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希望能成为国际投资者投资亚洲金融市场的门户。”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王瑞杰最近在接受《财经》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新加坡，全部的金融监管工作和金融政策制定均出自金融管理局——其职能相当于中国的“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总和。

　　王瑞杰2004年8月出任金融管理局局长，被认为是新加坡政坛的“未来之星”。他曾先后担任过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的私人秘书、WTO谈判代表、贸易工业部常任秘书等职。年仅46岁的王瑞杰拥有剑桥大学经济学学士和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为人谦和儒雅。

近期，王瑞杰先后在新加坡和北京两次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畅谈新加坡的金融定位与中新两国的金融合作。6月12日出版的最新一期《财经》杂志，刊登了这篇专访。

在具体解释新加坡如何争取成为亚洲金融门户这一话题时，王瑞杰分析了亚洲各个城市在亚洲金融格局中的角色。他认为，伴随中国经济增长，香港和上海市场会有很大发展；东京则有它独特的位置，支撑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而对于新加坡来说，希望相对于其它金融中心，扮演提供综合服务的角色。具体说，就是如何使新加坡与其它经济体相关联，并满足他们的需要，在东南亚和亚洲，把全球市场和投资者与亚洲需求结合起来。新加坡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员，与印度有着深入的经济合作；同时，是第一个和中东国家签有自由贸易协定的东亚国家。因此，新加坡对这一需求的理解越深（这种需求往往并不能在单一市场上获得满足），就越能扮演好这个角色。

　　在谈及新加坡货币政策时，王瑞杰指出，新加坡有一批非常高水平的专业人士在制定货币政策。与此同时，在决策上并不教条，新加坡不认为必须要套用这种或那种模式。对于汇率机制学术研究认为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固定汇率制或自由浮动汇率制。新加坡采用的是一种独特的模式，总结为“BBC体系”，即爬行盯住（crawling）一个“货币篮子”（basket），在一定区间（band）内，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浮动。

在回答中国可以向新加坡借鉴哪些经验时，王瑞杰认为，很难讲哪些具体的经验新加坡可以提供给中国，因为两国的经济条件有很大不同。如果有一点可以借鉴的是，货币政策需要考虑所有其他部门的经济条件和政策，在这一大环境下进行决策。新加坡严格的财政政策纪律对新加坡经济是很有帮助的，同时要考虑商业银行系统、法律系统、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等因素。他说，在他和中国人民银行交流的过程中，他注意到中国人民银行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不同部门协调运作的重要性。

上述报道是《财经》继考察日本结束“失去的十年”的复苏经验后（参见《财经》2006年第1期封面文章“解读日本改革”），《财经》再次以封面报道的方式对又一个亚洲国家的金融和经济所做的深入调查。除王瑞杰外，自2005年底以来，《财经》记者还分别在新加坡、北京两地采访了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新加坡交易所总裁汪瑞典等政府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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