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11年生于华盛顿州西雅图郊区的伦腾。我是约瑟和伊丽莎白．斯蒂格勒的独子，　他们在十九世纪末分别移居美国，我父来自巴伐利亚，我母来自那时的奥匈帝国(他的母亲事实上是匈牙利人)。我在西雅图的学校上学一直到华盛顿大学，在1931年从那里毕业。第二年我在西北大学度过。
　　我在芝加哥大学接受我的主要研究生训练，1938年我从该校得到哲学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那时有三位经济学家---每一位各有其突出的地方---我来到了他们的影响之下。法兰克．H．奈特是一位强有力的怀疑论哲学家，那时积极争辩奥地利资本理论，但对经济理论的细节渐渐失去兴趣。雅谷．凡纳对逻辑要求很严，并且同时是经济学史的渊博学者。亨利．西蒙斯是争取一个理性的，分散组织的经济的热情发言人。我同样受两位同学，W．阿仑．华理斯和密尔顿．弗利德曼的影响。
　　芝加哥经济系学术空气活跃，虽则三十年代的中心问题和以后时代的不同。我以前从未遇到过那样质量的人才就在我身旁，他们对我影响强烈。例如，奈特指导我的论文，内容是从1870至1915年的生产和分配理论史。他有一颗奇异地批判性的心，然而这不很适合思想史，因为他不能理解，更谈不到原谅早期经济学家们的错误。或许十年之后我才能通过我的眼睛而非通过奈特的眼睛读李嘉图。
　　1936年我在衣阿华州立学院开始教书，T．W．舒而茨是那里的系主任。两年后我去明尼苏达大学，战时我离职数年，作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研究组的成员。战后我回到明尼苏达，从那里我很快移到布朗大学，一年后到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我从1947年待到1958年。最后一年我离职在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工作，与肯尼思．阿罗．密尔顿．弗里德曼，麦尔文．雷德，及罗伯特．索罗共享光辉的一年。1958年我来到芝加哥，一直到现在。
　　回顾起来我无疑有目的地避免行政职务，以及确实几乎一切非学术工作。我回忆约在1946年我母亲问我是什么，我骄傲地回答我是一个教授。10年后她重复她的问题，而我重复我的回答。“没有升迁？”是她的评论。
　　在我的职业生活的早期，我发现经济学的许多领域吸引我。到1938年我开始在价格理论方面工作和发表著作。在1946年我发表了关于线性规划的一篇早期著作(“生存成本”)，他只是近似地解决了问题；乔治．但泽很快提出精确解。在40年代我开始价格理论的经验工作，从测试刚性价格的弯折寡头垄断需求曲线理论开始。在50年代我提出测定企业效率规模的存活企业法，并对送货价格制度，垂直联合，及类似题目工作。
　　在此同一时期我是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成员。在那里我研究服务产业，并且使用了可能是第一个全部因素生产率度量法(在《产值和就业趋势》中)。以后出版的关于科研人才(与大卫．布兰克合作)，关于制造业的资本和报酬率，以及关于工业价格行为(与詹姆斯．金达尔合作)的书也是在经济研究局的赞助下写的。如果不提起我与那位高才经济学家，亚述．F．白恩斯的令人神往的交往将是很疏忽了。
　　甚至在我到芝加哥以前我已对经济理论说可能产生单一价格的条件下存在价格的分散性发生兴趣。那种兴趣在“信息经济学”(1961)和以后著作中达到高峰---我确实差不多要进入把这种分析延伸到政治行为的研究。
　　在60年代我开始详细研究公共管制。由于与我的朋友阿龙.达来克特讨论， 我的兴趣被唤醒，并且我对这个题目的陈词滥调的信念被破灭，其他题目也常常如此。这位奇怪的人是学者中罕见的：一个头脑清楚，有想象力，博学的人，他以构思光辉而创造性的理论为乐但甚至不把他们写下来！
　　在整个过去40年中我对经济学史保持一种不间断的兴趣。(讲句离题的话，我是一个勤奋的书籍收集者；我的大儿子在统计史方面同样活跃，而我的大孙子藏有大量的连环画书---导致有些朋友提示一种新的基因！)那个题目失去当年它对经济学家们的吸引力，因为我们的科学变得更加抽象，但是由于科学社会学提出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我的兴趣甚至更加浓厚了。
　　在芝加哥大学我遇到我妻子，玛格丽．L．马克。我们在1936年结婚。她在1970年去世。我有三个儿子，斯蒂芬(一个统计学家)，大卫(一个律师)，和约瑟(一个社会工作者)。我们是一个密切的家庭，每年夏天我们在加拿大木斯柯卡湖上的一个村舍聚会。

　　附：
        乔治．J．斯蒂格勒著作目录
　　书和小册子
　　1941年 《成山和分配理论》，纽约，麦克米兰。
　　1942年 《竞争价格理论》， 纽约，麦克米兰。
　　1946年  《价格理论》， 纽约，麦克米兰。1952修订版， 1964年第三版。（与密尔顿．弗里德曼合写）《屋顶或天花板？》， 赫德逊上欧文顿，纽约，经济教育基金会。
　　1947年 《美国的家庭仆人》， 纽约，国民经济研究局。
　　《产出和就业的趋势》， 纽约，国民经济研究局。
　　1949年 《经济问题五讲》， 纽约朗曼斯，格林公司。
　　1950年 《教育事业的就业和报酬》， 纽约，国民经济研究局。
　　1952年 （与肯尼思.布尔丁合编）《价格理论选读》， 荷姆伍德，伊利诺，理查．D．欧文。
　　1956年 《服务行业就业趋势》， 国民经济研究局， 普林士登，新泽西，普林士登大学出版社。
　　1957年 （与大卫．布兰克合写）《科学人员的供求》，国民经济研究局，普林士登，新泽西，普林士登
　　大学出版社。
　　主编：《“国富论”选读》，纽约，阿普里登--生特里---克劳夫茨。
　　1961年 《联邦政府的价格统计》， 给预算局统计标准处的报告，总类丛刊， 第73号， 纽约，国民经济
　　研究局。
　　1962年 《知识分子和市场》， 丛刊， 第3号， 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生院。
　　1963年 （与保罗．萨缪尔逊合写)《关于国家的正当经济作用的对话》，  丛刊， 第7号， 芝加哥， 芝
　　加哥大学商业研究生院。
　　《辩论邀请书》， 私人印刷。
　　《制造业的资本和报酬率》， 国民经济研究局，普林士登，新泽西，普林士登大学出版社。
　　《智识分子和市场及其他论文》， 格仑柯，伊利诺，自由出版社。
　　1964年 《经济改革的战术》， 丛刊， 第13号， 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生院。
　　1965年 《经济学史论文集》，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68年 《产业的组织》， 荷姆伍德，伊利诺，理查.D.欧文。
　　1970年 （与J.K.金达尔合写）《工业价格的行为》，国民经济研究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71年 《现代人和他的公司》， 丛刊， 第39号， 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生院。
　　（与曼纽尔．F．柯亨合写），《管制机关能保护消费者吗？》， 华盛顿， D．C．, 美国企业研究所。
　　1975年 《公民和国家》，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82年 《作为传道士的经济学家，及其他论文》， 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王宏昌编译

　　国王和王后陛下，阁下们， 女士们和先生们：
　　每一门科学是一个传统和变化的混合物。在经济科学中传统的代表是市场和价格形成的基本理论，那是200年前从亚当.斯密开始并且以后不断改进的。它的基础是关于个人、家庭和企业在寻求职业、生产、买卖时的行为的简单的甚至粗糙的假设。然而对于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而言，这种理论显示了它的解释和预测市场过程的主要特点的能力。
　　不过，由于经济生活变得日益复杂，老是有更多的现象未能得到解释。有些市场现象甚至似乎与理论有出入。市场机制变得日益与立法相互纠葛的事实仍然完全在理论之外。由于乔治.J.斯蒂格勒(GeorgeJ.Stigler) 对于把基础理论与真实市场过程重新结合的贡献，以及由于澄清了经济立法的作用， 今年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科学纪念奖。
　　斯蒂格勒在一长串的研究中进行了他的研究计划。他在一个又一个领域中建造了理论和事实之间的桥梁，解决了它们之间似乎存在的矛盾。在大多数事例中， 如果连同总是包括在理论中比较有形的生产和运输成本，把家庭和企业取得市场机会的信息以及据以调整的成本加进去， 矛盾就消失了。传统理论的基本性质因此保存完好。但是这种理论由于不考虑调整现象而显得过于概略---很像在物理学中有时假设一个真空一样。
　　斯蒂格勒在他的一项研究中，说明寻求和散布关于价格，商品质量和购买机会的信息的成本如何意味着购买者一般地既不能， 又不想得到充分的信息。缺乏信息导致价格刚性，价格和质量差异， 等待时间及类似现象， 它们显然是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市场功能的特性， 而不是需要专门干预的不合理的和功能的缺陷。 在进一步工作中，斯蒂格勒把他的分析延伸到劳动市场。 斯蒂格勒这些专门研究建立了称为“信息经济学”的一个新研究领域，为近年的经济分析提供一个最有鼓舞作用的冲击， 并为失业和膨胀的最终原因的现代研究提供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斯蒂格勒的其他研究致力于探讨妨碍资本和劳动从低利产业迅速移动到高利产业的调整滞后期。在广泛的经验数据基础上---其收集是经济统计中的开拓性工作---他发现这类滞后确实存在， 但是它们的经验重要性被人们夸大了。这些结果表明， 不论一个产业在某一年是否表现好坏，很难预言它在7--8年以后的状况。到那时候重新配置的运动及其他平衡力量会起作用。在经济生活中好时候和坏时候交替。在对企业存活能力的决定因素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了这一点的进一步证据。借助于整理许多观察数据，斯蒂格勒发现灵活适应技术和市场中的变化潮流的才能对存活能力非常重要， 而利用通常的生产规模经济的才能比较不重要。因此他推翻了水平不高的教科书中的一种已被承认的理论， 或许也是有些工业计划人员的一个心爱的思想。
　　约在200年前亚当.斯密写道：“同行业的人即使为了消遣也很少遇在一起， 但是交谈以一项不利于公众的阴谋， 或某项涨价的计策告终”。斯蒂格勒也考察了这个现象。它说明了一群企业组织一个有垄断能力的卡特尔的可能性受到参加企业的互相监测及处罚那些违背协议的那些人的费用的约束。这些费用通常是高的。这一点启发斯蒂格勒进行一系列研究， 目的在于检验一个假设， 直接用他自己话解释， 就是：你自己做不到的，让国家替你做。他遇到一些事例，经济立法的设计被证明是为了有利于特殊的生产者利益---企业、产业、职业集团， 而不是他打算服务的公众。其解释是特定的集团成功地影响了立法及其实施， 从中得到好处。
　　这个假设的有效程度仍然不知道，不过斯蒂格勒的贡献在于激发了对管制立法的效果及其背后的驱动力的大量研究。 他是称为“管制经济学”的重要新研究领域的主要创始人。
　　或许可以期望这些成果引导斯蒂格勒到采取批判态度对待管制立法。然而， 关于管制背后的驱动力的假设愈有效， 发生的问题愈复杂。立法不是---像经济学家们通常相信的那样---从外面影响经济的一种“外生”力，而是系统自身的一个“内生部分”。管制是经济过程产生的，　忠于科学家的主要任务的斯蒂格勒限制他自己只去观察和分析它。但是体会他的近作的言外之意，或许可以看到一种希望，　他如此成功地开创的研究也将鼓励那些从政人士变得不受外界压力影响。
　　斯蒂格勒教授
　　在一长串研究中你扩大和丰富了我们对市场作用方式，　确定产业结构和组织的力量，　以及经济立法和管制起的作用的知识。在做这个工作时，　你把基础经济理论变为应用经济分析的一个有力的工具并把它与现代经济生活的复杂性调和起来；并且你也开辟了新的、重要的经济研究领域。　由于这些基本贡献，皇家科学院决定授给你今年的诺贝尔经济科学纪念奖。
　　我代表科学院向你致以我们的热烈祝贺，而且现在我请你从国王陛下的手中接受你的奖金。

王宏昌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