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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纳-缪达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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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1898-1987,他与弗-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深入研究了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并深入分析了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互相依赖而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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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纳-缪达尔1898年12月6日生在瑞典的格斯他夫教区。1923年，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法学院毕业，开始实习法律业务，同时在大学继续学习。他在1927得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被任命为自费学生的政济学讲师。从1925到1929年，他在德国和英国学习，然后在1929-1930年作为一位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学者，第一次访问美国。在此期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批书，包括《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回到欧洲后，他首先在瑞士日内瓦国际研究生院任副教授一年。1933年，他作为格斯他夫-卡塞尔的继承人，被任命为斯德哥尔摩大学拉斯-希阿他政治经济学和财政学教授。除他的教学活动外，缪达尔教授积极参加政治动，于1934年作为社会民主党成员被选入参议院。1938年，纽约的卡尼基公司委任他指导美国黑人问题的研究。他收集和论述的材料，于1944年作为，《美国的两难。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一书出版。于1942年回到瑞典后，他被重新选入瑞典参议院，担任瑞典银行董事会成员，并且是战后计划委员会主席。1945-1947年，他是瑞典商业部长。他离开这个职位以后，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1957年，他离开这个岗位，为二十世纪基金会去指导对南亚国家经济趋势和政策的综合研究，产生《亚洲戏剧。关于各国的贫困的研究》和《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规划大纲》。1961年他回到瑞典，被任命为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在同一年。他创办了该大学的国际经济学研究所，并且现在仍然是它的一位理事。他曾任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理事会主席，而且现在仍然是它的理事会成员。他曾担任斯德哥尔摩位丁美洲研究所理事会主席。在1973-1974的学年中，他是加州圣地-巴巴拉的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并在1974-1957年为纽约市大学荣誉客座教授。缪达尔教授是三十多个名誉学位的接受者，从1938年他在哈佛大学作高德金讲演开始，他曾接受许多奖金，最近一次是应用人类学学会授予的马林诺夫斯基奖。他是英国科学院、美国艺术科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经济计量学会会友、美国经济学会名誉会员。
根纳-缪达尔与阿尔娃-莱默结婚，她曾在联合国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担任高职，曾任瑞典驻印度大使，以后又任瑞典裁军和教会部长。他们有两个女儿，西色拉和凯依；一个儿子，詹安。
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正在编制他的科学著作的完整目录。（王宏昌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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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皇家科学院已将1974年度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根纳-缪达尔教授和菲德烈-冯-海叶克教授。授奖是因为他们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中的先驱工作，并且因为他们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刻分析。
科学院有这样的意见，除了他们对经济理论的贡献外，缪达尔和冯-海叶克如此成功地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所以他们的联合贡献应当被授予经济学奖。”
自从设立经济学奖以来，研究工作已超过纯经济学范围的两位经济学家的名字，始终在提议的获奖人名单之上：根纳-缪达尔和菲德烈-冯海叶克。他们都曾以纯经济理论领城中的重要工作开始他们的研究事业。他们的早期工作―在二十和三十年代―主要在同一领城之内：经济波动理论和货币理论。从那时以来，两位经济学家已扩大了他们的视野，包括社会和制度现象的宽广方面。
主要由于他们的大多数研究工作指向最宽广意义上的经济问题，特别是美国黑人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缪达尔寻求把经济分析联系到社会的、人口的和制度的条件。冯-海叶克把他的研究领域扩大到包括像经济制度的法律构架之类的因素，以及有关个人、组织和不同社会制度发挥作用的方式的问题。两人都对经济政策问题深感兴趣，并且因此也研究了我们社会中组织的、制度的和法津的条件的变化。
缪达尔和冯-海叶克共同具备的一种品质是一种为文献充分证明了的才能，发现思考问题和对原因及政策提出新思想的新的和创造性的方式，这个特点常常使他们有些引起争议。当研究领域扩大到包括经济学家们通常视为当然或忽视的因素及关系时，这完全是自然的。
在他的科学事业的早期，缪达尔显示了他在经济学中兴趣的广阔。他的书，《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冶因素》(1930)，是对政治价值在许多研究领域中如何被插进经济分析中。科学院在作出它的对重大著作<<美国的两难。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1944)赋予了很大重要性。主要在这个学术巨著中，缪达尔用文献证明了他把经济分析与一种广阔的社会学视野合起来的才能。缪达尔对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广泛研究，性质和<<美国的两难>>非常一致。这也是最宽广意义上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其中对政冶的、制度的、人口的、教育的和健康的因素，赋予很重要性。
冯-海叶克在经济理论领域内的贡献，既深刻又有创造性。他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科学书籍和文章，引起广泛而活跃的的辩论。特别是他的商业循环理论和他对货币和信用政策的效应的概念，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并且引起热烈的讨论。他没法比那时习见的更加深刻地分析商业循环机制。或许部分地由于这种更深刻的分析，他是在1929年秋天大危机到来之前，警告一次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少数经济学家之一。冯-海叶克说明，超过志愿储蓄离率的伴有贷款的货币膨胀如何能导致资源的错误分配，特别是影响资本的结构。这种联系货币货币膨胀的商业循环理论与战后货币讨论有共同的基本特点。科学院有这样的意见，冯-海叶克对不同经济制度功能效率的分析，是他对较广意义上的经济研究的最重要贡献之一。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他致力于集中计划问题的深入研究。如同冯-海叶克曾进行研究的一切领域一样，他对这个领域中学说和意见的历史，作出了深刻的历史阐述。他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计划”中的基本困难的新思想，并且研究了通过各种形式的分散的“市场社会主义”达到有效结果的可能性。他在比较不同制度时的指导原理是研究分散在各个人和各企业的所有识识和信息的利用效率如何。他的结论是，只有通过深远的分散于竞争和自由定价的市场体系中，才可能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
冯-海叶克关于经济制度的思想和他的分析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中发表在一著作中，并且无疑对广泛和正在发展的“比较经济制度”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显著的激励。（王宏昌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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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索我应当为这次讲演选择什么题目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冲动是，我应当针对我现在的工作，选择某个具体问题。但是以后，我感到对这个很特殊的场合，更合适的可能是，我应当以更加概括的语言，谈一个较大的问题，于是我选择了世界发展中的平等问题。我将讨论我们的思考那个问题的经济、财政、社会、心理和政治条件，它到底是一个道德问题。
在任何时候和对每个问题，我们的知识，以及我们的无知，倾向于受机会主义的限制，因而导致偏离完全的真理。在每个时代和每个问题中，如果不是批判地仔细考察，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也在我们的工作中起作用。四十多年前，当我分析经济理论的发展中的政治因素时，这个见解来我的心中。我在以后的年头里，发现这个假设被我在许多不同领域中的研究所证实，当然，在我担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负责与各国政府的关系中的业务工作，以及负责研究的十年中也如此。
一
三十多年以前，我写《美国的两难：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而现在我正对美国种族关系的广泛社会和经济动力学的研究进行工作，使我驚讶的是，同现在比较，已往罗斯福时代的整个世界观何等不同。那时世界问题在许多方面似乎，并在一种意义上就是，比较简单，远非那么复杂。
暂时抛开一切其他差别，那时以静态语言称为“落后地区”的地方，在殖民势力结构内，被保持休止状态。它们在巨大贫穷中的长期经济停滞被视为当然，没有引起富国公众方面，也没有引起它们的经济科学家多少兴趣。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的影响，也许是那个势力结构的迅速解体-—虽然不曾是任何交战国的战争目标，并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预料到。从印度次大陆的英国属国和南亚其余部分开始，它像飓风一样扫过全球，达到基本上没有预示变革和某种程度上准备变革的本地解放运动的地区。结果是一大批新的、政治独立的国家相继迅速出现。它们都很穷，大多数在经济和社会上停滞，但在那些地方，受教育的少数人替它们的思想和行动，现在提出了发展的要求。
再下来，作为那个政治变革的继起的效果，西方的一般公众忽然被迫觉察人类的贫穷多数和富裕少数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一个进一步的事实，这个收入差距正在继续扩大，正如它已有一百多年不断扩大的历史。一个不注意的绝缘墙，和使无知成为可能的那种机会主义的心理倾向，已被突破。
现在称为“不发达国家”的贫穷，已被承认是个问题，“不发达国家” 是个动态名词。这代表公众注意方向的重大改变。在这个运动之内，经济研究也发生同样激烈的方向的重大改变，第一次赋予能通过发展计划在那里发动进步的政策方法以重要性。
对不发达国家中，贫穷的这种新的觉察，必然在道德上使西世界困扰，在那里，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更加平等的理想在社会哲学中一直有一个光荣位置。在经济科学中，它甚至已被“证明”并且被当作经济理论的基础。不过那个公认的理想，对实际政策的影响是小的，以迄上世纪末，西方一个接一个国家中的经济条件和权力关系开始有可能把它们渐渐变为“福利国家”。这个过程也包含着更加觉察到现存的不平等。
从开始起，我们也发现，经济学家们的目的在于在不发达国家个促进发展的新政策建议，除经济计划的药方外，也包括要求来自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事实上，经济学家们在那个战后时代初期的许多著作，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更晚一些时候，集中力量促使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们和一般公众准备带来技术援助、资本援助和商业让步。
这是西主思想中的一个新因素。那时以前，殖民强国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曾起了良心的保护盾牌作用。对于某些西欧国家的殖民属国中发生的事情，不存在表示任何程度的集体国际责任的政治基础，例如在国际联盟中没有讨论如何帮助它们发展的浪潮。
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起草的，否则是高度理想主义的联合国宪章，很少谈到“落后地区”人民的政治独立权利。对于如何促进和帮助可能出现的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宪章更少公开谈到。
但是几乎从一开始，联合国和它的专门机构现在变成不发达国家的代表的共鸣板，提出要求发达国家的援助，以及商业上的考虑。在它存在的三十年中，联合国的效率，就其整体而言，趋向下降，特别是在和平和安全方面，以及更一般地，在发达国家感到它们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所有问题方面。但是这个政府之间组织的整个系统愈来愈变为讨论、分析和促进不发达国家中发展的机关。它们的秘书处产生统计和研究，目的在于确认、分析、论证和宣传它们的贫穷的真实因素和可能拯救它们逃脱贫穷的方法。这是一个过程的一部分，通过这个过程，在战后时期产生对它们的困境的义不容辞的察觉，并且迫使每个机灵的人察觉这个情况。
不发达国家的票数一直增加，并且渐渐学会合作和制订一个共同立场，在它们的压力下，发达国家在它们的商业政策中逐渐作出一些、虽然是小的让步，并且甚至捐献资金，使联合国的政府之间组织的家族中老机构和新设机构能提供技术帮助和资本援助。多边援助与需要相比，以及甚至与不论如何计算的单边援助比较，仍然很小。
经济文献中提倡的，若干发达和不发达国家在国内和在联合国中讨论的援助，那时候任何人没有想到需要超过微小的数额。这一点的部分解释，无疑地是关于不发达国家中发展问题的早期经济理论的乐观倾向，来源于共同忽视“非经济因素”，概括为态度和制度，特别是社会的和经济的等级制度，它们在多少世代一直停滞的这些国家中，对发展竖起了这么大的抑制和障碍。这种乐观主义当然也在于发达国家的自私，因为它意味着援助少些，不发达国家也能发展。
但是我必须承认，二十年前在五十年代中，我在开罗作了一系列讲演，中心题目和我的这次讲演一样(以后载入〈〈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中)，尽管那时我已尝试把我的思想转向制度方面，我能肯定：
“所需要的主要不是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援助确实只能是一个合理的国际平等化规划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过去提出的用于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的资本援助方案，没有一个数额曾超过从富国平均每人国民收入年增加额拿走一个很小的分数，这意味着从未设想过真实的牺牲……一个依靠在国家之间重新分配的大量收入平等化计划既不可能，而且我倾向于相信，是一个不重要的目标。”
除我们的理论方法的缺陷外，那时造成我们在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计划方面的共同过分乐观主义的有一些事情，其中之一是，我们只是逐渐地，到1960年左右普查的时候，有理由为人口爆炸着急，因为到那时为止已知的人口增加，没有按令人太吃驚的速度进行。并且，较近年头中出现的，令人焦急的关于不能更新的资源的耗竭问题，那时没有引导我们注意资源利用中的巨大不平等。如果使不发达国家可能发展，降低发达国家中这些和其他资源的消费有实际的必要性，这个挑战那时还不明显。
在我的讲演的第二部分中，我愿意引向这些不发达国家中问题的这种新构型，以及我们与这些问题的关系。
在发达世界中，那个早期的政治气候肯定不鼓励经济学家们对援助新发现的长期贫穷国家提出超过很克制的建议。
从开始并且继续一个长时间，给出的任何援助几乎都来自美国。大多数欧洲国家自己面临严重的重建问题。美国第二次经历一场世界战争而比以前更富，它的生产用的资产未受损失。马歇尔的援助西欧计划——规模比以后提供不发达国家的任何援助大得多，给的援助按照慷慨得多的条件，并且一直持续到五十年代中——无疑地倾向于挤掉对不发过国家的发展给许多援助的考虑。
在迅速的非殖民化过程中，美国对新独立国家的援助开始很缓慢，并且在若干年中规模渐小——部分例外的是给美国以前的殖民地菲列赛的援助，它也像它的欧洲盟国，受到战争破坏。以后在五十年代，美国援助开始采取大一些比例时，它变为拴到强化中的冷战上，目的是支持政治上同盟的政府，或者有时候为了报答一种不是不友好的中立。这在各国之间的援助分配中清晰可见。
援助的动机从一开始就是“为了美国的最好的利益”，而且这些利益主要按照美国的政治、战略和军事利益的粗糙语言定义。大多数给不发达国家的援助直接和间接变为军事援助。不过同时它也以某种模糊的方式设想为根据人道主义理由的发展援助。然而后一个动机愈来愈被推到不重要的地位。
到五十年代中期和末期，西欧国家作为援助不发达国家的提供者变得有些更重要了。它部分地由于美国的推动，这些国家重新获得经济活力后应当担负它们的援助负担份额。它们也共同倾向于从它们本国利益的观点看援助问题。虽则那些利益更多考虑出口，同以前殖民属国保持文化联系，特别是商业联系，而较少考虑产生政治、战略和军事利益。
最后应当回忆，来自共产主义集团的援助规模甚小，而且更加确定地拴到冷战中的政治利益上。
到六十年代初，援助确实渐渐增加了，虽则给援助的政府方面的动机在各国之中产偏颇的分配。于是联合国大会按照美国新当选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提议，于1960年庄严指定今后十年为发展的十年，确实包含发达国家隐含和公开的、但是模糊的许诺，对发展给予更大的援助。
但是实际发生的是约从那时以后，上升的趋势成为停滞，并且开始走下坡路。在美国这个运动一直继续到现在。由于它在发达国家中的重量，实际援助全面地继续下降，甚至重要的是，援助的“质量”在几个方面下降了。
虽则在这个简短讲演中，我不能更具体，我必须提到一个事实，援助的统计和预算数字一直被美国政府机会主义地篡改，以及在较小程度上被大多数其他西方政府篡改，作为援助的提供者，它们变为更重要了。以这些数字为基础，所有非共产主义发达国家的组织、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AC)继续伪造下去，并给予权威性。
在发展援助委员会秘书处称为到不发达国家的私人资本净“流量”方面，对事实的错误表达最为显眼，那里不仅没有计算外国投资的利润，而且也未计算资本移动，常常是资本外流。1969年，瑞典工业部长克列斯特?韦克曼已在发展援助委员会中坦率地指出来。
但是，甚至援助本身的“政府流量”已被系统伪装，以隐蔽下降的趋势。常常引用数字而未计算物价的上升趋势。六十年代中不断取代赠款的贷款，不加适当注解地算作援助。把援助和从“援助国”的出口拴一起，在几乎所有西方国家中已逐渐变为一般规则，对不发达国家大多数意味着较高的进口成本。特别是在美国方面，军事援助项目常常混入计算，作为发展援助。
当六十年代渐告结束，并且一直继续到现在，援助的政治性质在美国变得更加显著。一个主要起作用的因素当然是在越南战争中军事卷入程度日深，意味着大规模“援助”西贡政府和以后的柬埔寨反叛政府及东南亚一些其它卫星政府。
尽管对援助统计的这些易于发现的机会主义篡改已被相当详细地证实，官方提出的，引起误会的数字被全世界官员们、政治家们和记者们援引和利用，大多数不加任何注解。它们以同样方式被政府间组织的代表们和秘书们利用。它们通常甚至被不发达国家的代表们，和被主张增加援助数额的发达国家的代表们所接受。
大多数职业经济学家方面缺乏审查援助统计数字的热忱使我难堪，正像他们常常不加批判地利用从不达国家来的许多其他统计，他们接受外交上歪曲的术语，以及更基本的，他们使用对不发达国家的情况而言不充分的分析概念体系一样。
赤裸裸的真理是，当眼前的紧急情况到来的时候，任何实际意义的援助是少的，并且倾向于降到甚至更低。
我的第二个意见是，制订政策的动机确有关系，不仅在较深的道德意义上，而且也为了它的效果。
在美国，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一直号称“为了我们国家的最好的利益”，而这利益愈来愈被限制在军事领域，对外援助已经愈来愈失去群众对它的好感。设想得这种援助方向的好处的对外政策在东南亚已经失败，在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部分也不能算成功，只能使美国人设想对这些目的有好处的对外援助更加怀疑和反感。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不得不在每届国会进行斗争，以挽救对外援助拨款不被削减到比以往实绩还低。
甚至开明的国会议员表示愈来愈不愿替对外援助说话。他们害怕甚至按那个方向给出的那种援助，可能将美国引到像在越南那样的军事卷入。用一句美国话来说，保守的国会议员们认为任何援助都是落到老鼠洞里。
美国的主要西欧盟国，特别是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援助外国的论点中，民族主义精神少得多，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对它们在冷战中的战略和军事利害关系不赋予头等重要性。同时它们能比美国更好地保持它们的援助拨款。
在少数(大多数是较小的)发达国家中，许可援助增加，并且大多数仍然正在增加——并且在那里一般以较正确的方式解释援助——用民族利益表达的援助论点被给予较小份量或者完全没有。
瑞典政府已承担每年增加25%的义务，当然是一个好例子。美国的，和在较小程度上也存在于它的主要西欧盟国的民族主义援助动机，没有一个能有说给瑞典人民的信誉。援助必须用人类团结和同情穷人的话来讲。并且在其他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以及例如在荷兰或加拿大，情况没有太大不同。
我的理论是，自私的民族利益，特别是因为它们这么多次证明是虚伪的和想错的，对普通人没有说服力，他们在我们这类国家决定跨许多年度的政策进程，而以道德语言提出的动机是有分量的。在美国，普通公众对国外援助似乎大多数漠不关心，正像一位美国作者说过的，这可能因为未向普通美国人的人道主义和基本良知呼吁。我不能相信美国人基本上不如瑞典人慈善。
在美国，它的主要西欧盟国，和第三类小国家，各自在援助方面的行为和给予援助的理由之间，存在始终一致的相关，从中我找到对我的理论的支持。如果我有时间，我能对我的理论贡献比这种广泛相关更加具体的理由。我坚持我贡献这个理论，不仅作为一个道德论者的意见，而作为曾致力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经济科学家的结论。当政治家们和专家们不敢对道德义务给予适当重要性的时候，他们缺乏现实主义。
我已强调这个理论，现在当我来讨论世界目前灾难性情况时，我会不得不返回根本道德问题。同时，我应当说明，即使在那些对援助比较慷慨的国家中，它仍然是在微小的水平，对它们的人民并不味着许多真实牺牲。
二
近年来，世界经济发生突然的、重大的变化。它们已经激烈地影响了一切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情况，虽然是在不同方向和程度上，并且因此影响我正在这次讲演中讨论的平等问题的背景。对于不发达国家中很大部分人民，这些变化使它们的发展前景恶化了，并且在许多国家中现在正威胁着大量贫困群众的生存。我们已提供的少量援助的型式，明显地不足以滿足它们的起码需要。
所以不发达国家现在声明不仅需要增加援助，而且需要国际经济关系的根本变化。依靠它们的多数票，它们能在联合国提出像“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宣言”，1974年4月举行的考虑紧急情况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闭幕时予以通过。
同年十一月，在世界粮食会议通过一个消灭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宣言，建立“每个男人、妇女和儿童……不受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权利，并且强调为了达到那个目标，“各国政府共同工作的基本责任”。然而发达国家承担的新义务和创立新机构，远远不足以确保这些理想的实现，甚至不能防止不发达国家中粮食情况的进一步严重恶化。
一群较小国家，前一时期一贯表现比较同情不发达国家，他们也保持了或者甚至增加了他们的不多的援助，特别是他们的代表常常投票支持最一般的虽则是不承担义务的宣言。而且他们有时积极地表示同意对一个新世界秩序的激烈要求，它在伦理上必然意味着侵犯他们的国家在世界资源中的份额。那末，他们的讲话和投票必然没有很多诚意，因为他们不能不知道这样的事实，他们代表的国家并不真正准备放弃特权，更绝不可能按照与他的一般诺言相适应的规模。对这一点，我将回过来再谈。
我对已产生世界平等问题的重要新背景的深刻变化，进一步作出极为压缩和归纳的评论，我愿从它们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以及发达国家来援助它们的思想准备的有限观点，看待这些变化。
少数不发达国家，那些有石油出口的国家，成功地组成一个有效的卡特尔石油输出国组织，把油价提高到以前价格的四倍半至六倍半，决定于选择那个基年作比较。它们突然变得非常富。它们中除少数，如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外，它们以前已是不发达国家中较富的，或至少不如此贫穷。
世界银行在一次估计中，自然是很不肯定的，计算到1980年底累计盈余收入可达4，500亿美元和5，500亿美元。去年的收入估计超过1973年的收入——那一年有少数几个月油价已提到高得多的水平——约600亿美元至650亿美元，其中约100亿美元必须由不发达国家支付。这个比吞没它们曾得到的所有援助还要多，不论在错误的发展援助委员会统计中援助数字如何虚夸。而且这时未计算它们需要生产或进口的肥料和其他基于石油的产品的涨价。
整个说，其他不发达国家避免批评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它们明显地感觉到一个新权力，并且作为一个新奇现象羡慕石油输出组织国家与外国石油公司及发达国家进行谈判的权威和团结。那些出口铜、铝矾土和锡的少数不发达国家，和甚至那些出口橡胶、糖、可可和咖啡的国家，看到了新的机会，并且有一段时间，它们的希望在持续到几乎一年以前的普遍商品繁荣中得到了支持。
人们作的研究一般倾向于支持这样的见解，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将有良好机会维持油价——如果在中东不爆发新战争，或者如果发达的西方国家不堕入一次很严重的萧条中，这时在两种情况下，油价的前途以及很多其它事情都变为完全不能预测。但是其他输出商品的不发达国家或许将不能在任何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遵循同样模式。而且不管怎样，它们像石油输出国一样，只代表生活在不发达国家中的人民的一小部分。整个说来，除明显的例外，不发达世界在发达以后，比发达国家蕴藏的这类可销售资源要少，而且甚至现在也是这样。
依靠石油进口的所有不发达国家将遭受对它们的发展规划的不利影响。不过可以证明以下情况一般是对的，不发达国家中最穷的，它们一般也是发展最少的，或者没有发展的，特别受到石油危机的严厉打击。受打击最深的是印度次大陆国家以及锡兰，它们在一起的人口很快到十亿，全世界绝望贫困人民的最大聚集区。
由于历史的偶然，石油危机混合着粮食危机。后者实际上在它前面约一年。它的原因是世界上许多地方收成不，并且以前在余粮国家，特别是在美国，但也在加拿大和澳洲，曾设法减少膨胀的粮食库存。这些存贷储存费用大，到那时为止几乎使向不发达国家提供粮食援助成为不太负担重的农业保护政策，维持国内和国外的粮食价格。
粮食价格现在突然和迅速上涨，对进口粮食的不发达国家很不利，并且甚至到富国也促进膨胀趋势。我们现在焦急地盼望关于今年收成有多少的消息。任何剩余一部分将必须被用来再建库存，它现在处在一个危险的最低水平。
石油危机对不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已经有而且现在还有严重的影响，特别是但不仅是由于肥料价格上涨。大约十年以前，关于“绿色革命”的技术欣快症在早些时候已被证明滋生了不应有的乐观主义。还有很多理由，但是其中也有一件，新的高产粮食只能长在有丰富水源的土地上并且靠利用许多肥料，这在价格较低时已经限制了供应新种子对农业生产的有利影响。
如果目前的急性粮食危机是被短期不幸情况造成的，例如旱灾或水灾及肥料价格上涨，长期为将来着急的原因，主要是正在继续下去人口爆炸。印度比任何其它国家更早首创减少生育能力的试验，现在每年增加人口一千二百万，也就是约千分之二十的增长率。我猜测现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中人口增长率仍在缓缓上升。
去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不幸思想很混乱的世界人口会议表明，在不发达世界的许多部分，特别是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虽则不在亚洲大陆，很少理解人口增长率高对降低生活水平和在每个不发达国家中拖发展的后腿，意味着什么。那些效应大部分与一个国家处置多少利用不足的资源无关，虽然它们在已经人多的国家在当然更加严重。人口增加提高对大量增加农业生产的要求，这是明显的。
有这次讲演中，我不能更深入讨论人口问题，但是我要强调，印度的例子证明，即使对一个认真尝试家庭计划政策的国家，降低出生数目的困难是巨大的。成功的一个条件是群众中各对夫妇能体会到，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动态社会中，它提供他们在社会上和经济上提高的机会。生活水平本身的关系不这么大，而是它是否在上升。在不同不发达国家家庭计划的相对成败之间进行比较，大致证实这个理论。
所以在目前趋势在内含着一个恶性循环。由于石油危机和粮食危机使发展受到阻碍和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可能发动的任何人口政策变得效果较差了。所以粮食危机被赶入循环因果的道路，带来累积的效应。
在可能延续若干年并有起伏的某个阶段，对人口增长的“马尔萨斯抑制”来起作用。在不发达国家中，现在已有些地区和人群，其死亡率趋势已向上弯曲。
但在那一点以前，以及以后是同时，发病率将上升。人口中最穷阶层的渐增部分可能更多生病，或者至少缺乏精力，并且由于战后有廉价和有力的医疗技术，甚至可能病人更多，同时死亡率仍然下降。人民将继续生活和繁殖，只是忍受健康不佳的情况到更大程度。这样他们的效率更低，对劳动力的生产率也有严重影响。
在此情况下，肯定有道德的和理性的理由，来争取一个新世界秩序，并且开始时争取令人驚异的高得多水平的援助。特别是，富国的人民应当接受挑战，把他们的奢侈的食品消费降下来。估计普通美国人如果把他的牛肉、猪肉和家禽的消费量减少10%会节约一千二百万吨粮食。这会意味着使多得多的粮食援助成为可能，发放几百万吨粮食。在最穷国家中拯救等于吨数五倍多人免于饥饿，或者甚至拯救更多人。肉类消费的这种减少，会符合美国人民本身的合理利益，而且比美国心脏协会为了健康理由建议的三分之一少得多。吃太多带来备餐太多和糟蹋的巨大浪费。这一点在所有发达国家都如此，只是程度不同，通常轻一些而已。
并且也有充分证明，降低食品以外许多其他项目的消费和供国内消费的生产，而且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是合理的和符合我们自己利益的。这是“生活质量”的讨论所谈的一切。我们的真实意义的经济增长肯定能继续，但是它应当采取不同的方向，并且用有计划的方式，以便符合我们在更好生活中真实利益，同时，它会释放资源，在大得多的规模上援助不发达国家并且从解决急性粮食危机开始。
我深深同情医生、环境学家和自然科学中的其他同事们的主张，他们为了我们自己利益的理性，个别地和更多是集体地提倡一种节俭得多的生活方式，这是许多物质产品的消费，和供国内消费的生长的增长在而言。这种诚恳的意思符合我们自己的福利以及我们声明的理想。
真实的经济计划应当以这些理性精神来作。这种计划能帮助我们更成功地解决内部平等问题，并且同时可能对不发达国家中的发展提供大得多的援助。首先，它能为这些国家中最穷的人民大多数，防止人类灾难的严重风险。坦率的真理是，如果富国中的消费模式没有比较激烈的变化，关于新世界经济秩序的任何侈谈是欺骗。
一位经济学家根据什么东西符合人民真实利益和他们声明的理想的价值前提，分析经济政策方面的理性推论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而提另一个问题，实际将发生什么事情，难以相信在发达国家中会遵循这些理性政策结论。在西方文明的传统中，我们得到很好的训练，把卑鄙的行为和高尚的理想结合起来。
最穷的不发达国家迫切要求高得很多的援助拨款，不针对服务于富国的国家利益，而针对穷国的需要，在发达国家方面至今反应很弱，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正在发达国家发现它们自己陷入困难中的时候，穷国的这些需要迸发出来并且上升了。富国正在共同经历它们已经顺着走的滞胀趋势的强化，失业不时上升，通货继续膨胀。这种滞胀的强化是石油危机，并在一种程度上，通货继续膨胀。这种滞胀的强化是石油危机，并在一种程度上，是粮食危机造成的，它们一直在使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情况如此极为可虑。结果是所有发达国家中出现严重的支付不平衡。
这个情况倾向于使发达国家的政策利益为内向，解决如何在国内停止滞胀和稳定支付平衡的问题。重要的那些国际问题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以及与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关系，而从设想狭隘的民族利益观点出发，不发达国家中发生的事情得不到认真注意。
上面提到的更泛的问题——关于削减不太必需和常常甚至对健康和幸福有害的那些商品的消费，和供国内消费的生产的合理国家计划，可能也有助于稳定经济和在同时释放这么多资源，以便在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进行平等主义改革——在高而上升趋势的失业情况下吸引力不大，甚至在正常情况下有很强的压力集团，主张在市场上产生收入的所有各种经济活动。而且不加区别地支持一切消费，已变成抵御失业的一个标准政策手段。
普遍得多的情况是，人民保守地维持他们的消费习惯。他们不想改革，甚至符合他们自已的得利益也不干。相反，在我们的竞争社会中，一切集团总是养成要求同样型式的消费。商业市场学肯定不对我们的消费需求作较合理的讨论。
我们的所有政党的政治家们，固执于不合适的增长概念，它包含在国民总产值或它的一个衍生物中。我们经济学家们，由于不注意审查那个甚至在统计上比较错误的概念，并且由于我们自已通常不加批判地利用那个意义的“增长”，作为我们对实际经济政策的讨论中的一个主要价值前提，已经不幸有助于限制政治家们和普通人民的眼界。
正是在这个背景中，我们必须理解发达国家的无所作为和最后甚至对真实紧急情况反应不足，例如对撒哈拉以南各国，它们的人口迅速增加，已经发生暂时的歉收，以及由于沙漠每年前进约三十英里，可耕地长期减少。孟加拉国是在同样紧急情况中，已经受到一系列自然灾害和一次残酷和破坏战争的打击。
发达国家方面也不大愿意对其他不发达国家承担稳定的粮食援助义务，在这些国家农村和城市贫民窟中，群众普遍营养不足。属于个范畴的有广大的印度，但也有许多其他大的以及小的不发达国家。
按照现在的估计，今年有多到一千万人民可能饿死，并且至少有五亿人在饥饿线上挣扎。正是在预期世界灾害的背景下，必须以道德语言考虑发达国家中的态度。
在美国，意识形态的讨论总比其它西方国家中充分得多和更加坦率，近年来已出现了一种用一个实用道德理论表达的合理化，它可被用来而且已经被用来，不去抗议，而是找理由对最穷国家如此缓慢提供援助，特别是粮食援助。这个新理论可以愈来愈多地在书中，在有地位的了《科学》那样的学术期刊以及《新闻周刊》那样的在大众期刊的文章中找到，它在报纸上被提到和在国会委员会听证中被提倡。最近它已被国家科学院院和菲列普?汉德勒这样一位受尊敬的权威所支持。
这种新理论引进了分类的概念，模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战争时期协约国医疗帐篷中的实践。由于资源有限，曾在那些不论对他们做什么可能要死的人，那些即使不治疗或许会复元的人，和那些如果护理可能存活的人之间进行区别。只有第三类人得到注意。其他人任其自己死活。
根据这样一种类比，印度在这类文献中通常被算作属于第一类，它应当任其得不到援助，但是许多其他很穷国家也是如此。这种论点这样说，不给他们粮食援助更合乎“伦理”，因为那些可能得救的人将繁殖，并且最终还有更多数以百万计的人将挨饿和死亡。在较长时期中，援助创造在苦难比它能消除的苦难多。
分类理论不主张富国减少援助，只是它要分配得更聪明，不考虑那些不可救药的人。我在这次讲演开始的时提到的，对不发达国家中的贫困的新察觉，以及群众中贫困不断加剧，得到承认。电视现在把数千英里外饥饿和死亡的人民带到我们的起居室内。据说，宣传分类理论为了在一个“困难但必要和合理的心理调整”中帮助我们。
不过事实上，美国在商业上销售大多数它的剩余粮食给能够为它付得起钱的国家，并且甚至销售给印度那样最穷的国家。并且甚至销售给印度那样穷的国家。而且美国实际上已从粮食价格上涨中得利：在最近三年中，商业粮食销售额已经从80亿美元增长到210亿美元，这对它的危险的支付平衡有帮助。并且到现在为止大多数粮食援助按照所称的国家利益，给了东南亚的卫星政府，或者其他地方的密切同盟政府，只有很少给了最穷的各国。
分类理论家对美国剩余粮食的这种使用不提问题。销售粮食的利益，以及对可供粮食援助的东西的严格限制和给援助的方向视为当然，认为是国家政策决定的，对政策不加批判。他们仅仅发表消极主张，提供的少量援助不应给很穷的国家，而是对于它们，“自然应任其走自己的道路”是最人道主义的解决。
这个论点常常用一个论断来放大，只有这种表面上无情的决策能使这些国家强迫它们的人民降低生产率。这个说明，不懂得在发展趋势为使群众贫困的时候，任何家庭计划政策甚至如何更回困难。
这个分类理论在美国正遇到强烈反对应当是不奇怪的。像上帝那样最终判决数百万人民死亡与一切美国道德本能唱反调。《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称分类理论为“自从第三帝国崩溃以来提出来的一个最悲观的和道德上最乏味的思想立场”。
但是为了克服分类理论的“无情论理”，美国可能必须提供多得多的援助，并且确实准备发起和参加有计划的政府之间的行动，其方式指向不发达国家要求的“新世界秩序”，它回过来又必须对我们浪费性的资源利用合理限制。那篇社论确实谈到这个结论，但又是用一般和不承担义务的语言。
这是道德上的两难问题，分类理论只是显示它而已。而且它是面对两个发达国家的两难问题，不论它们有无剩余粮食可以销售或赠送。它确实会假设，发达国家已开始朝我在上面主张的新合理计划的方向前进。
以上，我集中讨论了粮食危机，谈到立即需要援助，为了尽可能防止不了达国家受穷群众中饥饿情况恶化。但是粮食危机不是转瞬即逝的忧虑。按稍长时间透视，并且考虑世界人口的迅速增加，如果农业生产不能稳定而较迅速地增加，必须预期食物短缺甚至更严重。
把事情简化到只剩骨头，这是我在这次讲演中多次不得不这样做的，并且舍弃许多重要的考虑，只有在不发达国家本身大量提高收成，这种粮食生产的增加才能到避免饥饿灾难上升趋势绝对需要的程度。在发达国家中，土地资源已经大部分相当集约地耕作，所以增加生产的前景有限，并且将必须用上升的成本来换取。在不发达国家中，未耕地通常也是少的，并且因为流失、盐化和其他形式的土壤耗竭，变得更少，如果不停止这类耗竭的话。但是除此之外，耕地的收成平均只有约等于它们可能的三分之一。
人们常常错误地假设不发达国家的农业是劳动密集的，这是根据农业维持总劳动力的很大部分得到的一个推论——在粮食不能自给的印度约占70%。事实上，它们的农业是粗放的。真工作的人太少，工作的那些人在一天、一周、一月和一年中工作时间太短，工作效率太低。一部分解释是健康不佳，而在那一点上，急性粮食危机增加营养不足，只有使情况更坏，并且实际上倾向于增加劳动的利用不足程度和因而减少收成。
除已知的技术和一个区中一些农民应用的技术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技术，提高劳动投入及其效率已能大量提高收成，一大部分那些劳动投入应当合理地用于合作的公共工程，改良土地，修筑更多更好的道路，掘井，开灌溉渠和建筑储存设施，以及一般地改善村庄中生活和工作环境。
现代化技术能作出贡献，更多提高收成，虽则它应当是高度劳动密集的，因为有这么多利用不足的劳动，它除了到城市中迅速发展的贫民窟外，没有别处可去，而在城市中，劳动同样利用不足。总之不论生育能力变化如何，今后15—20年中，劳动力每年将增加2%还要多。
但是向农民大众传授那个型式的新技术遭遇困难。传授技术给工业，特别是创立现代大规模工业，已证明完全可行—其代价是延续殖民时代典型的飞地经济，这是事实。它只要求一个不发达国家中的传统社会和政治制度作最小的变化和将技术在劳动力中作最小的扩散。它不必直接与制度的和态度的障碍对抗，这些障碍降低经济成绩和延续低水平的劳动利用。通过实施一种现代化的，虽则是高度劳动密集的技术，以努力提高收成，必须面对农村社会中全部生活方式，它在人口爆炸的压力下，常常变得甚至更不平等和僵化。
最重要的是改变“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创造可能性和刺激，使人更多工作，更勤奋和有效地工作，并且投资任何他能支配的东西，以改良土地，首先是靠他们自己的劳动。有一些辅助性改革——在市场组织，推广技术服务，信用，等方面——但是没有土地改革，它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中没有搞好，这些辅助性改革已经证明不能有效地到达农民群众。
所以，我们也面临不发达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问题。事实是，除少数例外，大部分与这些国家遵循的宪法无关，它们被少数不同集团的上等人统治，在有些国家，但不是所有国家，不得不对“受教育的”中等阶级，并且有时甚至对运输和大型工业中的有组织工人有一些考虑，因而后倾向于变成工人中的一个特权阶级。
在实际所有不发达国家中的这些统治阶层用一般言词表示他们自己赞成更大的平等，特别是提高贫穷大众的生活水平。但在大多数这些国家中，真实趋势是走向更大的不平等。不论那里有什么发展，果实总归于上层人物，同时下层看不到多少改善，并且常常甚至实际上体验恶化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最近人口增加和石油及粮食危机的联合效应推进了这种趋势。
在某些这类国家，例如印度或巴西中不完全不可靠的收入分配统计，对这个发展给出重要的信息，并且说明了贫穷阶层生活的困苦。但是把货币收入从富人重新分配给穷人，不能实现改变为走向一个更平等社会的趋势。贫苦大众需要的不是一点点钱，在有这么多穷人和少数富人中大量税逃税的国家里，这一点钱的分配只会促进通货膨胀，它到头来总是对穷人不利。
他们确实需要的是他们正在工作和生活的条件的根本变化。重要的事是这些变化总是同时包含着更大的平等和提高生产率两方面。两个目的事实上远比发达国家更加不可分割地联在一起。这些迫切需要的激烈变化中首先土地改革，但也包括教育和卫生工作的方向的根本变化。政府必须有效率，而且现在几乎到处增长的贪污腐化，必须在各级水平上予以根除。
我在这次讲演中，强调这些激烈改革的必要性的理由是，为了实现社会的根本变化，它们都是需要的，而根本变化是努力提高劳动利用程度和允许在农业中有效应用现代化技术并由此提高收成的前提。除国际平等问题外，有一个国内平等问题。
或许可以预期，在发达国家中，应当急于指出这些问题和压迫不发达国家的政府发动改革。它们都是符合传统西方理想的。不过由于一些原因，事实正相反。与不发达国家的任何政府谈判，必须同它们的统治阶层进行。一切商业关系也是如此。因此发达国家一般地加强和支持阻挡所需根本改革的，或者把它们变实际上有利于不这样穷的人的集团，这样来保持不平等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特别是在冷战时期,美国的援助和贸易变成有目的地为了支持反动政权。
甚至在不发达国家现在的灾难性情况中，发达国家对增加给它们援助如此缓慢时，必然使发达国家方面有一种暗中的犯罪感。这以倾向于使发达国家不准备讨论这些国家缺乏意志力，来进行它们为了避免它们的情况包括粮食生产的不断恶化所需要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例外的是，像孟加拉国的情况，可以指出政府不称职作为少给援助的理由。
很一般的情况是，对不发达国家的目前困难感到最热心的国家，大多数是最不愿意讨论它们政策的错误和失败的。由于经济学家们，以前年代较多，但即使现在大部分仍如此，继续研究排除制度和政治因素的发展模型，使这种自我谅解的态度更能行得通。
强调现在一切问题正在变成全球性，只有所有政府之间密切协作才能解决它们，已经变成一种几乎每个谈论人类前途的人都遵守的常规。
新经济世界秩序是不发达国家强烈要求的，并且作为一个一般主张能被发达国家中良好愿望的人，甚至当他们代表政府的时候，所接受，它正在变为另一个常规公式。
不过我曾强调，在这次讲演包括的范围内，我们远不能给予这些高尚理想以任何真实性，并且我已设法解释为何如此和怎样情况。
除石油危机外，即使不谈粮食危机和人口爆炸，有其他燃眉之急在世界上陆续出现。旷日持久的军备谈判未能停止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和发达以及不发达国家中国民经济的日益军事化。军备费用计算起来超过所有不发达国家加在一起的总产值。这些巨额开支最肯定地属于我谈过的，资源的不必要的和非常有害的使用，在一个理性世界中，应当大幅度削减。斯德哥尔摩的独立和平研究所出版物已充分证明，这种变化的前景甚至一年比一年恶化了。
和平没有来到东南亚和中东。有资格的观察家们在预期大规模战争可能再次爆发，在两个地区都附带超级大国对抗的风险。广为宣传的缓和意味着超级大国之间不再互相谩骂，这都是好的，以及从美国有些按优惠条件的出口。但是它们之间的其他关系很少有大的变化，而且这种缓和的前途没有保证。
我也对大多数国家克服滞胀得到早日成功不抱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创造一个更稳定的货币制度的希望甚至比几年前离开实现更远，即使能组织石油收入的一些多少滿意的部分再周转。在发达国家之间继续打破贸易障碍工作的努力直走进了死胡同，这时我们至多能希望部分地防止回到三十年代的极端而自找失败的保护主义。
一切国家的经济继续军事化，以及在世界上创造更常的经济和财政关系的可以预知的失败，对政府之间合作与我在这次讲演中谈论的威胁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贫困化斗争的任何进展，肯定没有帮助。
但是在所有这些问题之外还有忧虑。我是在问我自己，对于人们的道德评价发生了什么事情。
战争愈来愈不顾为保护平民而设立的国际法。美国在东南亚的非法的、不道德的和极为残酷的战争，标志着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那个陡峭上升趋势的顶峰。存在有组织集团的恐怖活动，得到一些政府支持，而未遇到其他政府的有效抗议。
酷刑在愈来愈多的国家已变成一种常规警察实践在几乎所有国家内，暴力和犯罪增加了。毒品的推广使用，在几十年前不是一个严重问题，就我们所知，已经以不同方式成为暴力和犯罪增加的一个直接原因，并且其本身代表反社会违法的增多。
由于有效得多的通讯，迫使每个人对这些发展提高察觉。美国公众中各阶层依靠看视，看到他们自己的政府在越南创造的恐怖。多数人没有抗议，而更多的人正在设活下去，并且忘掉它。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我们正在什么程度上变得道德上不那么敏感了？它是否使我们的人类同情心钝化，并因而使我们更倾向于机会主义的漠不关心？如果是这样，这也是面对石油危机、粮食危机和人口爆炸所打击的最穷国家中苦难和死亡问题时，人们冷酷无情的部分解释。
在这次讲演中，我已设法分析的那些世界问题，且完全不谈我们如何从大处看它们，这些问题本身极为复杂。作为一个制度经济学家，不能不把发展看成是整个政治、社会和经济系统的运动，并且曾设法在世界背景中计论这些问题，我曾不得不对极其多样的人类状况表示判断。虽然我曾花费劳动，把这些判断建筑在比我能在这次讲演中说明的更加真实的研究上，它们的大多数仍然是试探性的，无论如何远非肯定的。准确的和精密的。
这不是我的错，而且首先由于这样的事实，我一直在说的许多条件已经难以适当定义，还有一个事实，系统内一切条件变化之间的相关系数很少能以定量密度知道。分析家只好利用他能得到的任何知识，即使它不具备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设法达到的精密形式。在讨论更广阔的问题时，他们常常限制范围来达到它。这当然只是使分析不那么有关系、充分和真实，特别是在现在世界动乱中。
虽则我的世界观必然是忧郁的，我对我们科学的发展抱有希望。我们能依靠伦理语言的内在批判向我们自己的思考挑战，并且洗净它的机主义的人云亦云。并且我们能扩大我们的眼界。每件事情可以研究。我们有扩大和完善我们对世界的知识的可能，只受在这方面工作的科学家数目的限制，当然也受他们的勤奋、才能和他们接受新方法的开明程度的限制。（王宏昌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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