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4日公安部印发了1000份《2005年全国公安工作要点》，其中，第八要点是，“在全国组织开展严厉打击赌博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力争破获一批重大案件，遏制赌博活动的发展蔓延。”7天后，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决定从今年1月到5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
此项行动进展到1月26日，数据统计，北京、吉林、广西等省市区公安机关共侦办赌博案件1900余起，其中大要案件230余起，包括网络赌博案件130余起、党员领导干部参赌案件21起53人，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5万余人。
在赌博横行的今天,如何有效遏制赌博犯罪、资金外流和社会治安等问题，突然变得尖锐起来。但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王太元教授看来,这一切都来源于改革广度和深度的问题：如果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完全以市场经济的模式来处理和贯彻社会事务，解决很多类似赌博这样的问题就会简单许多。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这场还在进行中的“禁赌人民战争”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王太元：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在1月13日表示“不以赌博行为查处群众带有少量彩头的打麻将、玩扑克等娱乐活动”，其深意非常。原先，赌博一直被视为“六害”之一，被作为一种败坏社会风气的丑恶现象来处理。由于在199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只说到禁止赌博或者为赌博提供条件的行为，但并未言明彩头大小，结果在实际操作中只要是赌博都被严厉禁止。此次“禁赌风暴”中区分群众娱乐与赌博，是新中国禁赌史上的创举。这个举措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现在政府鼓励发展第三产业，群众也需要休闲和娱乐。如果不对赌博和娱乐行为作认真界定，将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
《第一财经日报》：2004年12月，北大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研究员王增先在“博彩业与社会公益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透露，国内每年至少有6000亿元赌资外流。你如何看待这个数据？王太元：去年我国实际吸收外商投资约606亿美元，这个数字低于外流的赌资额。这实际隐含着过去我国在打击赌博的思路方面存在偏差。我们长期没有关注赌博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没有把赌博犯罪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而只是把它作为一种社会丑恶现象来处理。过去对居民有赌博色彩的“生活乐趣和爱好”进行干预，实际是“越权和过界”。但是，当出现大量赌资外流时候，仍然不进行打击，那么政府实际是管理“缺位”。
即使从效益角度分析，抓群众的娱乐性“赌博”的效益远远不如对网络赌博、境外赌博、赌庄赌博这些大宗赌博的打击。这也符合新发展观，新发展观的要义是社会协调发展，社会资源和资金的占用、分配应相对合理。具体到打击赌博犯罪行为，对金额大的赌博领域、赌博方式进行重点打击，其没收的赌资也大，社会效益也高。《第一财经日报》：去年12月，广东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就“六合彩”问题对29个县2460户农民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广东省29个县的农户购买地下六合彩的资金高达33.2亿元，估计流失金额为13.3亿元，平均每个农户损失300多元。你怎么看待在“富裕的农民社会”赌博盛行的现象？
王太元：这涉及中国社会资金循环机制问题。体现出市场化的观念还仅停留在企业这个载体层面，社会内部的运作模式被非市场化因素所扭曲。现在一是打击地下钱庄，二是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缺乏公信力，三是不允许存在赌博企业，于是一些富裕的农民所拥有的闲散资金流向非法渠道。
对此，我们需要新思维、新行动。赌博泛滥靠打击还不够，需要一个合法的渠道和平台为民间资金提供出路。股市和赌市一样，有合理宣泄渠道就能避免进入非法渠道。
我认为政府应该更大胆地运作公益博彩业。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奖金和中奖率太低，民众缺乏兴趣；同时有些部门搞非法手段来进行骗钱。应该提高中奖率和中奖金额，并加强对博彩业的管理。
其次是否可以在著名的风景游览区和边境适当开办一些合法的赌博企业，有待商榷。曾有人建议：与其不承认，没法管理；不如给予承认，合法管理。因为赌博企业上缴税收很高，博彩业的盈利资金经过缴纳税收后，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但同时，赌业本身不创造价值，且对全民道德有伤害作用。
《第一财经日报》：1月27日公安部公布，截止到1月26日，全国查获党员领导干部参赌案件21起53人，你如何看待党员干部这个新兴的参赌群体？
王太元：在此次全国严厉打击赌博违反犯罪专项行动中有六个重点打击对象，其中一个是参与赌博的党政领导干部、国家公职人员、国有企业单位负责人。可以说，这些人的参赌资金80%来自于公共或集体财产。为何官员可以支配、调用大额资金进行境外赌博？其根源是公权和私权的界定还不够清晰。现在中央已明确把党员干部参赌问题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但还需要进一步深入，修订相关财税法律、制度，管住可以管钱的人，限制官员和企业家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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