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来,消费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消费的前提与收入有关,从经济循环的角度看,收入对投资与消费的影响巨大,如果收入没有与经济增长形成良性的同步增长关系,那么投资与消费的"双拉动"作用将大打折扣。
■ 从统计数据看,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并未随经济的增长而同步提高,尤其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已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宏观层面上讲,收入差距本身是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结果,但是它又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互动作用。过大的收入差距不仅影响经济效率,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
■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时期,这为增加居民收入,平抑收入差距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因此,要抓住这个历史赋予的难得机遇,廓清发展思路,树立新的发展观念,努力使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相匹配,使中国经济的质量上一个新台阶。
一、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
统计资料显示,1990-2003年,GDP年均增长9.3%,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仅增长7.7%,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4.3%,经济增长速度比城乡居民收入分别高1.6和5个百分点。2003年,GDP比上年增长9.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9%和4.3%,分别比GDP增长率低0.3和5个百分点。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统计,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7%。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实际增长6.8%,城乡居民收入分别比GDP增速低1.8和2.7个百分点。
二、收入增速偏低使消费与投资增长不协调
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速的后果之一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2000年以来,我国投资率连年提高,消费率逐年下降。2000-2003年我国投资率分别为36.4%、38%、39.2%和42.3%,消费率分别为61.1%、59.8%、58.2%和55.5%。而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大国的投资率一般为20%-30%左右,消费率一般为70%-80%左右。由于消费与投资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投资率提高,消费率必然走低。收入水平低、消费率偏低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容易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量、供求失衡,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收入增速偏低使居民消费增速明显慢于经济增长
1990年代以来,居民消费增速长期慢于GDP增速。按照当年价格计算,1990-2003年GDP年均增长15.3%,而居民消费总量年均增长13.8%,居民消费增长比GDP增长慢1.5个百分点。特别是2000年以后,居民消费连续4年慢于GDP的增长,年平均增速差距多达2-3个百分点。不仅居民消费总量增速缓慢,人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速度慢于经济增长的情况更加明显。按不变价格计算,1990-2003年我国人均GDP年均增长8.2%,而同期城镇居民消费年均增长6.6%,农村居民消费年均增长5.6%,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比GDP增长分别低1.6个和2.6个百分点。
四、居民收入差距呈逐步扩大趋势
无论是用基尼系数还是用五等分法来衡量,1990年代初,中国居民整体的贫富差距尚属合理,但近几年我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阶层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城镇居民:调查结果显示,高低收入组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2004年1-3季度,城镇居民户中,最高10%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210元,最低10%收入组为2116元,高低收入组的收入之比达9.1:1。最高10%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16.8%,而最低10%收入组仅增长了10.9%,高低收入组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这种现象使得大量社会成员的消费能力受限,内需拉动力被削弱,造成消费率低徊。
农村居民: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由逐渐扩大到逐渐缩小,再由逐渐缩小到逐渐扩大的过程。1978年开始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年扩大,1995年达到第一个顶峰,基尼系数由0.21扩大到0.34。1996年基尼系数下降为0.32,比1995年下降2个百分点,恢复到90年代初期水平。随后差距开始逐年扩大,1999年的基尼系数为0.34,2000年的基尼系数达到0.35,2003年的基尼系数进一步扩大到0.37,比1995年的最高点扩大3个百分点。按农户人均收入水平进行5等分分组(每组各占总户数的20%),2001年高低收入组农户的收入比为6.8:1(以低收入组农户的收入为1),2002年扩大为6.9:1,2003年进一步扩大为7.3:1。
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20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由迅速缩小到逐渐扩大,由逐渐扩大到逐渐缩小,再由逐渐缩小到加速扩大的发展过程。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以农村居民收入为1),1985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1.8:1,1994年达到顶峰,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86:1,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水平。1997年达到新的谷底,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7:1,小于改革开放前的水平。1997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加速扩大,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2.90:1,2002年继续扩大到3.11:1,2003年扩大到3.23:1。
3、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从城镇居民看,西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接近或略高于中部。1980年,西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中部的98%,1990年则超过了中部,相当于中部的109%,2002年相当于中部的102%。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0366元、7036元和7096元,比上年分别增长10.8%、10.5%和8.4%；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47:1:1.01(中部为1),与上年相比,变化不大。从农村居民看,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逐年扩大。1997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农民收入比为1:1.42(以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为1),1998年为1:1.44,1999年为1:1.46,2000年为1:1.47,2001年为1:1.49,2002年为1:1.50,2003年为1:1.52。
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 (比上年增长%)
年份 国内生 职工工 职工平均 城镇居民人均 农村居民
产总值 资总额 实际工资 可支配收入 人均纯收入
1978 11.7 10.5 6.0
1980 7.8 19.4 6.1 12.7 16.6
1985 13.5 22.0 5.3 1.5 7.8
1990 3.8 12.7 9.2 8.4 1.8
1995 10.5 21.7 3.8 4.9 5.3
1996 9.6 12.1 3.8 3.9 9.0
1997 8.8 3.6 1.1 3.4 4.6
1998 7.8 0.2 7.2 5.8 4.3
1999 7.1 6.2 13.1 9.3 3.8
2000 8.0 7.9 11.4 6.4 2.1
2001 7.3 11.0 15.2 8.5 4.2
2002 8.0 11.2 15.4 13.4 4.8
2003 9.3 12.0 12.0 9.0 4.3
平均增长速度(%)
79-03 9.4 13.9 6.1 6.8 7.1
90-03 9.3 13.1 8.3 7.7 4.3
98-03 8.0 7.8 12.3 8.7 3.9
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匹配有六种负效应
造成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合理因素,又有不合理因素。但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匹配,必然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收入的多少决定消费需求的强弱,而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对投资需求的持续增长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投资需求具有"名为当期需求、实为下期供给"的两重性,只是一种相对意义的"最终需求",能否保持投资需求的持续快速增长最终取决于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和消费需求的强弱。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是实现国民经济较快增长的重要手段。但是,主要依靠提高投资增长率拉动经济增长,虽然可以在短期内产生较明显的作用,但由于没有相应的消费来实现产品的价值,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国民经济不可能实现良性循环,反过来也会制约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收入水平不高还会导致消费率偏低,而消费率低表明经济总量用于消费的部分相对少。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此外,收入差距过大还会影响社会稳定。
第二,收入偏低容易形成消费断层与结构失衡,使潜在大市场难以持续扩张
自1990年代起,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呈阶梯状态,富裕层与贫困层的差距呈扩大趋势,直接导致了消费断层的产生,一部分乡村及城镇贫困居民还只能生存在基本的温饱状态,给企业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与产品结构的有序替代造成了困难,导致市场结构失衡。
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了产业间、地区间、以及不同社会群体间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而收入的分化又进一步导致了居民购买力和实际消费水平的不断分化。这种分化使得我国巨大的潜在市场在较长的时期内难以充分释放。
高收入群体------难以成为经济的主要消费力量。在我国目前"贫富悬殊"的情况下,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人们的消费力并没有人们预期的那么多。高档品、奢侈品已经成为经常性消费内容,其消费主要是出国旅游、高级宾馆、高尔夫球、高级进口物品等,这些消费并不能解决我国目前的"商品滞销"问题。而我国企业生产的大多数消费品如彩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其销售对象主要是中低收入者。
中、低收入阶层------需求潜力大,但缺乏相应的购买力。对大多数中低收入消费者来说,经济实用的基本生活用品仍是消费主流。所以,消费市场出现一种特殊分层,一方面,有购买力的消费者的千元级、万元级消费已基本满足,另一方面,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和消费需求尚需逐渐成长(如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失业者)。
第三、收入偏低延缓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速度
我国经济处于一个低水平生产过剩、高档供给不足的结构转换时期。产品结构需要升级,产业结构也需要升级。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当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以后,随着收入上升而出现的消费结构升级换代是极其迅猛的,小康型的消费结构不同于过去的温饱型的消费结构,而从小康型向富足型迈进时还增加许多新的消费领域。
由于长期处于短缺状态,我国大部分商品的绝对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在向市场转型一段时间内,这种偏高在所难免。种种迹象显示,在一些最具潜力的重要产品上,如汽车、电信、住房等,价格水平还远远未能达到国际通行、且具可比性的水平。相对于我国居民的购买力而言,我国的价格总体水平不低。确实,我国已有相当多的商品价格逐步与国际水平"接轨",但是,我国又是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许多商品相对于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而言,又大大偏高。
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消费品零售市场,实际发生的年购买力已经在5万亿元以上(包括商品与服务性消费)。目前我国城乡居民都面临着消费结构升级的问题,城市家庭主要进入1至10万元的购买阶段,而农村家庭则要进入1千元至1万元的购买阶段。前者主要是从普通耐用消费品向住房、汽车和信息产品等大宗和高档耐用消费品,以及教育、旅游、文化娱乐等个人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的档次提升,而后者则是从生活必需品向中低档耐用消费品的方向发展。从当前的情况看,城镇居民自1990年代初开始进入新的消费升级准备阶段,还难以形成有力的扩张。特别是随着消费升级层次的提升,大宗耐用消费品的档次也越来越高,购买力积累和消费等待的过程也就更长。如住房消费、私人汽车消费,都需要一定时间的收入积累。比较而言,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则需要一个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的过程。
第四、收入低形成的差距影响到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住户调查数据显示,东部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达到小康生活标准,中部温饱有余,西部农村居民则仍处于温饱线上。因此,在区域之间居民的需求结构差异度也较大,从而使某些必需的耐用消费品在东部经济发达区域市场上已趋向饱和,而在西部区域市场上(特别是广阔的农村市场)却缺乏有效需求,这就使新兴耐用消费品的区域性传导及消费的地区间梯度转移出现梗阻,造成区域差别性市场之间的"断裂"。
第五、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将加大农村市场的开拓难度
2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的财富总量有了很大的增加,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不同的人中间,提高的程度有很大的不同。
对于部分已经富裕起来的农村居民而言,他们的消费还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并且正受到各种障碍的制约。这些农民并不缺钱,但是在消费上缺乏和城镇居民一样的平等待遇,比如进城买房受到限制,子女进城上学受到一定的歧视；再加上农村市场消费环境的恶劣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的消费,使得很多富裕农民的消费水平与其收入状况不相一致。
第六、收入水平偏低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有一定的限制作用
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结构的变化有负面的影响。由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使得高、低收入群体存在着消费断层,致使我国的产业结构演进处于一种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大部分人还停留在1980年代的消费水平上,彩电、冰箱、摩托车等的消费远未饱和。另一方面,一个收入很高人数很少的群体,有能力购买汽车、别墅等高价商品,但其市场规模还有限。于是,一些产业生产能力过剩,但又不能退出市场,只好压价竞争,如彩电产业；而一些产业如轿车产业尚未成长为主导产业,产业升级脱节,产业技术在低层次徘徊。第二产业的结构发展升级受限制,又进而影响了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发展。
总之,收入水平偏低不利于启动有效需求；地区间收入差距和城乡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社会稳定；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对总体经济有不良影响；收入差距的拉大将导致经济增长的过度波动。当前收入差距的扩大还可能带来一定的经济风险,影响消费的扩张,加剧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加剧城乡经济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社会稳定,严重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收入增长为何与经济发展不同步
第一,对收入与消费问题重视不够。经济工作中重投资、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偏向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快工业化步伐,在当时的苏联发展模式和"生产资料部类优先发展"的思想影响下,我国实行高积累、低工资、低消费政策,以各种政策手段最大限度地动员国内资源发展工业,特别是加快重工业建设,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需求增长受到了抑制。至今,一些部门和地方在经济工作中仍存在片面追求生产速度,轻视收入与生活消费的倾向。
第二、收入分配政策不完善。收入分配政策不完善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现行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制度存在起征点低、档次多、税率级距小等问题,加重了中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对高收入者缺乏有效调节；对居民收入缺乏全面有效的统计,工资外的各种收入如灰色收入、金融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缺乏系统的统计数据,无法纳入所得税调节的范围；由于收入差距较大,使人口占绝大比重的农民和城市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难以扩大,出现了"有钱的不想买,想买的没有钱"的消费断层现象。
第三、现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实施存在问题。我们所实行的以按劳分配为主、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等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由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所有制关系决定的。而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后,人们的收入差距就开始扩大了。这是因为:人们对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占有状况存在很大差异,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的贡献也有很大不同。在这一新的收入分配制度下,劳动者的收入不仅来自于劳动的质和量,而且来自于他们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质和量,因而收入差距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拉大。
第四、存在地域差别、行业差别、城乡差别。由于全国各区域之间、行业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生产条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经营方式、经济效益存在很大差别,所以必然出现发展快慢不同、富裕程度不同的问题。这决定了区域、行业、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存在是难以避免的。
第五、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支劳动后备大军长期存在,压低了劳动力价格,造成我国工资水平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工资水平增长缓慢。据测算,1980年代, G D 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3%、4.5%、8.4%和7.5%；90年代,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10.1%、6.8%、4.5%和5.2%。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低于经济增长,且二者差距呈扩大趋势。因此,低工资和廉价劳动力虽然使我国产品具备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但低工资也成为国内消费需求扩大的阻碍。
第六、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还不够完善。这主要表现在:1、不平等竞争的存在。比如,一些行业的垄断性经营导致超额利润；城乡二元结构制约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2、市场监管不力。一些企业和个人通过走私贩私、制假造假等违规违法经营行为,牟取巨额利润。3、税收政策对高收入者的调控尚不完善、不到位等。
对策:努力使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
在我国,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早就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所以,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使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工农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得到扭转"的目标。我国现在已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这就意味着政府为增加居民收入、平抑城乡收入差距的行为选择有很大的空间。各级政府须抓住历史契机,在居民收入增长的目标取向、发展思路、制度创新、分配格局和政府职能转换上做出调整,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努力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1、继续大力提高农民收入
经济增长无疑对农民收入增长有重要意义,但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实现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手段。通过以人为本的发展,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政府在追求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要关注农民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把农村、农业和农民发展中的充分就业、良好教育、身心健康、文明素质、消除贫困、社会公平、机会均等、环境优美等问题作为量化目标,分解到各级政府,作为政府行为选择依据。
要确保农民收入增长目标的实现,必须彻底进行制度创新,下决心改变二元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离的各种制度,特别是要给予农民平等的就业、教育、医疗机会。以平等的原则作为制度创新的基本理念,构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平抑机制。
2、千方百计扩大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改善分配关系、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为增加城镇居民收入,要努力做好就业再就业工作,大力发展社区服务、餐饮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鼓励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加强劳动职业培训,引导职工转变就业观念,发展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落实好最低工资制度,确保职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要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在工业化进程中,要把解决城市就业和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统筹考虑。要充分认识到,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促进城镇化大发展,是现阶段和今后一段长时期增加农民收入,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现实的途径,也是最有效率的政府行为选择。要彻底消除进城务工农民的歧视性政策和障碍,简化各种手续,防止乱收费。
政府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负有重要职能和重大责任,要逐步建立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和管理、流动监测、就业培训、供求信息和农民工维权法律服务体系框架。积极完善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充分就业的工作机制,彻底改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多头管理、分散负责的局面,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充分就业纳入政府统一、高效和规范的服务和管理轨道。努力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最大限度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大发展。
提供平等的教育权利。教育是最重要的人力投资,也是农民能获取较高收入的基本保障。要将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从农民转移到政府。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城乡居民有接受教育的义务,中央和地方政府也有供给的责任。中央和各级财政要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让农民子女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要统筹兼顾。同时,积极推进教育体系改革,最终形成城乡统一的教育体制。
3、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规范和完善分配体制
提高个人收入调节税的起征点,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大农村税费改革力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将取消农业税的进程由现在提出的5年时间,进一步缩短,同时要重点防止农民税内负担减轻、税外负担加重的问题。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本原则是进一步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此前提下,主要是通过国民经济再次分配与财政调节的功能,校正初次分配造成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这方面要大胆进行制度创新。启动主要针对城镇居民收入的调节机制。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要研究对城市部分行业、部分人群由于行业性质决定的畸高收入进行再次分配的办法。调整个人收入所得税征收办法,适时开征不动产税、遗产税等税收课目,控制部分城市居民收入过快过高增长,达到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兼顾的目的。
4、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
解决投资率长期过高,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的问题,关键不在于简单地压投资,而在于通过积极地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切实不断提高各阶层居民的收入水平,使不断扩大消费建立在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基础上,使消费增长真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宏观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同时,使投资和消费的结构关系趋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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