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定市区西部，有一条贯通南北的乐凯大街，中国乐凯胶片集团公司（简称乐凯）总部就设在这条街上。
乐凯从电影胶片到民用胶片，从黑白到彩色，再到如今的光学薄膜材料生产，乐凯在中国影像信息记录产业中创造了一百多个“第一”，有着绝对的霸主地位，行业内中国就一个乐凯。因此乐凯的员工开玩笑说，“我们研发一个新东西，就填补一项国内空白。”
创建 造胶片，犹如造火箭
1958年，大跃进开始。这年，在河北保定，一家电影胶片厂成立了，这就是乐凯的前身——保定电影胶片厂。朱碧英退休前是乐凯集团的副总工程师，她见证了乐凯创建之初的风风雨雨。
“1958年来到保定筹备处的时候，乐凯南大街这块儿还是一片空地，为什么选在保定，一是保定的水质好，这是做胶片首要考虑的因素，一是离北京近。还有一个条件，原来棉纺厂要过来建二棉，探测资料都有了，又是平地，我们过来十分方便，不需要拆迁。”
保定电影胶片厂奠基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曾经题词：“电影是艺术的机械化，它的教育功能很大。能自行制造胶片，犹如能制造火箭。”
郭沫若的比喻在当时一点也不过分，曾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过的朱碧英回忆，“那时胶片是很有利的宣传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需要做宣传工作，需要胶片。当时我们在东北也是那样，没办法自力更生，美国禁运，胶片进不来，就把旧胶片的药膜洗掉，形成一个片基，再在一个机器上涂一层或两三层乳剂，当时就在东北做再生胶片。做出来的再生胶片质量很不好，涂出来边缘总是不圆，现在我们涂得很宽，边上都要切掉，只要中间的，但那时只有很窄一条，想切也切不掉，用一用也觉得不行，后来国家就决定建一个胶片厂。”
困难 用茶炉热水供应蒸汽
大跃进时期的各项大建设，都喜欢用“大会战”之类的说法，保定电影胶片厂的建设就被称为一场“会战”。来自“老大哥”苏联的专家们是这场“会战”的指导者。“会战”的主要兵力，则是包括朱碧英在内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
资料显示，1965年，乐凯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批黑白电影正片。然而，原乐凯生产处处长谭绍勐告诉记者，实际上早在1959年7月1日，乐凯就用很简陋的东西生产了中国的第一卷黑白电影正片。
“1959年初，我们两批在天津和汕头实习的技术人员回到保定，抢着安装，在当年7月1日拿出了一卷黑白正片献礼。这等于是试验生产，但拿出来可以用，当时设备非常简陋，没有蒸汽供应，就用烧茶炉的办法供热水溶解乳剂，乳剂合成时也要温度，这些热源就是靠茶炉热水来供应的。批量生产是在1965年后。”
随着世界形势的风云变幻，苏联与中国关系交恶，撤走了专家。一些没过来的机器设备和技术指标都过不来，当时好似天大的困难摆在眼前。
“当时我们就非常困难，片基来了，但缺一个三柱活塞泵，就是打棉胶的泵，还缺一个电机自动控制板，很着急，怎么办呢？就派人出去弄，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图纸，反正有一个同志，一个中专生，指定他专门找这个三柱活塞泵，一直在外面跑这个，这个人姓曹，后来我们都叫他曹三柱。”朱碧英口中的曹三柱成了当时厂里的知名人物，而像他这样的人，其实也不少，因为当时面对的技术难题实在是太多了。
“再就是技术的问题，当时的彩色片是从苏联过来的资料，是水溶性的，现代人可能不懂什么是水溶性、什么是油溶性，水溶性色彩陈旧，不好保存，而油溶性颜色鲜艳，饱和。苏联的这个资料是二战时从德国弄过来的，也不是最先进的东西，还是水溶性的，而当时外国的公司做的都是油溶的。”
转机 不分白天黑夜搞科研
由苏联撤走专家一事，乐凯认识到了自己开发并掌握技术是多么珍贵，所以在七十年代的乐凯就非常重视核心技术。当时乐凯除了有一个厂，还有一个研究所，厂和所是平行关系，王铁彦1975年来到乐凯研究所，退休前是研究所的所长。
王铁彦一到厂里，就投入到了研究油溶性彩色电影胶片的工作中。当时的研发还只能叫做仿制，“我们拿来柯达的产品，剖析它的结构，把片子切得薄薄的，显微镜放大，分析涂层结构。彩卷有十几层，每层十几微米，把每一层剥下来，集中到一块儿分析成分，再搞有机合成。”
回忆起当年的生活，王铁彦认为那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虽然是科研人员，却和普通工人打得火热。“我们通过分析和试验，研究乳剂的配方以及黏稠度，既要搞科研，生产的时候还要一步一步跟着工人走，因为不放心，怕出问题，生产都在暗室中进行，工人出错了你也不知道，就得一直盯到尾。工人是四班人马三运转，我们就是不分白天黑夜，顾不上吃顾不上睡。”
当时中国生产胶片的厂家不止乐凯一家，但最终“活”下来的，却只有乐凯。“那么薄的胶片，一米二宽，几十米长，在上面要涂上十几层膜，要求不能有一点不均匀，如果有一微米的点，放大在银幕上就不得了，要是有个气泡，胶片就报废了。质量要求你的工艺水平、配方水平都非常高，很多其他厂家达不到。从国内来说，上海、无锡、辽宁都有电影胶片厂，都在研制，但最终只有乐凯成功了。很多东西能开发出来，但批量生产的话质量就不能保证。做样本很容易，真正规模生产就难了。”
辉煌 “当时整个市场都是乐凯的”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油溶性彩色正片就研制成功了，乐凯步入第一次辉煌时期。王铁彦和他的同事的研发，使得乐凯电影胶片成功地从水溶性转到油溶性，成为乐凯厂的“吃饭”产品，王铁彦骄傲地回忆，“当时整个市场都是乐凯的”。
记者在乐凯展览室看到了“乐凯”这个品牌的前身，友好牌、幸福牌……甚至还有个别具时代特色的“代代红牌”。王铁彦记得厂里有一个工人，文革的时候很“红”，文革之后也干得挺不错，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就叫“代代红”。
当时所有电影厂使用的胶片都是代代红牌，我们现在看到的90年代之前的老电影，所用的胶片几乎都是乐凯生产的。那时候王铁彦常常在各地出差，各个电影厂在使用过程中的问题，都要亲自去指导和解决。
王铁彦在乐凯厂的二十几年里，见证了一、二、三代油溶性彩色电影正片、乐凯彩色胶卷、乐凯相纸等产品的诞生。他告诉记者，这些产品都是乐凯在特定时代的“当家”产品，这都是让他值得骄傲的事。
转型 从生产电影胶片到民用胶片
80年代初，乐凯从日本引进了一条彩色生产线，现在中国人的彩色回忆，从那时已经开始。乐凯是“LUCKY”的音译， “乐凯牌”商标在1985年3月正式启用，乐凯也在那时经历了第一次转型，为了适应市场需要，从更多生产电影胶片转变为生产民用胶片。而乐凯胶片和相纸的问世，就因物美价廉受到了市场的欢迎。
“乐凯是十二三块钱一卷，最低的时候九块钱，柯达、富士的二十多块钱。如果拍的时候小心点，找个好的地方冲洗，人们觉得买乐凯是特别合适的。”王铁彦说，因为乐凯的性价比好，质量能够基本接近柯达或者富士，曾经有很多照相馆的人排队购买，有心急的人甚至直接找到了厂门口。
1986年，乐凯和厦门、汕头、上海三地的胶片厂几乎同时引进了新的涂布生产线，但因为引进理念的不同，最终乐凯得以独立潮头，其他厂家要么倒闭要么被收购。
据原乐凯生产处处长谭绍勐回忆，“汕头的公元，厦门的福达，上海的胶片厂和我们都分别引进了涂布生产线，但走的路不一样。公元和福达是全套引进，除了引进硬件之外也引进软件，花销多，吸收起来慢，最终因为负债太多而倒闭。而上海的胶片厂只引进了技术人员，他们自己画图纸搞了一套涂布机，最终还是没弄成。保定胶片厂只引进关键的硬件设备，引进专业，工艺技术和配方上我们自主研发，原材料供应也是以国内配套为主，当时我们原材料的自给率大概占了90%以上。”
最终，乐凯成为硕果仅存的胶片厂，就是由于建设了一个以独立自主为主生产体系，引进硬件，必要时引进一点软件，但不受制于人，走了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而在配方的研制上，王铁彦和他的同事们，则付出了三到四年的时间。“乐凯引进日本的关键设备，自己开发配方。当时乐凯的总经理陈兆初夹着鞋就来研究所找我了，他找我来肯定没好事儿，这次是研究配方。”
“原来的设备是两层一涂，六层的片子要涂三次，十几层的片子则要涂个五六次。新设备呢，是一次涂完，速度要快。装备速度要快，要稳，所以我们引进。配方我们自己组织人开发，乳剂的粘度一点一点试，三四年才研制出来。”
现状 开始筹谋第二次转型
数码技术的发达使得民用胶卷的市场越来越小，乐凯又开始筹谋第二次转型。乐凯的影像记录、印刷材料向数字化转型，并充分集成企业在涂层、成膜、微粒方面的三大核心技术，重点发展聚酯薄膜（PET）、三醋酸薄膜（TAC）、聚乙烯醇膜（PVA）中高档薄膜及带涂层深加工产品。
乐凯做胶片的核心涂布技术是全国唯一的，把乳剂涂层成膜，拿彩色胶卷为例，乳剂层一共有14层，分两次涂成，每次7层，而且每层的作用不同，层层不能混，可控到最小的原子程度，涂完之后对厚度仅是头发丝的十几分之一。这个技术在国际上也只有四个国家五家公司可以做，美国、日本、德国和中国。因此乐凯集团转入带涂层的中高档薄膜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所谓的高档薄膜加工说起来枯燥而专业，其实和我们的生活也息息相关，笔记本电脑和液晶电视的显示屏、太阳眼镜膜、汽车玻璃膜、军用防弹玻璃夹层膜等都采用了这类薄膜技术。现在乐凯集团下属的合肥两条生产线已经投产到液晶显示方面，汽车膜已经进入到了试用阶段，将来涉及的方面将会更加广阔，就像当年的乐凯胶卷一样，一旦我们有了自主品牌，对于同类进口产品的价格冲击将是不可避免的。也为我国在这一领域赢得了国际话语权.
（责任编辑：刘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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