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繁 体 版
今日天气
用户名: 密码: |
Untitled Document
当前位置>首页>宏观经济>诺贝尔百年
  冯-海叶克
  冯-海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 奥地利人,他与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深入研究了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并深入分析了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互相依赖而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自传 获奖致辞 学术理论

    菲德烈-奥格斯特-冯-海叶克简历

    1899年5月8日生于维也纳,他是维也纳大学植物学教授奥格斯特-冯-海叶克博士的儿子。在维也纳文法学校学习。

    1917-1918年,在奥匈军队服役(意大利前线)。

    1918-1921年,在维也纳大学学习,1921年得法学博士。

    1921-1926年,在执行和约规定上,担任奥地利政府临时法律顾问,其间于1923年3月-1924年6月曾在纽约大学当研究生。

    1927-1931年,奥地利商业循环研究所所长,1929-1931年,维也纳大学经济学和统计学讲师。

    1931-1950年,伦敦大学(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托克经济科学和统计学教授。

    1950-1962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和道德科学教授(社会思想委员会)。

    1962-1968年,在布雷斯高的法雷堡的阿尔伯特?路德维希大学经济学教授。

    在不同日期,为斯坦福、阿肯色、维基尼亚、加州(洛杉矶)、开普敦和萨尔斯堡大学的客座教授。

    1944年,英国科学院院士

    1970年,奥地利科学院通信院土

    1964年,东京立教大学名誉法学博士

    1971年,维也纳大学董事会名誉董事。

    1972年,伦敦经济学院荣誉研究员。

    出版的书籍:

    《货币理论和商业循环》,维也纳,1929年,英译本,伦敦,1933年,并有西班牙文、日文译本。

    《物价和生产》,伦敦,1931年,有德、中、法、日文译本。

    〈〈货币民族主义和国际稳定性〉〉,伦敦,1937年。

    〈〈利润、利息和投资〉〉,伦敦,1939年。

    〈〈资本纯理论〉〉,伦敦,1940年,有日、西班牙译本。。

    〈〈到农奴制之路〉〉,伦敦和芝加哥,1944年,有中、丹、荷。法、德、意、日、挪。葡、西和瑞典文译本。

    <<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伦敦和芝加哥,1949年,德文译本和挪威文缩译本。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哈利特?泰勒>>,伦敦和芝加哥,1951年。

    〈〈科学的反革命〉〉,芝加哥,1952年,有德、意文译本和法文缩译本。

    〈〈感觉的秩序〉〉,伦敦和芝加哥,1952年。

    〈〈自由宪法〉〉,伦敦和芝加哥,1960年,有西、德、意文译本。

    〈〈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伦敦和芝加哥,1967年。

    〈〈法雷堡研究〉〉,吐平根,1969年。

    〈〈法律、立法和自由,第1卷,规则和秩序〉〉,伦敦和芝加哥,1973年。

    F-A-海叶克主编的书籍:

    〈〈货币理论文集〉〉,维也纳,1931年。

    〈〈集体主义经济计划工作〉〉,伦敦,1935年,有法文和意文译本。

    〈〈资本主义和历史家〉〉,伦敦和芝加哥,1954年,有意文译本。(王宏昌译)

    

    “瑞典皇家科学院已将1974年度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根纳-缪达尔教授和菲德烈-冯-海叶克教授。授奖是因为他们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中的先驱工作,并且因为他们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刻分析。

    科学院有这样的意见,除了他们对经济理论的贡献外,缪达尔和冯-海叶克如此成功地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所以他们的联合贡献应当被授予经济学奖。”

    自从设立经济学奖以来,研究工作已超过纯经济学范围的两位经济学家的名字,始终在提议的获奖人名单之上:根纳-缪达尔和菲德烈-冯海叶克。他们都曾以纯经济理论领城中的重要工作开始他们的研究事业。他们的早期工作—在二十和三十年代—主要在同一领城之内:经济波动理论和货币理论。从那时以来,两位经济学家已扩大了他们的视野,包括社会和制度现象的宽广方面。

    主要由于他们的大多数研究工作指向最宽广意义上的经济问题,特别是美国黑人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缪达尔寻求把经济分析联系到社会的、人口的和制度的条件。冯-海叶克把他的研究领域扩大到包括像经济制度的法律构架之类的因素,以及有关个人、组织和不同社会制度发挥作用的方式的问题。两人都对经济政策问题深感兴趣,并且因此也研究了我们社会中组织的、制度的和法津的条件的变化。

    缪达尔和冯-海叶克共同具备的一种品质是一种为文献充分证明了的才能,发现思考问题和对原因及政策提出新思想的新的和创造性的方式,这个特点常常使他们有些引起争议。当研究领域扩大到包括经济学家们通常视为当然或忽视的因素及关系时,这完全是自然的。

    在他的科学事业的早期,缪达尔显示了他在经济学中兴趣的广阔。他的书,《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冶因素》(1930),是对政治价值在许多研究领域中如何被插进经济分析中。科学院在作出它的对重大著作<<美国的两难。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1944)赋予了很大重要性。主要在这个学术巨著中,缪达尔用文献证明了他把经济分析与一种广阔的社会学视野合起来的才能。缪达尔对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广泛研究,性质和<<美国的两难>>非常一致。这也是最宽广意义上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其中对政冶的、制度的、人口的、教育的和健康的因素,赋予很重要性。

    冯-海叶克在经济理论领域内的贡献,既深刻又有创造性。他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科学书籍和文章,引起广泛而活跃的的辩论。特别是他的商业循环理论和他对货币和信用政策的效应的概念,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并且引起热烈的讨论。他没法比那时习见的更加深刻地分析商业循环机制。或许部分地由于这种更深刻的分析,他是在1929年秋天大危机到来之前,警告一次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少数经济学家之一。冯-海叶克说明,超过志愿储蓄离率的伴有贷款的货币膨胀如何能导致资源的错误分配,特别是影响资本的结构。这种联系货币货币膨胀的商业循环理论与战后货币讨论有共同的基本特点。科学院有这样的意见,冯-海叶克对不同经济制度功能效率的分析,是他对较广意义上的经济研究的最重要贡献之一。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他致力于集中计划问题的深入研究。如同冯-海叶克曾进行研究的一切领域一样,他对这个领域中学说和意见的历史,作出了深刻的历史阐述。他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计划”中的基本困难的新思想,并且研究了通过各种形式的分散的“市场社会主义”达到有效结果的可能性。他在比较不同制度时的指导原理是研究分散在各个人和各企业的所有识识和信息的利用效率如何。他的结论是,只有通过深远的分散于竞争和自由定价的市场体系中,才可能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

    冯-海叶克关于经济制度的思想和他的分析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中发表在一著作中,并且无疑对广泛和正在发展的“比较经济制度”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显著的激励。(王宏昌编译)

    


    这次讲演的特殊时机,连同经济学家们今天必须面地的主要实际问题,使讲演题目的选择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仍然是最近的事,建立诺贝尔经济学奖栏标志着,按照普通公众的意见,经济学被被授予物理科学的某种尊严和地位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们这时候奉召要说出,如何将自由世界从加速膨胀的严重威胁下解救出来。必须承认,加速膨胀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建议,甚至要求政府推行的政策带来的。我们现在确实很少有理由骄傲:作为一个行业,我们把事情弄坏了。

    对我而言,经济学家们未能成功地指导政策,与他们倾向于尽可能仔细模仿得到光辉成功的物理科学的方法有密切关系―在我们的领域中可能导致直接错误的一种尝试。它是一种以后被称为“科学家的”态度的方法―像我大约在三十年前定义它那样,这种态度按词语的真正意义而言,肯定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涉及将一种机械的和不加批判的应用思想,习惯于不同于它们在其中形成的领域的方面。今天我要说明最近经济政策的一些最严重的错误,如何是这种科学主义的错误的直接后果。

    最近三十年中一直在指导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理论是,肯定在总就业量和商品劳务总需求的规模之间存在一个简单的正相关,我认为它主要对适当的科学方法的这种错误观念的产物;它带来一种信念,我们可以籍助于保持总货币支出于一个合适水平,永远确保充分就业。在提出来解释广泛失业的各种理论中,这或许是唯一能援引强有力的定量证据支持它的理论。不过,我认为它是根本错误的,而根据支持它来行动是很有害的,我们现在体验到了。

    这个情况使我考虑问题的关键。不像物理科学中存在的情况,在经济学和主要讨论复杂现象的其他学科中,在需要解释的事件中,我们能得到定性数据的属性必然是有限的,而且可能不包括重要的属性。在物理科学方面,一般假设,或许有好的理由,决定被观察事件的任何重要因素本身将是直接可以观察和测量的,在研究决定于许多人的行为的市场之类的复杂现象时,由于以后我将解释的原因,将决定一个过程的结果的一切情况,会永难以完全知道或测量。在物理科学这方面,研究者能测量,根据一种表面的理论,他认为重要的东西,在社会科学中常常是,碰巧能测量的东西被当作是重要的。这一点有时被强调到这种程度,乃至要求我们的理论必须以这样方式来构筑,它们只提可测量的数量。

    很难否认,这种要求十分人为地限制了可以认识的真实世界中发生的事件的可能原因。这种见解常常很天真地被认为是科学方法的要求,有一些可说是矛盾的后果。对于市场和类似的社会结构,我们当然知道很多事实,我们不能测量它们,对于它们,我们确实只有一些很不精确的和一般的信息。因为在任何具体情况中,这些事实的效应不能用定量证据来证实,它们被那些发誓只承认他们认为是科学的证据的人简单地丢弃;他们于是愉快地根据幻想进行工作,他们能测量的因素是唯一有关的因素。

    例如,总需求和总就业量之间的相关可能只是近似的,但是由于它是我们对之有定量数据的唯一相关,它被认为是唯一起作用的因果关系。根据这个标准,对一种错误的理论很可能存在较好的了“科学”证据,这种理论将被接受,因为它更为“科学”,而一种有效的解释,由于对它没有充分的定量证据而被否定。

    让我扼要叙述我认为是广泛失业的主要真实原因,来说明这一点―这个叙述也将解释这种失业为什么不能靠现时流行的理论所建议的膨胀政策来根治。对我来说,这种正确的解释似乎是,需求在不同商品和劳务之间的分布与劳动和其他资源在那些产出的生产的分配之间,存在着差异。对于导致经济体系的不同部门中供求之间相适应的力量,对于实现互相适应所需的条件,以及可能阻止这种调节的因素,我们有相当好的“定性”知识。这个过程叙述中各个步骤,依靠日常经验的事实,并且不怕麻烦寻思这个论点的人很少会怀疑根据事实的假设的有效性和从它们得出的结论的逻辑正确性。我们确有理由相信,失业表示相对物价和工资的结构的逻辑正确性。我们确有理由相信,失业表示相对物价和工资的结构被歪曲了(通常由于垄断订价或政府订价),并且为了恢复各部门中劳动的供求之间的平衡,相对价格的变动和劳动的某些转移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人们向我们索取为了确保供应的产品和劳务顺利而不断地卖掉,所需具体物价和工资结构的定量证据,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没有这种信息。换句话说,我们知道,我们所谓的均衡,这个词有些使人误会,将建立起来的一般条件:但是我们永远不知道如果要市场产生这种均衡,会存在什么样的具体物价或工资。我们只能说,我们能预期市场建立供求会相等的物价和工资。但是我们永远不能产生这样的统计信息,说明现行物价和工资偏离可能保证现在产品和劳动供给不断卖掉的物价和工资多少,虽然失业原因的这种记述是一个经验理论,意思是它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例如,在货币供给不变的条件下,工资普遍提高并未导致失业,它肯定不是那种理论,我们可以用它来得到有关所期待的工资率或劳动分配的具体数字预测。

    不过,这什么我们应当申明对那种事实无知,而在一个物理理论的情况下,肯定会预期一位科学家对此给出精确的信息?对物理科学的例子有印象的那些人会发现,这种情况不能令人满意,并且坚持他们在那里发现的求证的标准,这或许不奇怪。事物的这种状态的原因是我已简要提到的事实,社会科学像生物学的许多内容,而不像物理科学的大多数领域,必须研究基本上复杂的结构,也就是研究其特性质只能用相对数目变量组成的模型来表示。例如,竞争是这样一个过程,只有它在相当大数目的行动的人之中进行,才会产生某些结果。

    在有些领域中,特别是物理科学中发生了相似性质的问题时,不用关于各个元素的具体信息,而关于各个元素的不同性质出现的相对频率,或概率的数据克服困难。但只是研究华仑?威弗士(以前在洛氏基金会)所谓“无组织的复杂现象”,

    而不是那些我们在社会科学中必须研究的有组织的复杂现象时,这才是对的,这种区别应当被广泛得多的所理解。有组织的复杂性在这里意味着,结构的性质表明,它不仅决定于它们包含的各个元素的性质,以及它们出现的相对频率,而且也决定于各个元素相互连接的方式。如果我们要从我们的理论中得出有关各个元素相连接的方式。如果我们要从我们的理论中得出有关各个元素相连接的方式。如果我们要从我们的理论中得出有关各个事件的具体预测,在解释这类结构的运行时,我们可以不用统计信息代替关于各个元素的完全信息。没有关于和个元素的这类具体信息,我们将局限于我在另一场合所说的只是模式预测―预测将自已形成的结构的一般属性,而不包含有关将组成结构的各个元素的具体陈述。

    这在我们解释决定相对物价和工资体系的理论中,特别是对的,这个体系将在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上自已形成。在市场过程中,每个参加者拥有的具体信息的效应,将进入这些物价和工资的决定中―这个事实的总和,就其全体而言,不能为科学的观察者,或任何其它单一头脑所知。它确实是市场秩序的优越性的来源,并且是在它未受政府权力抑制的时候,它为什么总是排斥其他形式的秩序的原因,在由此产生的资源分配中,将利用比任何一个人能拥有的为多的、只分散存在无数人之中的关于具体事实的知识。但是,因为我们这些观察的科学家们永远不能知道决定这种秩序的一切因素,其结果也不能知道,在那一种物价和工资的具体结构中,需求会到处等于供给,我们也不能测量与那个秩序的差异;我们也不能用统计方法测试我们的理论,正是与那个物价和工资的“均衡”体系的差异,使得不可能按照供给某些产品和劳务的物价销售它们。

    把我眼前关心的事,所有这一切对现时奉行的就业政策的影响,暂时放在一边,让我更具体的描述我们的数字知识的内在局限性,人们常常如此忽视它们。我要做这件事,为了避免给人一个印象,我一般地否定经济学中的数学方法。事实上,我认为数学技术有个大优点,即使我们不知道将决定它的具体表现的数值,它允许我们利用代数方程描述一个模式的一般性质。没有这种代数技术,我们很难绘出一个市场中不同事件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完整图画。不过它已带来一种幻想,我们能用这种技术来决定和预测那些数量的数值;并且这已导致对定量的或数值的常数的劳而无功的搜寻。尽管事实上数理经济的现代创始人没有这种幻想,这样的事还是发生了。他们的描述市场均衡模式的方程体系是如此构筑的,如果我们能填补抽象公式的所有空白,也就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些方程一切参数,我们能计算销售的一切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和数量。但是这种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的维尔弗来多?帕里托,清楚地说过,它的目地不能是“得出物价的数字计算”,因为,他说,假设我们能确定所有数据是“荒谬的”。现代经济学的那些令人惊异的先驱者们,十六世纪的西班牙书院教师们,确实已经看到主要之点,他们着重指出,他们所谓数学价格决定于这么多具体情况,以致永远不能知道它,而只有上帝知道它,有时候,我希望我们的数理经济学家心里会想到这一点。我必须承认,我仍然怀疑他们对可测量数的搜寻是否已对我们对经济现象的理论了解作了显著贡献―不同于它们作为具体情况的描述的价值。我也准备接受一种宽慰的话,这个研究分支仍然很年轻;威廉?配第爵士,经济计量学的创始人,毕竟是伊萨克?牛顿爵士在皇家学会中的一位资格略高一的同事!

    可能只有极少数例证,只有可测量数可能是重要的那种迷信,已在经济领域中起了有害作用:但是现在膨胀和就业问题是一个是严重的事情。它的影响是,或许是广泛失业的真实原因的事情,被科学家心理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所不顾,因为它的作用不能被可测量数量之间的直接可观察关系所证实,而且几完全集中注意数量上可以测量的表面现象已经产生一种使事情更坏的政策。

    当然必须痛快的承认,我认为是失业的真正解释的那种理论是一种内容比较有限的理论,因为它只允许我们对于我们在给定情况中必须期望的那类事件作出很一般的预测。但是更加雄心勃勃的理论对政策的影响一直不很走运,而且我承认,我宁愿要真实的但是不完全的知识,即使它丢下许多不确定的和不能预测的事情,而不愿要伪装有精确知识,它可能是错误的。正如现在的例证所表明,对于似乎简单但是错误的理论,所能得到的表面上符合公认的科学标准的信誉,有严重后果。

    事实上,在所讨论的例子里,占主导地位的“宏观经济”理论作为解决失业的药方而建议的那些措施本身,即增加总需求,已经变成资源的很广泛的错误分配的一个原因,可能使以后大规模失业不可避免。在经济系统的一点上不断注入外加的货币量在那里创造一种暂时的需求,货币量的增加停止或放慢时,暂时需求必须停止,而暂时需求连同物价继涨的期望吸引劳动和其他资源就业,只有当货币量按同样速率增加―或者甚至只有当它按给定加速度继续增加时,这种就业才能持久。这种政策产生的不是不能用其他方式产生的就业水平,而是一种不能无限期维持的就业分布,并且在某个时间后只能用可能迅速导致一切经济活动解体的膨胀率来维持。事实是,我们被一个错误的理论见解引到一个危险的处境,我们不能阻止大量失业重新出现:不是因为作为一个膨胀斗争的手段有意识地引来这种失业,如同这个见解有时被错误地表达那样,而是因灯一旦膨胀停止加速,现在它必然要作为过去错误政策的深感遗憾的但是逃脱不了的后果出现。

    不过,现在我必须离开这些目前实际重要性的问题,我介绍它们的主要为了说明,重大后果可能来自有关科学的哲学的抽象问题的错误。由于不加批判地接受貌似科学的论断,而在广泛得多的领域产生长期危险,有很多理由要对此警惕,正像对于我刚才讨论的问题一样。

    我主要想用时事的例证阐明,表面看像是最科学的方法,常常是最不科学的,在我的领域中肯定如此,但是我相信在人文科学中普遍存在,而且不仅如此,在这些领域中我们能期望科学达到的水平有一定极限。这意味着信任科学―或者信任按照科学原理的意识控制―而超过科学方法能达到的水平,可能有不良后果。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当然大大超过一切预计,以致对于它可以有某些极限的任何提示,必然引起怀疑。特别是所有那些人将抵制这种深刻见解,普遍被认为是科学进展的典型结果,我们渐增的预测和控制能力,应用到社会过程,立刻会使我们能改造社会完全符合我们的喜好。物理科学的发现倾向于产生振奋,与此对比,我们从社会研究得到的深刻见解,较多地对我们的灵感有一种衰减作用,这确是事实:我们这一行比较性急的年轻的成员们不总能准备接受这一点,或许并不奇怪。可是相信科学力量无穷通常都根据一个错误的信念,科学方法就是现成技术的应用,或者是模仿科学程序的形式而非其实质,好像为了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人们只需要遵循某些烹调配方。有时几乎好像,科学的技术比指出问题是什么和如何研究它们的思考更容易学会。

    在目前的科学状况下,公众希望它达到什么水平,以满足大众希望,和的实际能力之间的矛盾是一件严重的事情,真正的科学家们都应当承认他们在人类事务领域中能做到的极限,只要公众希望更大,总会有某人,他将伪装,以及或许诚实地相信,他们能比他们的真实能力做出更多满足众人需要的事。要区别以科学的名义提出的合理的和还合理的论断,对专家来说常常是很困难的,而在许多情况下,对一般人肯定是不可能的。最近新闻界为一份以科学的名义宣布<<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广为宣传,而同一个新闻界对这份报告从有资格的专家们得到的摧毁性批判保持缄默,必然使人对科学的地位被用在什么地方感到有些警惕。但是决不是只在经济学领域内提出了深远的主张,一切人类活动的更加科学的方向,和用“自觉的人类控制”代替自发过程的好处。如果我没有弄错,心理学、精神学和社会的某些分支,且不读所谓历史哲学,甚至更多受我所谓的科学家贪偏见的影响,以及受科学能做到什么的华而不实的论断的影响。

    如果我们要保卫科学的名誉,并且防止根据与物理科学的方法表面相似而假冒有知识,为了揭露这种冒,将不得不付出许多努力,有些假冒的知识现在变成现有大家各系的既得利益。我们对卡尔?波伯那样的现代科学的哲学家们感激不尽,他给了我们一种测试方法,使我们能区别我能可以承认是科学的东西―我确信某些现在广泛承认是科学的学说,可能不过

    这种测试。不过关于那些基本上复杂的现象,社会结构是其中一个如此重要的例证,有一些特殊问题是,使我要在结论中用更广义的语言重新陈述,为什么在这些领域中不仅只有预测具体事件的绝对障碍,而且为什么似乎我们具有使我们能超越它们的科学知识那样去行动,自身可能成为人类智慧进步的一个严重障碍的原因。

    我们必须记住的主要之点是,物理科学的巨大而迅速的进展,发生在这样一些领域中,解释和预测证明可以根据把观察的现象解释为较少变量的函数的定律―或者是具体事实,或者是事件的相对频率。这一点甚至可能是我们为什么挑选这些领域作为“物理的”领域的最终理由,与此对比,为那些更加高度有组织的结构,我在这里称它们为基本上复杂的现象。没有理由说后者和前者领域中为什么情况必须相同。我们在后者领域中遇到的困难不像人们起初可能猜测的那样,是为了解释观察事件构思想论的困难――虽则它们也造成关于测试提出的解释,并且因此关于消除不理论的困难。它们由于在我们应用我们的理论于真实世界中任何具体情况时发生的主要问题。一个基本上复杂的现象的理论,必须参照大数目的具体事实并且要从它得出一个预测,或者测试它,我们必须确认所有这些具体事实。一旦我们在这一点上取得成功,关于求得可预测应当没有特殊困难――籍助于现代计算机,把这些数据代入理论公式的适当空白内和求出一个预测,应该是足够容易的。科学对于实际困难的解决不能有多少帮助,而且它有时确实是不能解决的,这种困难就在具体事实的确认上。

    一个简单例子将说明这种困难的性质。考虑少数技巧大致相等的人们玩的某种游戏,如果我们除一般了解各人的能力之外,知道少数具体事实,例如他们的注意力,他们的视力,以及游戏的每一瞬间他们的心肺、肌肉等等的状态,我们或许能预测结果。如果我们熟悉游戏和球队两方面,我们对结果将决定于什么,或许应当敏锐的想法。但是我们当然将不能确认那些事实,因此游戏的结果将超出科学上能预测的范围,不论我们可能多么好地知道具体事件对游戏结果会有什么影响。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种游戏的过程完全不能预测。如果我们知道各种游戏的规则,我们在注视一场游戏时,将很快知道正在玩什么游戏,以及我们能期望什么样的动作和不能期望什么样的动作。但是我们的预测能力将限于预期事件的这种一般特性,而不包括预测各个具体事件能力。

    这个相当于我在前说的仅仅模式预测,当我们从比较间单的定律有效的领域进入有组织的复杂性为主的现象的范围内,我们愈来愈局限于仅仅模式预测。当我们前进的时候,我们愈来愈频繁地了现,事实上我们只能确认某些但是不是所有的,决定一个给定过程的结果的具体情况;而且因此我们只能预测我们必须期望的结果的某些而非全部性质。我们将能预测的一切,常常将是会出现的模式的某个抽象特性-元素各类之间的关系,而对于单个元素我们知道得很少。可是,我急于重复讲,我们仍然能得出可以证明是错误的预测,因而它有经验意义。

    当然,与我们习惯在物理科学中期望的精确预测比较,这种仅仅模式预测是一种二等好东西,人们不像必须满足于它。可是我要警告的危险,恰好是这样的信念,为了有资格被称为是科学的,达到更高水平是必要的。这条道路是庸医的道路和更坏的东西。根据一种信念来行动,我们具有使我们能完全按我们的喜好塑造社会过程的知识和能力,事实上我们并不具有的知识,可能使我们带来许多害处。在物理科学中可能很少反对设法做不可能的事;人们甚至可能感到,一个人不应给自信太强的人泼凉水,因为他们的实验毕竟可能产生一些新的深刻见解。但是在社会领域内,运用某种权利会有有益结果的错误信念,可能导致授予某个当局以强制其他人的一种新权力。即使这种权力本身并不坏,它的行使可能妨碍那些自发的维持秩序力量的运行,人类不知道它们,事实上在追求他的目标时得到它们这么大的帮助。我们只在开始理解一个先进工业社会的运行基于一个多么微妙的通信系统――我们称为市场的一个通信系统,人们发现它是一个比人类有意识设计的任何机制更有效的消化分散信息的机制。

    如果人在他的改进社会秩序的努力中,不做多于好事的坏事,他将必须学会,在此领域中,正如在有组织类型的基本复杂性为主的一切其他领域中,他不能取得会使充分掌握条件成为可能的完全知识。所以他将不得不利用他能达到的什么知识,不像手工业者塑造结果,而以园丁对待他的植物的方式,提供合适的环境来培植生长。物理科学进展产不断增长的力量的乐观情绪中有危险,用旱期共产主义的征短语,“胜利冲昏头脑,它引诱人不仅使我们自然也使我们的环境服从一个人的意志的控制。认识到他的知识的不可逾越来极限,确实应教会的学生一堂谦虚的课程,它应当保护他抵御变成人们想控制社会的致命努力的帮凶-这种努力使他不仅成为他的同伴的暴君,而且它很可能使它它能使它成为一种文明的破坏者,没有人曾设计这种文明,他是从千百万个人的自由努力中生长起来的。

获奖人物:
 
冯-海叶克
根纳-缪达尔
约翰-希克斯
肯尼思.J.阿罗
保罗-萨缪尔逊
牟顿-米勒
威廉-夏普
哈利.M.马科维茨
西蒙-库斯涅茨
拉格纳-弗里希
简-丁伯根
龙纳德.H.科斯
毛立斯.阿来
特里夫.哈维莫
加里.贝克
劳伦斯.罗伯特.克莱因
詹姆士.托宾
乔治.J.斯蒂格勒
弗兰柯.莫迪里安尼
罗伯特.卢卡斯

关于我们 内容宣言网站大事记网站攻略广告服务友情链接
中国经济网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