的一封信可以看出，其中他说："有一段时间我得不到你有关我们经济计量学计划的消息。由于我必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告诉统计学通报的出版者及别人，如果你对事情的状况写几行，我很感谢。当然，我不应设想没有你能进行下去。
我未能找出这个时期的任何其他记录，所以我的有关一个学会和《经济计量学》的工作似乎分为两个不同时期。
我在法国经济学家、数学家的哲学家雅克斯?鲁夫写的一本书中找到下一个信息。他说："在1929年，挪威数理经济学家拉格纳?弗里希要我协助推动成立一个学会，把支持经济学中以下原则的人联合起来，即不断地面对事实，作定量的说明，并且经受定量的检验。我与客人们共进午餐时讨论这个方案，其中有我的挪威客人，弗朗索瓦-迪维西亚，讨论了'经济理性'问题。弗朗索瓦-迪维西亚和我代表克列门特?考尔逊的学术接班人，我们在青年时代都是工学院的学生。
我们热烈赞同拉格纳-弗里希的方案。他将前往美国，召集为成立一个'国际经济计量学会'必需的会商。
对这次我到美国旅行发生的事情，我未能找出任何记录。但是我对这个期间欧文?斐休教授、查理?F?路斯博士和我自己之间的一种很亲密的接触和合作留下生动的印象。当路斯和我把我们的计划讲给斐休教授听时，好象把一根点着的火柴扔进一桶炸药里。斐休自己完全投入这个冒险事业。我们写信给全世界许多人，积极响应者占压倒优势。
从《经济计量学》中可以看到，经济计量学会1930年12月29日成立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欧文-斐休当选为第一任会长。出席成立大会的有16人（其中三人是挪威人）。《经济计量学》第一卷在1933年出版。
经济计量学会的第一次欧洲会议于1931年9月22－24日在洛桑（华尔拉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举行。在《经济计量学》中有一个比较完全的记录。简-丁伯根教授出席洛桑会议并且发了言。他的重要论文《动态经济学中的展望期和预期的观念》，发表在同一卷《经济计量学》中，作为洛桑会议的报告。他的推动力和从开始直到今天对经济计量学发展的巨大影响如此为人熟知，所以我在这里不需要谈这些。阿尔弗雷德-考尔斯三世给予《经济计量学》以非常可贵的财务支持。(王宏昌编译) |
|
|
|
 |
获奖人物：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