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少年时代

    1911年5月31日我在巴黎出生。我的父母有一家奶酪店。我的外祖父是一位木匠。因此我来自通常认为的工人阶级家庭。

    1914年8月我的父亲入伍参加战争，然后被俘虏。1915年3月27日他在德国囚禁中逝世。我的青少年时代，其实是我的一生直接和间接的深受此事的影响。

    尽管我的家常在困难状况中，但我仍能上中学。1928年我得到拉丁文和科学的高中学士证书，然后在1929年得到数学和哲学两个学士证书。在我的全部学业中一般是我的年级中包括法文和拉丁文以及数学在内的几乎一切科目的第一名。

    我对历史有兴趣，想申请入古典学院，但是由于我数学教师的坚持，进了特别数学班，这是为了准备进工学院，我在1931年进了工学院。 1933年我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法国这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最高峰”。工学院以及高等师范学院确实是法国科学教育的顶点。

    大学毕业时我选择的一个政府机关工作是国家矿务局。这是因为每年工学院的优秀毕业生(毕业班的前三名)总是选择这个政府机关，因为它开辟了在我国大工业企业中就业的可能性。

    我服一年的兵役，真实在枫丹白露炮兵学校，然后在阿尔卑斯军，并在巴黎的国立高等矿学院工作两年后，在1936年10月开始在矿业机关当工程师。

    我的专业和事业

    1937年我27岁，在南茨矿业机关做负责人，它包括法国89个省中的5个省，以及在一般和地方铁路系统中担任一些控制职务。

    1939年我被召回意大利前线的阿尔卑斯军。指挥白里安松地区的一个重炮连。但是真正的战争只持续了两个星期，从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对法国宣战，到同年6月25日停战。

    从部队归来， 1940年7月仍在德国占领区中的南茨担任老职务。自1943年10月至1948年4月，我是巴黎的矿业文献和统计局局长。

    从1941年1月到1948年4月，我在执行行政职能的同时出版了我的第一批著作，即两本基础理论书：<<经济学科研究>>(1943年)，<<经济和利息>>(1947年)；三本一般性的书：<<纯经济学和社会效率>>(1945年)，<<世界经济重建总论>>(1945)，<<富裕或贫困>>(1946年)；以及在各种报纸上发有的论文。在这整个时期中我工作很勤奋，每星期至少工作80个小时。

    从1948年4月以后，我已解除了所有行政职务，可以用全部的时间致力于教学、研究和写作。1944年以后，我是巴黎的“国立矿业高等学院”的经济分析教授；1946年以后，我是“国家科研中心”的一个研究单位的负责人。以后，在不同时间里我还在其他单位担任一些教学职务。例如在巴黎大学的统计研究所(1947--1968年)，作为一名高级访问学者在维吉尼亚大学的汤玛斯.杰弗逊中心(1958--1959年)，在日内瓦国际研究生院(1967--1970年)，以及在巴黎第十大学(1970--1985年)。

    1980年5月31日我从文官退休，但是感谢国立矿业高等学院和国家科研中心，我仍有一些经费可以工作并继续积极人事教学、研究和写作。

    由于我的工作成绩，我获得了许多奖。从1933年到1987年共获14个科学奖。最重要的是国家科研中心金奖(一般每年只有一个金奖)。这个金奖是在1978年授给我的，为了我的毕生工作，我是第一位而且至今也是唯一的经济学家得到这个荣誉的。

    我与应用经济学及政治的关系

    除了上述活动外，我曾为私营和国营企业及欧洲经济共同体进行经济研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在1958年成立以前的年代中，我作为一位国际会议的报告人，参加了许多旨在建立一个欧洲共同体的国际会议，也参加了目的在于成立大西洋共同体的各次国际会议，同时我还是乔治城大学战略研究中心于1964年在华盛顿组织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追求团结”国际会议的一位报告人。

    最后，从1959年至1962年，我也是自由社会运动的创始人和总代表，一个自由(取此词的欧洲解释)超组织。

    我对经济科学的贡献

    我对基础经济科学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五个领域，而且都涉及研究经济最大效率的条件和分析收入分配的相应的决定性因素。我在我的诺贝尔讲演中已对这些贡献扼要作了介绍。

    我在应用经济学方面的工作

    ----在国内水平上，由于和我在经济分析中的工作密切联系，我被引至四个应用经济学领域作了较具体的研究：经济管理，收入分配和租税，货币政策，以及能源、运输及矿业经济研究。

    根据经济管理的观点。证明最大效率状态与一个多市场经济(市场为复数)的均衡状态的等价性自然有重要含义。它实际表明不论是哪一种经济，或是集体主义的，或是私有财产的，都必须在一个多市场经济的分散化基础上组织起来，使之有效率和最好地利用与支配稀缺资源。那末，实施一个多市场经济的条件是什么？一个多市场经济的技术和我们时代的伦理想望能否协调？增长的货币条件是什么？充分就业的条件是什么？这些是我设法回答的问题。我的主要结论是只有如果经济运行制度的框架被适当改革，我们时代的经济和伦理目标才能同时达到，而且我曾设法说明这种改革的原理。

    ---在国际水平上，我曾参加各个组织，例如欧洲联邦主义者同盟，欧洲运动，大西洋联盟运动。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我在日内瓦的国际研究院讲学多年，促使我在许多著作和备忘录中彻底研究经济发展的国际因素，国际贸易自由化，国际经济关系的货币条件，以及经济联盟。

    在我研究发展的因素，以及不同经济系统的情况时，我对法国、苏联和美国的实际收入作了许多比较研究，详细考察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并分析了观察到的生产率差异的可能原因。这个分析表明主要的解释因素是他们的经济组织系统以及经济动作的制度框架。

    ---我与行政界及工业界的接触，引导我在关于能源、运输及矿业研究的经济备忘录中研究这三个系列问题。我曾反复探究这样一些问题：能源的投资、开发和价格政策如何才能被认为有效和满意？按照什么原理建立运输的合理协调和运费政策？矿藏的开采研究采用什么最优策略？所有这些问题引导我研究多方面的和具体的问题，从而反思经济理论、经济计量学及运筹学等。我求出的(常常是新的)解，在工程界引发许多辩论，引导许多工程师研究经济理论并且应用于他们各自的领域中。

    为此，由于1957年以英文发表了我的关于矿业研究的1952年备忘录，我被授予1958年的“兰切斯特奖”，它是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和美国运筹学会为1957年发表的运筹学优异论文而颁发的奖。

    ---我的所有经济学工作与我的经济分析工作密切联系。理论分析自然引导我去应用，而具体问题的研究引导我反思理论基础，并根据理论基础提供有可能的满意的答案。

    我经常受一种信念的驱使：(一个科学家对他所时代的基本问题不会不感兴趣。我永远不曾停止这样想，不论作为一个顾问，或是一名教师和经济学家，都不应采取单个目标方式，民族利益它们常常是矛盾的。我们追求的目标属于政治学领域，事实上政治系统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社会的各方面妥协来确定的。但是在经济上经济学家的任务恰好是研究通过这类妥协所确定的目标实际上彼此是否相容，以及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所用的手段是否最为合适。

    在整体上，以及在分析水平和应用经济学水平上，我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重新思考经济自由和一个多市场经济在追求效率和实现我们时代的伦理目标方面的作用，以及对不同社会的经济组织引起的问题的彻底研究。

    我对应用经济学的工作，是受一种自由想望哲学(欧洲的解释)的影响，是沿着阿来克昔司.德.托奎维尔，里昂.华尔拉，维尔弗雷多.帕勒托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的路线进行的。但是，不论这种影响如何，我经常努力使我的分析保持在尽可能客观和科学的水平上。事实上我的所有应用经济学著作都具有两个特征：首先总是基于彻底的理论分析，其次是经常先注意的问题的数量方面的研究。

    我的两项平行兴趣

    1936年以来，在我的全部事业中，我一直有两项平行的兴趣：历史和物理学。对此我从未停止分出我的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对文明史的研究，早在中学学习时我首先热爱历史。以后我一直热爱它，从未间断过对历史的研究。

    从1961年到1968年，我写一本通史：<<文明的兴衰---经济因素>>的第一版。在过去20年中的不同时期，我既有雄心而又勇敢的改进和发展它，使这部著作设法从文明史推导出永久的规律性，特别是数量的规律性，讲述经济系统，生活标准，工艺，货币现象，人口因素，水平等和社会阶级、遗传与环境的各自影响，国际关系，对人类社会的外生物质影响，以及政治系统等。

    对于文明史的经济和社会因素的研究，对我极有启发。我认为没有什么事情比对事实、学说及经济思想的历史的研究更有建设性。不论是经济系统，实际收入的演化，货币现象，人口，国际关系，意识形态，或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它们的因果关系，没有什么事情比对他们的分析更有意义。

    我在理论和实验物理学方面的情况。我与物理学的关系始于我在工学院时对物理学、力学及天文学课程的反思，如果1938年已有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我会致力于物理学的研究，而不会成为一个经济学家。

    然而，在过去的50年中，在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活动时，我从未停止过反思和建立引力、电磁和量子的统一理论涉及的问题。

    在实验水平上，作为这项理论研究的一项副产品我从1952至1960年对仿园锥摆(约一米长的一个短摆，挂在一个钢球上)的异常现象进行了实验，证明了异常现象的存在。为此我得到法国宇航学会的1959年加拉伯奖，同时我还是美国引力研究基金会的1959年得奖者。

    开始时，我主要是观察一个用玻璃球做的在一个磁场中振荡的摆的运动确定磁和引力之间的联系。在1952和1953年的所有观察中，我未能导出任何确切的结论。通过某些实验装置，我得到了正效应。但是用其他装置，我未能得到任何效应。可能需要强得多的磁场，但是靠现有经费在我的实验室中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在除地球外没有任何磁场的条件下，在1954年至1960年的若干时期，每期约一个月的连续观察，我在仿园锥摆的运动中观察到很显著的异常现象，即基本上存在一个约24小时50分钟的显著的周期性。1958年6--7月在相距约5公里的两个实验室。一个在地下室，另一个在一个采石场，也发现相同的结果。

    同时，在1958年7月下半月，我还观察到仿园锥摆运动的异常现象，与通过一个固定的望远镜对一个固定视标的光学拍摄中观察到的异常现象之间的一种反应。

    后来，我在1954年6月30日和1959年10月22日日全蚀时，观察到仿园锥摆振荡平面的很类似的偏差。

    事实上，现在所有这些现象在被接受的理论框架内是难以解释的。

    对于所有这些结果及其分析我能作一项预言：如果在同一地点和同一时间，至少一个月不间断，观察仿园锥摆的运动。连同我信得过的那种光学拍摄，以及重复密盖尔逊--摩来(1887)和密勒(1925)实验，其目的是显示地球相对于“以太”的运动，将发现密勒在1925年观察的效应对应于我所观察的仿园锥摆运动异常现象和光学拍摄的异常现象。

    我对理论和应用物理学所有的研究，表面看起来，似乎距离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主要活动如此的远，实际上它们以极宝贵的经验丰富了我。

    这些研究经常出现各种很大的困难，但它们引导我反思我们的知识、经验和理论的性质，用于实验和解释结果的困难，以及一般科学方法。

    经济学和物理学中关于构思模型和经验数据的解释问题的相同性，特别使我震惊。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两个表面上如此不相似的科学之间的这种对比，对我更有教育意义。

    科学称号的活动

    毛立斯，菲立克斯，查理.阿来(Maurice, Fllix, Charles ALLAIS), 1991年5月31日在巴黎出生。

    现在的活动：

    1944年以来，担任巴黎的的国立高等矿学院经济学教授；

    1946年以来，任经济分析中心主任(国家科研中心和国立高等矿学院，巴黎)；国家矿务局荣誉总工程师。

    以前的活动：

    1937--1943年，任南茨矿务局局长，并负责铁路控制；

    1939年9月--1940年7月，在法国阿尔卑斯军，中尉(炮兵)；

    1943--1948年，在巴黎任矿业文献和统计局局长；

    1944--1970年，在巴黎任经济和社会研究组主任；

    1946--1980年，是国家科研中心的一个研究单位的负责人；

    1947--1968年，符巴黎大学统计研究所理论经济学教授；

    1958--1959年，维吉尼亚大学汤玛斯.杰弗逊中心，“高级访问学者”；

    1967--1967年，在日内瓦国际研究生院任经济学教授；

    1970--1985年，巴黎第十大学货币分析讨论班班主任；

    1947--1980年，任国家科研中心全国委员会委员；

    1960--1961年，任法国经济和社会委员会能源委员会委员；

    1963--1964年，任欧洲经济共同体运输运费政策方案研究专家委员会主席。

    学位：

    1931--1933年，巴黎工学院学生，以第一名毕业；

    1934--1936年，巴黎国立高等矿学院学生；

    1949年，巴黎大学科学学院博士--工程师；

    1964年，格龙宁根大学荣誉博士。

    所在科学团体：

    1949年，国际经济计量学会会友；

    1951年，国际统计学会会员；

    1952--1984年，政治经济评论编辑委员会委员；

    1956年，任纽约科学院院士；

    1956年，美国运筹学会会友；

    1959--1969年，任国际杂志<<经济计量学>>编辑委员会委员(和拉格纳.弗立希，密尔顿.弗里德曼，佳林.库普曼斯，华西里.列昂节夫以及理查.斯通在一起)；

    1960--1965年，任经济计量学会理事会理事；

    1972年7月，任法国经济学会主席(1972年10月，因健康原因辞职)；

    1976年，任美国经济学会荣誉会员。

    获国家勋位：

    1949年12月20日，获学术成就勋位；

    1962年3月5日，获国民经济勋位；

    1977年7月14日，获荣誉勋位。

    获科学奖(1933--1987年)：

    1933年，由于以第一名从工学院毕业，获科学院拉普拉斯奖和李弗奖；

    1954年，由于所著<<经济学科研究>>(1943)，获道德和政治科学院查理.杜平奖；

    1958年，由于1957年发表的优异运筹学论文“评估大面积矿藏勘察的经济前途的方法---阿尔及利亚萨哈拉案例研究”，获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和美国运筹学会的兰切斯特奖；

    1959年，由于所著<<国营煤矿的管理和经济理论>>(1953)，获道德和政治科学院约瑟夫.杜腾斯奖；

    1959年，还由于对重力和仿园锥摆运动的研究。获法国宇航学会加拉伯奖；

    1959年，又还由于所写1959年备忘录“关于重力的新理论和实验研究工作”，获美国重力研究基金会奖；

    1960年，由于1959年的著作<<统一的欧洲和繁荣之路>>，获法国大西洋共同体协会大西洋共同体大奖；

    1970年，获国营工业促进学会金奖；

    1978年，获国家科研中心金奖；

    1983年，由于所写1982年的备忘录“频率，概率和机会”，获道德和政治科学院罗伯特.布兰奇奖；

    1984年，获道德和政治科学院柴立里.马里莫大奖；

    另外，由于对运输基础结构的研究的全部成就，在创设“1987年杜普---德---来塞浦斯奖”时，还获评审委员会特奖。

（王宏昌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