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意大利罗马。父亲安理柯．莫迪里安尼是罗马城的主要儿科医师，母亲奥尔卡．法拉切尔是一位义务社会工作人员。
　　我早年的学校成绩良好但不优异。1932那年精神上受到重大创伤。父亲在一次手术中死去，我突然发现我爱慕他之深而使我在13岁时感到我的整个世界都完了。在这件事之后的三年里，我的学校成绩出现了污点，直至我转学到罗马最好的高中学习，在那里我接受了有益的挑战而成长起来。在别人鼓舞之下，我决定跳过中学最后一年，通过规定的困难的跳班考试，在17岁时提前两年进入罗马大学。
　　家里希望我继承父亲的衣钵进入医药行业。我苦恼过一阵，终因我对病痛和出血的容忍力低而最后拒绝学医。随之我选择了在意大利有许多出路的法律专业。翌年，我决定参加由学生团体I Littoriali della Coltura组织的经济学方面的全国竞赛。出我意料地我获得了头等奖。虽然我不敢说这篇得奖论文对经济学有什麽重要贡献，但它明显地奠定了我现在对经济学的兴趣。不幸，在法西斯统治下经济学教学是令人泪丧的。仅仅由于我个人结识一些好经济学家，特别是李嘉多．巴希，在他们的劝导下我开始阅读英国和意大利经典著作。
　　学生团体Littoriali曾经我有机会同青年反法西斯主义者接触。我反对当局的政治立场从此开始。我同我未来的妻子赛琳娜．卡拉碧以及她的非凡的父亲居里奥——一位久经考验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的牵连，也有助于此。在1938年颁布意大利种族法时，我受到未来的姻亲的邀请，在巴黎参加了他们的行列，并于1939年5月和塞琳娜在那里结婚。我就读于巴黎大学，但发现那里的教学枯燥无味，简直浪费时间，这样，我就把时间花在St Genevi—eve 图书馆里读我要读的书并写我的论文。1939年6月，我暂时返回罗马讨论我的论文，并从罗马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不久，鉴于欧洲行将陷入一场浴血战争，我们便向美国申请移民签证，并于1939年8月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几天抵达美国纽约。
　　我们在美国的居留将是长久的，这已变得很明显了。于是，我立即开始考虑如何最好地谋求我在经济学方面的事业。我碰上很大的运气，得到了新社会研究学院政治与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免学费奖学金。这个学院是为三个法西斯专政的受害者欧洲学者而刚建立不久的一个庇护所。这样，从1939年秋起连续三年，我每白天贩卖欧洲书籍，以维持我很快就有了我们的第一个男孩安德烈的家庭，而在晚间6点到10点进行学习。我努力工作，虽然辛苦，但回想起这段时间还是令人振奋的。我发现了我对经济学的热爱，这还要感谢那些卓越的老师，其中包括阿道夫．娄韦，尤其是雅可比．马尔沙克，我对他的感恩非语言可以形容。他帮助我打下扎实的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基础和一些数学基础，把我引向当时的争论，并以他那种令人难忘的仁慈给我以已经常的鼓励，特别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理论和经验分析的融合，理论之可以检验，和经验工作之由来指导，所有这些都刻划了我日后的许多工作。马尔沙克还邀请我参加约在1940年末1941年初在纽约举办的、以A．瓦尔德，T．库普曼斯和O?兰格等为其成员的、一个非正式讨论班，从而为我日后的发展提供了经验。
　　我以为，在1941年马尔沙克离开新学院前往芝加哥大学之时，我所受的正式训练便告终止。于是，我在新泽西女子学院找到第一次担任讲师的教学工作。我用英文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流动偏好及利息与货币理论》(Econometricea第12卷第1期，1944年1月)，基本上也就是我的博士是论文，我认为这是我的主要著作之一，约在两年后问世。在马尔沙克的讨论班上的讨论结果以及和阿巴?伦纳一系列辩论的结果均旨在把当时被一般人认为是同过去完全决裂的凯恩斯的“革命”和古典经济学的主流统一起来。
　　1942年，我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当时的一个住读学院——巴尔德学院的经济学和统计学讲师，从而有机会赏识一个美国学院校园的独特生活品质，特别是同那些第一流学生的亲密关系。1944年，我以高级讲师的身份回到新学院，并在世界事务研究所担任副研究员，和汉斯．奈塞尔一起负责一个研究项目。这项研究的结果最后发表在《国民收入与国际贸易》。在这一期间，我还写出我对储蓄研究的第一篇文献，后来以杜森贝利——莫迪里安尼假说而闻名。
　　1948年秋，我荣获声誉很高的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学金，并受聘为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考尔斯经济学研究委员会的研究顾问，于是离开纽约。到芝加哥不久，我接受了以利诺斯大学的一个令人向往的职位：“期望与商业波动”研究计划主任。不过，在1949—1950年的整个学年里，我一直留在芝加哥，得以参加考尔斯委员会的工作而获益匪浅。当时，这一专业团体，包括由马尔沙克、库普曼斯、阿曼和西蒙作为他的成员和访问学者，正在吸收着两个重要的“革命”：一个是冯?诺伊曼和摩根斯顿所首创的不确定性下的选择理论，另一个是哈瓦尔谟所启发的非实验数据的统计推断。
　　由于内部争吵，我在伊利诺斯大学供职到1952年便告终止。在这一段段期间里，我结识了一位有才华的青年研究生，名为李查德?布伦堡。我和他的合作，奠定了后来成为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的基础。后来我们俩人都离开了伊诺斯大学，他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完成他的博士论文，我到了卡尼基理工学院，即现在的卡尼基．梅隆大学。1953和1954年，我们把生命周期假说写成两篇论文，一篇论述个人行为，另一篇论述总量储蓄。《总量》一文，由于布伦堡的夭折，使我失去把它修改并压缩到符合标准专业期刊出版要求的意志，仅在1980才发表在我的论文全集里。
　　我在卡尼基任职，直至1960年为止，这一期间是富有成果的。除了完成两篇奠定生命周期假说的基本论文外，我与人合著一本研究最优生产修浚问题的书，又和米勒和写了两篇关于财务结构与红利政策对一个厂商的市场价值的影响的论文。我还和E?格伦贝格共同发表一篇当经纪人对预测做出反应时社会事件的可预测性的论文。这篇论文后来成了“合理期望理论”的支柱之一。所有这些文献都在某种程度上表示我在研究“期望与商业波动”时所开始播下的种子即将开花结果。
　　1960年，我成为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访问教授，以后，除了抽出一年的时间去西北大学外，一直到现在我都呆在那里。在这个绝无仅有的学院和它的举世无双的同僚的支持下，我继续发展我早先对宏观经济学的兴趣，包括对货币主义者立场的批评，金融机制的归纳以及生命周期假说的经验检验。我还把我的兴趣引向新的园地，如国际财政和国际支付系统，通货膨胀的后果和治理，有广泛指标的开放经济的稳定政策，以及引向财政的各个领域，诸如信贷配给，利息率的期限结构和投机性资产的评估。
　　60年代末，我还主要负责设计一个大型的美国经济模式，就是由联邦储备银行资助的并且至今仍由它来使用的MPS模式(M指马萨诸塞理工学院，P指宾西法尼亚大学，S指社会科学研究会——译者)。最后我曾经积极参与有关意大利和美国经济政策的辩论，最近则集中辩论庞大的公共赤字是否有害。

王宏昌编译

 　　国王陛下，殿下们，女士们和先生们：
　　今年的经济学奖已授给弗兰柯．莫迪里安尼教授，以表彰他以生命周期假说为名的家庭储蓄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和他关于资本费用和公司的市场价值之决定的莫迪里安尼—米勒定理的形成所做的贡献。这两方面的贡献是密切地相互联系的。两者都说明家庭财富管理的必要性，且都可看成莫德里安尼对金融市场作用的广泛研究的不同部分。
　　根据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36年所提出的理论，当人们的收入增加时，他们的储蓄将增加到这样一个地步，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将增加。这是一个“心理学定律”。这个负有盛名的定律在不同收入人群的储蓄的经验观测数据中找到了根据，因此凯恩斯下结论说，在以经济增长时期中，总量储蓄所占的国民收入的份额稳定上升。
　　凯恩斯的储蓄理论为他同时代的人所普遍接受。但是，在1942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斯涅茨指出，凯恩斯理论和统计数据相矛盾：在美国尽管个人收入有很大的增长，但国民收入中的储蓄份额并无长期上升现象。这个矛盾被认为是一个悖理，不久就成了许多研究的对象，其中的一个项研究成果，发表在1954年，就是莫迪里安和他的助手理查德?布伦堡提出的一种崭新的家庭储蓄理论：生命周期假说。
　　生命周期假说来自一个简单的概念，即人们为他们自己退休而储蓄，所以他们在他们工作赚钱的岁月里进行积蓄，以便在他们的退休时期得用以消费。
　　此假说的一个严格的数学形式引伸出雪多不能得子先前理论的结论。例如，一个人的储蓄不仅决定于他的收入，还决定于他的财富，他所期望的未来收入和他的年龄。此假说也对凯恩斯—库斯涅茨理提出一种可能的合理解释。如莫迪里安尼赫布伦布所表明，在生命周期模式中并无衡截面和时间序列储蓄——收入关系的唯一对应。
　　生命周期假说的原始提法是对人而言的一种储蓄行为理论，但莫迪里安尼已经扩展了假说的意义，并在他的许多写作中讨论了从经济政治观点看来有趣得多的争议：由这个理论得出的关于总量家庭储蓄的结论。他指出了这个理论的许多含义，包括(1)储蓄并不是和先前理论所说的那样由家庭收入水平来决定，而又右收入水平的增加速度来决定。(2)储蓄兼受人口增长率和人口的年龄结构的影响。〔3)储蓄既受总量财富的影响，因此也受作为资本化要素的利息率的影响。最后，(4)一个自主支出增加的乘数效应接近于边际赋税率得到数值。
　　通过生命周期假说，莫迪里安尼创造了一整套新的家庭储蓄理论。这一理论已在消费与储蓄的研究方面起重要作用。它以为多种问题——主要是那些涉及经济政治措施的效果问题的理论和经济分析打下基础。举其要者，他曾被用来分析各种社会保险体系的效果，以及预算赤字给各代人的经济状况带来的后果。
　　现在我想转到莫迪里安尼获奖的另一贡献：莫迪里安尼—米勒定理的形成。
　　这些定理来自莫迪里安和他的同僚默顿?米勒于1958年和写的一篇论文，其中心的一个定理是说，假定金融市场在完善的运行并处在均衡状态之中，那么一个公司的市场价值——定义为它的股本和它的负债的市场价值总和——同它的债务大小和结构无关，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平均费用也同债务无关。这两位作者在以后的一篇为张力表明，对给定的投资政策，一个公司的价值同它的红利政策无关。这些定理的用意在于提供一种以资比较的标准。因此，他们假定既无赋税又无破产成本。然而，作者对赋税是否影响定理的真实性作了透彻的讨论。
　　初看来，这些定理似乎有点奇怪，不是常有人对公司的负债程度熬有其事地去看待吗？他们要色把沉重的债务负担看成一种风险因素，要麽反过来把高度负债看作某种有利因素。常有这样的看法，比方说，一所房子如果抵押的很重就会更值钱。不错，当然会做这种估价。但这种估价忽略了莫迪里安尼和米勒所构想的完善市场中的势力。因为在这种市场中，股票持有者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意志不费工本地选择他们的资产成分，从而他们对风险，债务负担等等的估价将反映在他们所选择的资产构成中。然而，这并不否定莫迪里安尼—米勒定理的有效性。假使定理不成立，那麽总有可能通过卖出估价过高的股票和买进估价过低的股票，甚至还可以通过借债，而从中获利。其结果是，股票价格将发生变化，有关公司的价值将接近于定理所假定的均衡状态。
　　一直到50年代后期都没有人对投资、债务、赋税等研究出有生命力的公司财务理论。仅在莫迪里安尼和米勒提出他们的定理之后，在这个领域中才开始出现比较严格的理论成果。莫迪里安尼和米勒把财务决策放在财务——市场均衡理论中考虑，为在此领域中继续进行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般性的指南。
　　因此，他们的贡献的科学价值并不限于他们所提出的定理本身，他们把新的分析方法引入公司财务学科中也许具有同等重要的科学价值。

王宏昌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