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奥．拜伦．克莱因和布兰契(蒙亥特)．克莱因都生于美国中西部，他们有三个孩子。我(劳伦斯．克莱因)和我的长兄及幼妹都生在尼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我早年在奥马哈的公立学校中接受教育，回想起来，那里的中学训练为我在数学、英语、外国语和历史等基本课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虽然，当时我并不知道，在大衰退中取得的经验， 对我的文化和学术事业有深刻影响。大学生活给了我理解这种经验的条件，并且掌握一些分析技巧，用于研究这个时代， 和即将来到的震撼人心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后重建， 及扩张的重要经济特点。
　　早期醉心的大学水平的高等数学， 给我提供个可以研究经济问题基础的抽象思考。洛杉矶市立学院数学系的教诲给了我很大鼓舞，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来临， 以及导致战争的一切扰动， 对我的社会--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的思想， 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完成的学业， 恰好给了我在经济学和数学两方面所需要的严谨作风。那里的老师们给了我很大鼓励和激发。我意外地发现有一个学术团体和期刊(《经济计量学》)很兴旺， 我就以很大热忱进入了这个研究领域。
　　然而， 我的训练和学术发展的以后两个步骤更为重要。在麻省理工学院(那个时期的上升的明星)保罗.A.萨缪尔逊的指导下学习， 是一个无法忘记的经历 ， 我成功地争取到他的时间和关切， 这对我很好地理解经济学和研究这个学科的重要问题的数学方式起了作用。 我在保罗.萨缪尔逊指导下完成我的论文之后， 下一个主要步骤是参加芝加哥大学考尔斯委员会的经济计量学班子， 那里的主任--雅各.马夏克， 给了我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恢复简.丁伯根编制的经济计量模型的早期尝试。
　　在芝加哥， 我当时是在一个真实的星系中：特里夫.哈夫莫， 佳林.库普曼斯， 西屋多.安德逊， 列昂尼德.赫维兹， 赫曼.鲁宾， 肯尼思.阿罗， 唐.白丁金， 赫曼.秋诺夫， 赫伯特.西蒙， 以及其他人。 我完成了我的一系列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中的第一个， 加强了我对经济计量学的理解， 学到了(通过没完没了的讨论)关于经济运转的知识， 并且开始了一些理论道路上的工作， 例如加总问题、需求系统和预测。
　　在考尔斯委员会，我遇到了索尼亚．爱德逊，并和她结婚了(我的第二次结婚)。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我们急于访问欧洲，并于1947年10月动身去挪威，和拉格纳.弗里希、特里夫.哈夫莫一起度过一学年。离开芝加哥后， 我在渥太华消磨掉1947年的夏季，帮助加拿大政府建造一系列经济计量模型中的第一个。在1948年中，我有机会访问瑞典的赫曼．华尔德，爱立克．伦德伯，爱立克．林达尔，拉格纳．本策尔，大陆上的简．丁伯根，英国的理查.斯通等经济学家们。我与正在访问奥斯陆的波尔.挪里加拉斯木生并与阿胡斯的约根.佩德生也有接触并得到启发。当我在1948年秋季回到美国时， 我应阿述.伯恩斯的邀请， 加入国民经济研究局，在一笔博士学位赠款的支持下，对生产函数作一些经济计量研究， 奠定了经受住时间考验的研究方法。那时，我对估计财富，特别是流动资产以及储蓄行为的效应感兴趣，并且参加了密歇根大学的调查研究中心(同国民经济研究局在合作一年)，已利用乔治．卡顿娜的消费者财务调查正在取得的数据。我的同事，詹姆士.摩根，研究类似的问题，并且给我很好的启发。在密歇根，我重新开始我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建造工作，我和我的学生阿述.戈德伯格编制了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它发展为若干代的密歇根模型。
　　在密歇根四年之后，因统计研究所的弗兰克.波查德的提议，我到牛津去研究牛津储蓄调查的数据， 而且还编制一个英国模型。在牛津停留的四年中，我开始对理论经济计量学警醒一些研究，讨论统计推断方法。
　　最后，我回到美国加入宾州大学的教师队伍，自1958年以后，那里一直是我的学术之家。在那里，我创制了一系列模型，以后被称为沃顿模型。它们继续在发展。我曾广泛旅行，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为日本、以色列和墨西哥的模型方案进行工作。我也指导了一些论文，它们变成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不懈的模型事业。
　　历史年代初，我决定依靠向私人和政府部门出售经济计量预测，作为对宾州数量经济研究的支持。销售所得的资金补助学生， 以及对宾州大学经济系中范围更大的研究事业进行较广泛的资助。若干年来这个企业发展到一个非盈利公司的地位，最后卖给一个私营出版公司，作为一个盈利共经营。销售所得资金支持研究工作，以及大学的一般教学与预算。沃顿经济计量预测联合公司现在是一个正在发展的企业，有许多模型和其他经济计量设施。
　　1960年，我首次访问日本，在大阪大学参加一项合作建在模型方案的工作，以后我对该国及整个远东保持不衰的兴趣。有许多机会使我回到那里参加会议，讲学，或推广创造性的经济计量研究。我与森岛通夫和市村真一共同创办《国际经济评论》，它是大阪大学和宾州大学的联合出版的刊物。
　　1959年， 社会科学会的一个委员会(经济稳定委员会---以后又加“增长”二字)考虑建造一个优秀的美国短期经济计量模型。我以全力参加了那个工作，作为一名主要研究人员，这项工作继续了十年多。虽然经过十年研究，没有一个工作模型保留下来，但获得了许多新的成果和方法，影响将来一个时期中我的全部研究道路。沃顿模型系列继续平行发展，并计划从社会科学会转移研究成果受益，同时他已移道布鲁金斯学会。
　　社会科学会的委员会的注意力，从建造一个美国模型的研究转到建造一个世界贸易模型的研究，目的是为了考察国际传播机制。1968年，在斯坦福的一次会上创立林克计划。我作为主要研究人员与斯坦福的勃特.希克曼、国际货币基金的鲁道夫.龙伯格和加州大学的阿龙.高登共同负责。那个计划成为一项国际协作事业，其中心协调设施和软件放在宾州大学。林克计划十年多以后仍然健在，增加了新国家、新经济过程和包括的时期更长。和布鲁金斯--社会科学会美国模型计划的情况一样，林克计划产生了很多有关的和附加的研究，使一些国家能创立建造经济计量模型计划，推广“最佳实践”研究到各个中心，并且向官方国际团体说明，如何把世界经济的不同部分相互联系起来。
　　访问以色列，在希伯莱大学讲学，以及访问维也纳，在高等研究院讲学，奠定了多次重访的基础。到以色列是作为福克经济学研究所理事会的一名成员，到维也纳是作为高等研究院科学顾问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我访问奥地利还有一个原因，参加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研究计划。
　　我最近的研究工作是致力于把新成员引进林克计划，编制世界上中央计划经济的模型(特别是苏联)，将现代经济计量学引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扩大沃顿经济计量预测联合公司的活动，我现在担任该公司的一名学术顾问。
　　多少年来，我常被国内的和外国的，包括国际团体的官员，就经济问题征询意见。有若干次，我在听证会上作证，但是我一直留在学术界，没有在政府中担任永久职务。从学生时代开始，公共服务的概念，以及理论经济学或经济计量学对世纪世界问题的关系，一直打动着我，我一直努力追随我的老师们的脚步，以这个方式实践着经济学。
　　我的妻子和我有四个孩子：汉纳是一名博士衔的遗传学家，致力科学事业；利蓓是一名教师；拉契尔是一名编辑；琼那善是一名计算机程序员。

王宏昌编译

　　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1980年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授予美国宾州大学劳伦斯.罗伯特.克莱因教授， 为了建立经济计量模型以及将它们用于分析经济波动和经济政策。
　　最近三十年中， 劳伦斯.克莱因成为编制和分析商业波动经验模型的经济科学领域的主要研究者。他开始是在1950年发表一篇论文， 设法从数值上写出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美国经济的几个模型。以后若干年， 他继续这方面的研究， 并拟订若干新模型， 其中他与亚述.戈尔德伯格合作编制的模型最著名。
　　在编制模型中， 克莱因恢复了简.丁伯根在三十年代开始的经济计量宏观分析的试验， 然而克莱因用了一种不同的经济理论和不同的统计技术。他的目标也不同。丁伯根集中于商业状况和物价运动的分析，克莱因首先创造一种工具， 用于预测商业波动的发展和用于研究经济政策措施的效应。
　　克莱因的早期著作主要是方法论。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工作特色变成努力编制和应用模型于实际目的。在五十年代中， 他的美国模型作为成功的短期预测工具已有牢固的声誉。他并且参与若干国家编制经济计量模型的工作， 其中如英国和加拿大。六十年代初， 克莱因成为一个广泛的研究计划，“布鲁金斯----社会科学研究会计划”的领导者。这个影响深远的计划目标， 是编制一个详细的经济计量模型， 并且把它用于预测美国经济的短期发展。 以后一些时候， 克莱因开始编制另一个模型：“沃顿经济计量预测模型”。这个模型比布鲁金斯模型 小得多， 由于它对商业状况的分析， 赢得了很好的名誉。 现在它被用于预测国民产值、出口、投资、消费等等的波动， 并研究税收、公共支出、石油提价等等变量的影响。事实上---在克莱因的积极领导下---它已变为一种连续的研究计划， 系统地不断预测， 以及相继的修正。
　　六十年代末， 有一项被称为林克的一个新的大的研究计划工作， 其中克莱因起中心作用， 既是创议者， 又是一位积极的研究领导者。这个计划的目标是， 协调各国的经济计量模型。它根据的思想是， 这将改善分析商业波动在各国中的扩散的可能性， 以便利国际贸易和资本移动的预测。另一个目标是， 研究一国政治措施的经济效应， 如何传播到其他国家， 并且有时对第一个国家经济有反馈作用。 这个方法已被用来研究一次石油涨价如何影响各国的通货膨胀、就业和贸易平衡。
　　在经验宏观经济研究中， 林克计划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 有很大理论和实际价值。 它对促进参加计划各国编制经济计量模型也是有影响的。 这不仅包括大多数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 而且也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不发达国家。
　　通过他的著作和对各国研究人员集团的指导， 克莱因鼓励了对经济计量预测模型和对这类模型用的于经济政策实际分析的可能性的研究。感谢克莱因的贡献， 经济计量模型的编制已达到广泛---不说普遍----使用。经济计量模型现在可在全世界找到， 不仅在科学机关中， 而且也在公共行政、政治组织和大企业中。 在经济科学的经验领域中， 如果有的话， 很少研究工作者像劳伦斯.克莱因那样有这么多的后继者和这么大的影响。

王宏昌编译

　　
　　一方面，有些经济学家可能感觉基线情况本身是乐观的－―至少是满意和没有麻烦的――，有许多工业家、政策制订者、金融家和经济学家争取更好的结果。在许多正确地描述经济的量度中，如有一种量度指出现在成绩以及沿基线情况的轨迹的外推的不满意性质，它就是生产率的成绩不好。在表2中可以看到，1980年美国生产率增长是负数，而它的长期趋势预测，变化率主要在每年1.0%和2.0%之间，远低于以前证明的长期轨迹。美国以外，穿过大多数国际路线，生产率改进因素下降也是事实，或许不像美国那样激烈，但是近年来它普遍较低。
　　因此，给出一些较好经济成绩的政策目标的中心焦点是一组设法提高生产率增长的政策。由于我们不肯定导致生产率增长慢下来的原因，规定改进生产率的政策特别困难。在生产率下降的可能原因中，人们广泛感觉，私营部门中资本形成较弱起主要作用。既通过一般资本形成，又通过现代化，人们预期较高的固定资本形成率将导致更好的生产率增长。必须使企业愿意投资，并且按高生产能力利用率使用新资本。
　　资本形成是重要的，但不是全部问题，因为即使已经达到关于资本形成的某些目标之后，要想经济重新有活力，还有一段长路要走。去年沃顿模型的操作者为纽约股票交易所作一次研究，考察了国民总产值中投资分额从10%左右的停滞水平提高到12%所产生的净利益。
　　在一组互相配合的政策中，投资和储蓄率提高两个百分点是可怕的前进步骤，但是它们明显地不足以恢复生产率增长率总扩张率增加0.2%到0.5%。这又带来国民总产值总改善约半个百分点。这些是有希望政策，但是单靠它们自身是不够的。
　　假设在统计数学解中，投资比高一些（约两个百分点），是一件事；而设计确实将提高国民总产值中资本形成分额两个百分点，完全是另一件事。美国的政策讨论正集中在通过放宽折旧规则和投资减税来提供投资的税率激励。通过适当税收参数的变化，以改善资本的报酬率，仍然有充分余地。其他政策措施关于研究发展支出的税务优待，较多的联邦研究发展开支，以及较多的联邦基础研究开支。除了国家预算的税收和开支方面的标准财政措施外，人们预期放松限制性管制和提倡工人在岗位上的训练计划将帮助生产率增长。为了配合为提高国民总产值中投资份额而设计的政策，应当有提高储蓄份额的相应政策。一条可能的道路，可能通过使退休金能在岗位之间转移的政策，鼓励退休金制度的私人储蓄。另一个方式是储蓄帐户的一些利息免征所得税。然而，基本问题是改变美国国工总产值构成中的比例，即降低消费比例两个百分点，而提高投资比例一个相等的量。这就是说储蓄比应当和投资比增加同样的数额。换句话说，目标是把美国经济从基本上是高消费的转变为一个高投资经济。
　　其他国家可能看问题不同，但是对1975年以后周期上升开始以来资本形成恢复较差，应当有大体到一致的认识。从全世界来说，问题是刺激投资，但是和美国一样，那将仅仅是正确方向的一步；它将导致仅仅有限的改善。显然，更有想象力的政策考虑，将必须针对更高的生产率增长。
　　基线道路的一个特点是平均膨胀率逐渐减少。许多经济学家会论证，不论长期或短期，中心经济问题是降低通货膨胀率，一旦通货膨胀已被控制和逐渐减少，许多事情将“各得其所”。
　　许多政策能对这个有价值的目标作出贡献，但是一条主要路线可能是把生产率的变化和通货膨胀率联系起来。从长期看，如果要降低通货膨胀率，生产率的拉长率必须在持久的基础上显著提高。
　　如果资本报酬率能提高，如果能使研究发展活动再次受人欢迎，如果经济管制放松，如果工人生产率能通过训练计划改进，而且如果通货膨胀率能缓和而坚定地下降，则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的伟大扩张时代更好。
　　提高资本形成和生产率增长的适当政策措施，基本上是从各国基础上看的。但是协调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提供行动的新角度。如果所有主要国家同步行动来刺激资本形成或缓和银根，能有添加的加强效应。各国财政乘数的国际放大率估计有1.25到1.50之大。同时扩张通过世界贸易体系起作用，因为当各国扩张时，它们一般地增加进口需求。这又帮助伙伴国家的出口活动并且又反馈到每个国家的国内扩张。国内和国际的反应愈强，为了达到规定目标需要的刺激愈小。我们愈能少用财政／货币政策，较低通货膨胀的展望愈好。依靠保持通货膨胀在有利的道路上，我们能通过较好的贸易成绩而得到许多好处。
　　表7中的数字粗略表示，如果联邦政府刺激私人固定投资使它每年多增长2%，可以预期到什么。各国的政策不同，但是它们一般包括税务变革，来自公共资本形成的支持和来自一般政府开支的支持。
　　在这个场景的历程中，开始时国内总产值的增长率约改善半个百分点，但是到十年的中期，投资刺激逐渐趋向于耗完。同样，在减少通货膨胀上有好处，也是一或两个百分点。对通货膨胀改善作出大贡献的一个因素是生产率（每个工时的实际产出）的改进。它也是在开始时比到1985年末了时成绩好。
　　

　　表7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13个林克成员协调投资刺激

1979－1985 增长百分率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